【大紀元7月10日訊】民主是中國的百年追求，可是中間擱置了數十年，直到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未的改革開放，才又重申走向民主是我國的政治目標。然而三十年過去，除了政府機構越「減」越肥大的行政改革之外，政治民主方面障礙橫生、阻力重重，幾乎沒有實質性進展。然而社會現狀不等人，形勢不等人。面對富政府窮百姓和政府權大責小的多重現實反差以及頻發的社會問題，人們心照不宣，政治體制是瓶頸。而三月落幕的台灣選戰和周邊封建小國紛紛向民主轉型，也帶給我們強烈刺激和緊迫感。
可這樣一種情勢之下，對民主的非難耐人尋味地空前活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蘇格拉底之死證明民主之下的多數暴政和拿民主導致希特勒上台來唬人。這兩種說法並非今人的發明，只是重拾起來，更多了對歷史的簡化和誤讀。
一．蘇格拉底事件能在多大程度上證明民主制下的多數暴政危險？
前不久，汪洋在廣東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講了一番話，說「我們的民主探索過程中損耗最小，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民主的結果相對科學，這是值得引以自豪的地方，我們應該有信心創造出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的制度模式。」還提出要區分好民主和壞民主，「民主就像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比如台灣民主是好民主還是壞民主？蘇格拉底作為創造民主的人，最後卻被民主投票判處死刑。民主如果不科學會成為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
是不是「損耗最小，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是不是結果「相對科學」，這不是個理論問題，而只是一個要不要尊重事實的問題，因為事實就擺在眼前，每個感官和認知能力正常的人都能觀察、體驗和判斷。評判台灣民主算不算好民主，其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台灣的民主有沒有自我改進潛力；更重要的是，就算台灣是壞民主，這壞民主下的台灣，民眾與政府之間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關係，那裡的民生、民權又是怎樣一種狀態。而這些，都可以在兩岸之間進行觀察和比較。倒是拿蘇格拉底被判死刑說事，這已經有相當長歷史的說法很迷糊人。由於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多數票決這一民主制基本工作原則的直接結果，以這個悲劇性事件來證明民主制度下的多數暴政危險，就成了很帶傾向性的看法，連倡導解放思想、主張「網絡民主」的汪洋先生也信了。然而，蘇格拉底事件說到底只是民主制下一反常事件，用它來證明多數暴政，說服力很有限。蘇格拉底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也是一個偉大愛國者，當雅典面臨強敵時，他義無返顧走上戰場保衛自己的城邦。但他不支持民主制。他一生都在挑民主制度的刺，這樣一位牛虻式的哲人能得享高壽，其實表明民主雅典相當有包容精神。他被處死無疑是雅典民主的污點，可是造成這一結局的原因很複雜。當時的雅典剛推翻「三十暴君」的統治而重新恢復民主制，雅典人對暴君統治下的殘酷血腥記憶猶新。這批人掌權的短短幾個月間，雅典公民的生命和財產遭受損失之慘重，根本不是先前數百年民主政治種種失誤造成的損失能比的。
評價蘇格拉底悲劇，這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暴君的痛恨、對再度喪失自由的恐懼以及蘇格拉底本人對民主的態度等綜合因素導致了對蘇格拉底的審判。由於「三十暴君」中幾個主要成員都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他自己的言論又給了民眾他一貫反對民主的印象以及瀆神的印象，對他提起的腐蝕雅典青年的控罪並非空穴來風。然而即使被控，他也完全可以脫罪；即使被認定有罪，起初也不過被判罰款而已。就算撇開導致審判的複雜因素，僅僅根據一再被激怒的陪審團最終作出那個使雅典民主制蒙羞的決定來證明多數暴政，結論也過於簡單化。誠然，單純就事論事，指陪審團這一決定具多數暴政性質，也說得過去。無論如何，大陪審團中大多數成員最終聽任了情緒而不是理性。憤怒情緒支配下的投票的確容易滑向多數對少數的暴政。可是雅典民主的歷史中，這種情況很少見。哪怕被後世指責為貶抑、打擊傑出人士的陶片放逐法——該法使公民大會有權通過陶片投票把人們認為對城邦有危險的人逐出雅典，這一制度設計的確存在後世批評的問題，但也有效防止了任何個人凌駕於城邦和全體公民之上的企圖——實施中也不失節制和溫和。從實施到廢止的90年間，僅有10人被逐，對被逐者，只是令其離開雅典數年，不奪人財產毀人名譽，更不要人性命。完全沒有三十暴君統治下那種對政敵的殘酷性。
蘇格拉底事件之所以在後世反覆作為民主制的污點被提起，恰恰因為在民主制下很反常；因為反常，所以就突出。如果經常發生而呈常態，人們見怪不怪，反倒失語了。
反常事件證明不了什麼，但可以作為人類反省民主制度、提防多數暴政的契機。不過，慮及民主制度下的多數暴政危險時，應該對發生幾率有個基本判斷。尤其在當下中國，如果只盯住對我們來說尚屬未來可能性的危險，卻忽略了少數對多數的暴政這一經常而現實的危險，這樣的思維就未免時空錯位了；如果以未來可能的危險轉移視線，掩蓋人們正經歷著的現實危險，就不止是時空錯位了。
二．民主使希特勒上台？
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近兩年在我國很流行。鳳凰寬頻「李敖有話說」在渲染此說時用了個扯人眼球的標題：「民主的濫用導致希特勒上台」；內容更聳人聽聞：「希特勒證明了什麼？證明了民主的恐怖」！繼而言之鑿鑿：「他當了德國的統治者，完全符合民主的程序，一點都沒有搞鬼，一點都沒有舞弊，完全就規規矩矩，按照民主國家的民主的程序，當上了德國的統治者，後來給德國闖了這種亡國的大禍。這就告訴我們什麼是民主，希特勒就是民主的產品……這就是典型的民主的產品」。這番大有恐嚇意味的話，借助鳳凰台和網絡的力量傳播得很廣。前一陣潘維也斷言：「西方民主曾經墮落為希特勒統治」（天益網站《中國問題：核心價值觀的迷失》）。
李敖和潘維的斷言，不過依託於希特勒上台過程中一個環節：他借助了民主制下的選舉。但這環節之外促成希特勒上台的其他重要因素，他們隻字未提。這些因素包括：民主傳統在德國的脆弱，戰敗恥辱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議會民主制在戰敗情況下突兀出現，它四面受敵卻完全缺乏應對經驗，導致大面積失業的經濟危機……正是這些因素給希特勒上台提供了條件，而選舉之所以能被他利用，離不開這些因素。
被稱為魏瑪民主的新制度，是德國戰敗後匆匆忙忙建立的。戰前的德國對內專橫、對外野心勃勃。1914年德皇威廉二世在世界縱了火，戰火熊熊燃燒了四年。戰敗後，他一心想保住皇位，卻已是內外交困，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堅持把德國廢黜皇帝作為跟德國談判的前提。威廉在國內也面臨退位壓力。11月9日，他被迫簽署退位詔書，交出了政權。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率先建立共和政府，阻止了社民黨的極左派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可是，儘管次年2月在魏瑪召開的制憲會議上制定了憲法，但舊制度的社會結構幾乎原封不動保留了下來。倉促建立的新制度脆弱而先天不足，而歷史也沒有給它自我鞏固和逐步成熟的機會。
新制度一建立，就置身於各種反對力量的顛覆陰謀之中。不管是效忠舊制度的保守派，還是一開始就以民主共和死敵面目出現的希特勒，都無時不在謀劃顛覆議會民主，政變、暗殺……無所不用極其。而人民長期被排斥所造成的國家治理上的人才真空，又迫使魏瑪政府大量留用舊制度官員，其中不少人極端留戀舊制度。仇視民主共和的人大量存在於政府內外，他們利用一切時機聚集力量，事實上，剛從舊制度倒台的震盪中緩過氣來，就迅速聚集起了強大的反民主力量。面對這些虎視眈眈的力量，魏瑪民主缺乏經驗、束手無策，而且漫不經心，疏於防範。最不可理喻的是對希特勒的危險掉以輕心。希特勒從不諱言對民主的仇恨，一開始就把摧毀議會民主製作為目標。他在《我是奮鬥》中聲明：議會民主必須由納粹專制取代。1930年作為證人出庭時更宣稱：「我可以向你保證，當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這場鬥爭中取勝的時候，屆時將會有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法庭。那時，1918年11月革命將會受到報復，人頭將會落地！」而且希特勒反民主決不限於發表可怖的言論，納粹黨成立後便迅速建立起了一支准軍事武裝力量——衝鋒隊。這支暴徒隊伍橫行無忌，十多年間，到處搗亂和破壞其他政黨的集會，到處威脅和恐嚇平民，製造褐色恐怖。在對付民主制度上，希特勒有綱領、有政變行動，還擁有專屬其納粹黨的武裝力量。儘管1923年政變失敗後轉變策略，可是黨派武裝不僅繼續保持，還不斷擴大規模。魏瑪政府竟也聽任了這支黨派武裝的存在和坐大。這在民主史上是奇聞一樁。
而此時正經歷著戰敗恥辱、承受著沉重債務的德國人民難以接受德國從頂峰上跌落下來而任憑戰勝國擺佈的現實。他們對戰敗後突然降臨的議會民主制缺乏信任，更缺乏保衛它的決心。對許多普通工人、市民來說，恢復德國在戰前達到的強國地位、克服混亂重建秩序、提供就業，遠比實行議會民主制有吸引力。中產階級對社會民主黨左派想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充滿恐懼；跟舊執政者有千絲萬縷聯繫的軍界人士、大工業家、金融集團則把共和國看成戰敗帶來的不幸，破壞魏瑪政府是其經常作為。他們利用落在魏瑪政府頭上的帝國遺留問題和戰敗遺產，特別利用了戰勝國強加戰爭賠款這一事實，故意把帝國遺留的困難和戰敗的恥辱跟共和國捆綁在一起，誹謗「共和國出賣了我們的榮譽」，敗壞魏瑪政府的名聲。
但置身於嚴重危機之中的魏瑪民主窮於應付，始終未找準自己的位置。民主力量不僅疲軟無力，還不斷內訌。當納粹危險迫在眉睫，作為民主派中堅的社會民主黨卻糾纏於「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意識形態之爭，他們迷信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特別是社民黨左派一直為得到的是「資產階級民主」而非他們追求的「無產階級民主」深感不滿。而社民黨跟共產黨視彼此為敵，進行意識形態鬥毆，卻忽視了危險的共同敵人——希特勒。
然而，即使如此的危機四伏，魏瑪民主仍然運作了十來年。納粹咄咄逼人，但在世界性經濟危機尚未襲來之時，即1930年大選之前，他們在議會的席位最多時也從未超過32席（這個數目僅勉強佔議會席位5%）。是世界性經濟蕭條為納粹形成排山倒海之勢提供了決定性條件。世界性經濟蕭條使戰後德國本來就不景氣的經濟雪上加霜。1930年5月，德國2100萬的僱傭勞動者中失業者高達300萬，1931年下半年就增加為500萬。當魏瑪政府正在同嚴重的通貨膨脹和驚人的失業率艱苦鬥爭之時，反民主力量卻在加速集結。大面積失業造成的絕望心理給希特勒帶來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充分利用了這種心理以及這種心理跟戰敗恥辱而生的怨恨、復仇心理交織而成的非理性情緒，提出所謂「立竿見影」的「普遍就業」計劃，並進行「雪恥」、「復仇」之類民族主義蠱惑。
經濟危機把絕望的人們推向了納粹運動。1930年選舉，納粹席位大幅上升，從12個突然升至107個，成了議會中不可忽視的大黨。1932年4月總統大選中希特勒得票達到36·8%。然而，儘管取得可觀勝利，贏得了議會大黨地位，卻並未獲得組建政府必要的多數。始終有不少選民對希特勒和納粹黨心懷疑懼。其間，魏瑪政府曾一度針對胡作非為、到處製造暴力事件的衝鋒隊下禁令，可在時局最為混亂和動盪不安的1932年，為了安撫希特勒，竟撤消了禁令。褐衫暴徒脅迫了許多選民，但製造的街頭恐怖也招致許多選民反感。同年11月選舉，作為對衝鋒隊恐怖活動的反應，有200萬選民拋棄了納粹，使之失去4%的選票。想通過獲得議會多數席位順利上台的希特勒再次落入低谷。
希特勒最終也沒能通過選舉贏得多數席位，卻在1932年8月急不可耐地公開宣佈要立即上台了。這無異於是宣佈奪權。事實上，希特勒並非如某些人所說，是通過選舉上台的，更不是什麼「一點沒搞鬼，一點沒舞弊，完全規規矩矩……」。納粹在1930年選舉中席位大幅上升成為大黨後，希特勒野心膨脹，極力向軍隊滲透，納粹黨徒很快打入各軍種，破壞了民主社會通行的不得在軍隊進行黨派活動的原則。受蠱惑的部分國防軍官在軍隊宣傳納粹思想，聯絡、勸誘其他軍官，要他們在納粹黨武裝起事時不向起事者開火。幾名軍官被捕後，希特勒作為證人出庭，誓言上台後將對以議會民主取代帝制的1918年11月革命進行血腥報復。向軍隊滲透事件本身就證明所謂希特勒是完全規規矩矩、按民主程序當上德國統治者之說站不住腳，而納粹長期縱容衝鋒隊對民主社會的秩序進行挑釁、破壞，暴力恫嚇和脅迫選民，更使此說靠不住。
最終使希特勒如願以償掌握政權的，是政府的錯誤策略以及政界、軍界、經濟界中舊勢力頭面人物跟希特勒之間進行的一系列交易。年邁昏聵的興登堡認為如果不讓希特勒當總理，他將離開聯合，任何人組閣都將難以控制他和他可以積聚起來的破壞性力量，興登堡等人的盤算是：給希特勒當總理的甜頭，但內閣成員中納粹是少數，這就把希特勒約束住了。而政府內外的舊勢力代表則有著跟希特勒相似的政治目標：建立一個民族主義的右翼獨裁政權以取代議會民主制，重新走擴軍備戰、對外擴張的強權道路。他們看中希特勒的強硬立場和在民眾中的蠱惑力，是他們在希特勒在1932年11月選舉失利的情況下協助他當上了總理。
概括地說，是戰後德國聚集起來的巨大反民主改革的力量使魏瑪政府處境孤立，是魏瑪民主自身的缺陷給了希特勒可趁之機，民主派的軟弱、內耗使希特勒坐大；經濟蕭條導致失業率驚人增長，則如史學家梅尼克所說，是驅使人們投入希特勒運動的「最有效事變」；而舊勢力跟希特勒的交易最終使希特勒在並不具備組閣所需的多數席位情況下登上了總理寶座。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是希特勒通過民主選舉上台，毋寧說是一場合謀政變助他取得政權，更合乎真相。
然而，說民主使希特勒上台的人，把納粹利用德國遭遇經濟蕭條而失業人數劇增的局勢在選舉中贏得大黨地位這一件事從希特勒上台的整個背景和過程中剝離了出來，無限放大；卻把其他所有促成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因素和情節隱匿在了無限放大的選舉環節背後。這種高度的選擇偏向令人費解。可是更詭異的是，不僅促使希特勒上台的若干因素進行選擇性放大和隱匿，而且把後來希特勒德國製造的一切苦難栽贓給民主。他們絕口不提希特勒一上台就立即著手清除議會民主的一切痕跡，徹底摧毀民主制度，絕口不提希特勒通過對民主制度的摧毀，通過禁黨、禁言論、取締結社自由，使憲法權利失效為其個人獨裁掃清了障礙。而納粹德國大規模的暴力犯罪正是在清除掉民主制度的一切痕跡、廢除了人的憲法權利之後開始的。這些至關重要的事實也被隱匿了，於是，發動侵略戰爭、屠殺猶太人以及希特勒時期犯下的其他國家暴行統統歸咎於了民主。所以，李敖就可以說「民主最後責任要共同分擔了，不單是獨裁者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這時候才知道，原來這些就是民主的產品」，「這就是典型的民主的產品」。然而，希特勒徹底摧毀民主之後發生的罪行還能算在民主賬上嗎？
民主需要人們像對自由一樣以持續的努力去維護，也需要在不斷反思中改進。但栽贓、恐嚇不是反思。
柏楊談及台灣的民主時說：「民主政治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不能讓它死掉，雖然小孩很醜，但也要讓它長大，要小心呵護。」——那時的魏瑪民主也是一個丑小孩，它很弱、缺陷又多，但魏瑪民主沒有得到長大的機會。夭折的原因很多，但希特勒是摧折民主的元兇，而決不是「民主的產品」，也決然扯不上「西方民主曾經墮落為希特勒統治」！@(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