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中國知識界對這個抗戰中的大學發生興趣，不僅因為這個大學為戰時和以後的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更在於這個大學為中國知識分子養了「士」氣。正如一西南聯大學生所言，西南聯大具備了雙重意義，「一個是表面的意義，那當然就如其名稱所揭，是一個『學校』，是一座研究學問、傳授知識的最高學府；但在另外卻還有一重不為人們所見的隱潛意義，那就是一個醞釀輿論，領導思想的政治中心。這一面雖然潛隱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卻是西南聯大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意義』。若棄此不顧，只談上課講學，那實在不能算是瞭解西南聯大」
作為實體的西南聯大早已逝去，但作為學術研究對象，西南聯大總會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學者來研究；作為精神像征，西南聯大很可能會被與她有過直接間接聯繫的人們時常懷念；作為美麗的神話，隨著時代的流逝，人們可能會在她身上寄託越來越多在現實中難以實現的理想。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還期待那樣的時光重回當下，那樣的風采再現眼前……
一、理想決定現實
西南聯大的建立，來源於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情感和對教育理想的追求。西南聯大建立的動議，來自胡適、王世傑和傅斯年。這幾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在國家危難中幫助政府作出的歷史選擇，時代證明是富於遠見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西南聯大最初叫「長沙臨時大學」，胡適本來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戰時徵調」，沒有去成。後來胡適給張伯苓、梅貽琦的信中曾說「此時因政府頗有意把我充軍到海外去，所以不能來，只好在此為兩公及孟麟兄做一個駐京代理人。」1946年底，聯大九週年校慶的時候，胡適說：「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為如以九年計，也是創辦人之一，且為倡組臨時大學者。」
西南聯大的設立，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想的實現。在抗戰初起的民族危難中，能把眼光放遠，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為國家保存學風和「士」氣的角度來考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7年夏天，胡適參加廬山談話會，在教育組上曾講了四點：
1、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的教育。
2、如果真需要一個中心思想，那麼「國家高於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動的目標。
3、主張恢復「有同等學力者」一條招考辦法（以救濟天才，以阻止作偽犯罪）。
4、 教育應該獨立，其涵義有三：① 現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② 政治勢力（黨的勢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任聘，皆不得受黨的勢力的影響；③ 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的偏見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
廬山談話會，是中華民族在最危機的時候，召開的一次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真正政治協商會議。國民政府當時還請了郭沫若，但他沒有去。何廉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到過當時蔣介石看到郭沫若名單時的態度。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戰爭爆發以後，教育也應該根據戰爭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有人主張成立短訓班，讓大學生可以參加戰時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辦高等教育。幸虧胡適和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意見佔了上風，不然戰後中國文化教育面臨的將是另外一種局面。
胡適所以堅持戰時教育就是常態教育的觀點，一是出於對教育的深刻理解，二是接受了其他國家的教訓。1941年，竺可楨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一文中也認為：「大學培養的是領袖型人才，要使大學生能擔當得起日後建國的重任，單教他們具有專門技術是不夠的。一個國家，外患不足畏，內憂不足懼，惟有一般領袖缺乏清新的頭腦、遠大的眼光、堅強的意志最可怕。因此，絕不能單從國防的需要著想，把大批大學生送往前線。另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美各國都把大量的大學生送上前線，這是一個失策，許多國家到了戰後才認識到這個問題。竺可楨說：「幸而我們的中央政府從頭即決定了維持高等教育」的做法，並堅持了戰時教育即平時教育的理論，否則就會重蹈英美等國的覆轍。錢穆當時也有類似的看法。
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政府凡接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想時，多數決策符合文明主流。吳宓在他日記中，對當時還在清華讀書的何棣棣講過一番話。吳宓發現，中國近世歷史：
1、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維新Reformation）派敗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勝，然右派之學識較深宏而主張較正確。
2、日本之一貫政策，為破壞中國之統一政府與中央集權。中國人則為虎作倀，自壞其綱紀規律與忠誠之信念。昧於以上所言二事，而號呼救國，殊類南轅北轍。
中國現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數在國家前途的考慮上富有遠見，比如胡適、陳寅恪等人。吳宓在日記中說，他那時常和陳寅恪散步，陳寅恪認為：「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蓋以勝敗繫於科學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況中國之人心士氣亦虛驕怯懦而極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實，憑理智，以觀察論斷。但恐結果，徒有退讓屈辱，而仍無淬礪湔祓耳。」當時西南聯大知識分子主要考慮的是為國家保存實力，並不是害怕與敵人作戰，戰前主張通過外交方式解決中日問題的知識分子，比激烈主張抗簡單抗戰的人要更有勇氣。
任鴻雋也在《為新入學的學生講幾句話》中告誡青年：「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搜索不滿十萬噸的海軍，有什麼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槍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槍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曉得東亞弱小民族在哪裡，怎麼能組織起來為抵抗強日。」
西南聯大，就是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思考國家前途背景下設立的。
二、學術獨立決定大學成敗
大學獨立是現代大學的主要特徵。「獨立」二字，不意謂國家不管大學，而是國家不對大學的內部事務，特別是與思想和學術有關的事務進行干涉。
中國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建立的時間並不長，但中國現代大學的起點很高，標誌是中國現代大學的開端直接與西方現代教育接軌，這使中國現代大學從開始就呈現一派生機。清華1925年在原留美預備學校設大學部，1928年正式組建清華大學，但只用了10年時間，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已成為世界知名大學。可以從她的成功中找出許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開始時能夠吸取現代大學的精華，就是大學獨立和教授治校，這是現代大學的命脈。切斷了這個命脈，大學的一切就要變形。
當年國民黨也千方百計想在大學插足，但收效不大，因為那裡的教授不買這個賬。陳序經當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時，大約1941年前後，國民黨為加強對西南聯大的控制，要求當時擔任院長以上職務的教授都得參加國民黨，陳序經知道後對他的一個學生很堅決地說：「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不僅個人有這樣的勇氣，整個學校也具備這樣的氣質。1939年，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後，為了加強對大學的控制，通過行政手段，對大學教育的諸多方面強行統一管理，其中有些規定是合理的，比如統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頒布大學課程科目表，統一課程教材，大專以上學校畢業考試實行總考制等等，嚴重窒息校園的自由空氣，限制師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聯大師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聯大教務會議對教育部的統一大學課程教材和學生成績考核辦法等，據理抗駁，要求教育當局給予學校更多的教學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明確表示「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對外在干擾是這樣，對自己也是如此。蔣夢麟在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以後，當時沒有立即辭去西南聯大常委（相當北大校長）一職。江澤涵在給胡適的信中就說過：「騮先、孟真勸他辭北大校長，因為他兼北大校長，違反他手定的大學組織法。」不久蔣夢麟還是辭去了聯大常委一職。在當時的西南聯大，表現大學獨立精神的事例不勝枚舉。
三、容忍風氣決定大學氣質
中國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學，在戰時條件下臨時合作，可以設想其難度。當時國民政府還在陝西固城設立了西北聯合大學，但不到半年就散夥了，雖然原因有多種，但確實有知識分子精神氣質方面的原因，西南聯大的成功，應當說是自由主義氣質在現實中的體現。
我們讀錢穆的回憶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可以發現西南聯大也不是沒有矛盾，也有衝突的時候，但教授間比較有容忍的氣度。錢穆曾提到當時有些教授對各院院長多由清華人擔任有意見，想鬧事，但當錢穆一講「此乃何時」，大家就平靜了。在危難中大學教授表現出的品質，說明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實際生活中還是養成了健全的人格。比如三校校長間的合作，也相當不容易。如果沒有他們的合作，在那樣的情況下，要把大批教授團結起來，延續中國教育的命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總體觀察，中國自由主義主義知識分子還是識大體的，特別是那些受過中西兩面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體現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識分子能辦成大事的一個例證。抗戰前，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之間，並沒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個校長的辦學風格也不同。西南聯大初期，三校開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過猜疑，有過觀望。
葉公超回憶：當年他到了長沙以後，才知道蔣夢麟仍在杭州，他回來以後，葉公超問他南開和清華的兩位校長什麼時候來，蔣夢麟並不樂觀，不過他說，假使他們兩位不來，我們也要把大學辦起來。那時候的情況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窮慣了，什麼事不一定要有什麼規模，只要有教員、有學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課。清華是有家當的學校，享受慣了「水木清華」的幽靜與安定。南開好像脫離了天津的地氣，就得不到別的露潤似的，總覺得政府要在後方辦大學而要他們來參加，他們當然不能夠把家當挖出來。清華有穩定的基金，但是格於條文不能隨時動用。蔣夢麟和葉公超他們幾個人，內中也有少數清華南開的教授，天天沒事就出去遊覽山水。晚上聊天的時候，三校同床異夢的情況，大家都避免表露出來。大家總是要打聽張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到長沙來。他們隔幾天就向教育部去電催駕，教育部回電很快，總是說他們的電報已經轉給張校長了。梅貽琦也遲遲沒有確實的消息。當時就有人主張蔣夢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於說，假使張梅兩校長不來，我們就拆夥好了。蔣夢麟當時的反應是很見性格的，他說：「你們這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後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麼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麼長期抗戰？我們多等幾天沒有關係」。
後來張伯苓、梅貽琦都到了昆明，聯大前後9年，三校不能說一點矛盾沒有，但總的說是合作成功的。
張東蓀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評價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時曾說過：「中國接受西方文化雖只短短將近五十年，然而卻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養成一種所謂Liberal Mind。此字可譯為『自由胸懷的陶養』，乃是一種態度，或風格，即治學、觀物、與對人的態度或性情，亦可說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為時雖然不太長，幸而對於這個精神卻已植了一些根基。雖然有待於將來的更發揚光大，卻不能不說已經有了萌芽。為了將來發展科學，為了中國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這一些萌芽是必須保全下去，千萬摧殘不得的。」
王浩回憶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時的情景，他的感受是：「大體上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都是好的。」「有時我覺得當時聯大有相當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備了中西文化的優點，彼此有一種暗合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
一所戰時組建的臨時大學，在幾十年後還讓人懷念，必有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因素。
──轉自謝泳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