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1979年夏季，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後，曾經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
面對這番話，以及類似這樣的話，我總是疑竇叢生：打倒馬寅初，批臭新人口論等等，真的如他們所說，是冤假錯案嗎？
根據資料記載，早在50年代初,馬寅初就注意並開始研究中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實際問題，在《新人口論》中,提出了「我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命題,認為1953 —1957年,中國人口很可能已超過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為20□的結果。如果按1953年統計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後同實際的人口數字一比,就會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了」。
我注意到，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要說有多複雜，就有多複雜，因為，它是有關國計民生，有關人口，有關社會等的大學問，需要大量紮實的調查、分析等，才能得出相對正確結論的大學問。但是，許多的高深學問，往往能夠用簡單、明瞭的語句說清楚其要義。
新人口論亦然。１９５７年春季，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當著毛澤東，說：「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１９５３年普查已經超過了６億，如果按淨增率千分之二十計算，１５年後將達到８億，５０年後將達到１５億。」「全國人均不到三畝耕地，大面積墾荒短期內又做不到，就糧食而論,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這就使得複雜問題簡單化，學術問題常識化了。
2007年，馬寅初《新人口論》發表50週年，全國各界隆重紀念馬寅初有人發表紀念文章說，「最近，我們又重讀《新人口論》和馬老一系列關於人口問題的論述，越發感到《新人口論》不是晦澀難懂、遠離群眾的思辨理論，而是通俗易懂、貼近群眾的大眾理論。」
毛澤東何許人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聰明如彼，對於已被馬寅初闡述得如此淺顯易懂的問題，就像1+1=2那樣簡單。
以有限的土地承載無限的人口，早晚必定人滿為患。正因為這個問題並非高深莫測的學問，早在1000來年前，有人就認識到中國人口可能帶來的問題了。初唐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怪異詩人王梵志，恐怕他是人世間第一個以筆墨提出「新人口論」和「計劃生育」的人。他寫過一些「現代味」非常濃厚的詩：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人人覓長命，沒地可種穀。
100多年前，來到中國，來到雲南的英國傳教士哈茲佩斯（中文名王樹德）和柏格理也發現了中國人口過多的問題。王樹德在1937年倫敦版的《石門坎與花苗》中描述了他上個世紀初期在中國昆明等地鄉村看到的中國人口現狀：與歐洲的現代旅館相比，這些客店既不舒適，也不那麼清潔，並且總是過度擁擠。這些年中國人口增加太多了。羅馬皇帝朱利安曾誇口：臣民就像我的鬍鬚一樣多。在中國這些邊遠地帶的客店裡，人的確像鬍鬚一樣多。柏格理在《在未知的中國》裡更進一步為中國人擔心：人口的無節制繁殖，使得漢人已經把廣佈於他們自己山上的樹林砍伐殆盡，他們只好以高昂的價格，向諾蘇人（筆者註：彝族人）購買生長於揚子江北岸的木材。我不知道，當揚子江北岸的樹木也被砍伐完了之後，漢人到什麼地方去搞到他們做飯，建房等都離不開的木材。
一個上千年前的「封建文人」也覺悟的道理，一個進入中國沒多久的「番邦」人也一眼看穿的事實，連說話也「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的開國之君，一個叱吒風雲、日理萬機的統帥，他在這件事情上怎麼下智上愚了？
是的，偉大領袖不是白癡，不是智商底下的人，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呢。我在一個資料裡還真找到了支持我的觀點的證據：毛澤東早在１９２０年開始探索中國革命和中華振興之路時，就針對生育上的無政府狀態和盲目性，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結局必至於人滿為患」。
由此可見，所謂「新人口論」，不論它是今天中國的馬寅初，甚至是更早些的英國的馬爾撒斯提出的，與我上述前一個例子一比較，都成了「舊人口論」了。
那麼，這個聰明人加明白人的偉大領袖，他何以要置常識於不顧，非要批倒批臭馬寅初？
我認為，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毛澤東當年「解放全人類」，將紅旗插遍全球，也即稱霸世界的野心還沒有死。要幹這樣的前無古人的千秋霸業，沒有成千成萬成億的「先烈」去填平、堵住「前進道路」上的溝壑，槍眼，那怎麼成。但這是偉大領袖在肚子裡盤算的，嘴巴，可不能把小九九口訣念出來，而要找冠冕堂皇的說法，比如「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還有那個年代的人們耳熟能詳的「人多力量大」，「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等等。此其一。
其二，殺一儆百，整肅知識份子的需要。馬寅初最初提出新人口論，是在1955年。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他的《新人口論》時，馬寅初都還在是北大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眾所周知，毛髮動反右，也正好是在這個時候。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人民日報》在毛授意下，發表《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的文章，不點名地批判了馬寅初，拉開了打倒馬寅初的序幕。接下來，便爆發了席捲全國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
馬寅初接下來表現出的「又臭又硬」，進一步觸犯了帝王的大忌。馬當年在公開發表的文章裡如是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聽任這種自以為是而又不識時務的臭老九一天指手畫腳，國不國，君不君，臣不臣，成何體統？人人都像你姓馬的一樣，有張嘴的都站出來對我發號司令，左右我的言行，天下人見我如此好欺負，且不人人都起來學你的樣子，早晚，我的主席帽子，還不知會戴到誰的頭上去呢。
正因為如此，氣急敗壞，惱羞成怒的偉大領袖派人放出話來：「馬寅初先生不服輸，不投降，可以繼續寫文章，向我們作戰嘛！他是個很好的反面教員嘛！」
馬寅初7月在《人民日報》上「倒豆子」，10月《人民日報》就以此為「七寸」，批判新人口論。顯然，馬寅初鑽進了偉大領袖引蛇出洞的，穩操勝券的「陽謀」圈套裡了。
其三，飛揚跋扈，頤指氣使的帝王性格使然。這一點，有林副統帥寫在「毛選」上的眉批為證：這個人，你說東，他就說西；你說西，他就說東。只有等他先開口了，你再順了他的桿子爬，你才可能「正確」。還有偉大領袖的兩個凡是為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還是副統帥加接班人最能搔著偉大領袖的癢處：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郭文豪與副統帥各有千秋，偉大領袖寫了錯別字，他如此「幫忙」：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巖」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
既然身為臣民，理當如是，只能如是。
大丈夫當如是：是鹿是馬、是白是黑，要左要右、要走要停，是成是敗、是死是活，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只能由霸王一個人說了算。「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還得點頭哈腰地照辦，只能埋頭拉車、別回頭看路地前進。這才顯現得出我的偉大，這才能證明普天之下，只有我一個人配當、能當主席。也惟其如此，才能當出這不叫皇帝、勝似皇帝的主席應有的滋味，感覺。啊，你出個鎪主意，我連連點頭稱是，你是主席，還是我是主席？你比我聰明，比我更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不是？搞錯沒有，完蛋去吧，你！
顯而易見，偉大領袖的打倒馬寅初，批臭新人口論，並非他不懂新人口論，也即他不是不想、不能控制人口，而是別有用心，老奸巨滑，故意不為。
可見，馬寅初的被打倒，根本不是什麼冤假錯案。冤假錯案，是因為證據、事實的收集、認定等司法環節出了差錯，使得案件的判定也跟著出了差錯。馬寅初案冤什麼冤，錯什麼錯啊？事前，人家早都有了既定目標，既定對象，早都胸有成竹，人家要打倒，要以警傚尤的，就是他這樣的人和事。
錯誤是可以改正的，犯罪則不可以改正。所以，這不是錯案，不是錯誤，而是犯罪，故意犯罪。將故意犯罪輕描淡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說成無心的「錯誤」，只能表明說話者人性和現代法制意識的嚴重缺失，甚至陽謀、是既往之罪的繼續，是對故意犯罪客體的進一步戕害，是對真理和正義的蔑視。
從王實味，劉少奇，彭德懷，林昭，章伯鈞，沈從文，張志新，遇羅克，到羅永忠，楊建利，杜導斌，李元龍，楊天水，師濤，呂耿松，胡佳；從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到六四，法輪功等等，等等，哪一個人，哪一樁案件，是符合冤假錯案的構成要件的？沒有，幾乎從來沒有。人家要批要判，要抓要關，要絞要殺，要消滅在盟約狀態的，就是你們這些不安分守己的人，就是這樣的不利穩定的事。
為此，我得替偉大的領袖和偉光正的黨說一句公道話：人家幾乎沒有搞過陰謀詭計，辦過冤假錯案，人家根本就不屑搞，也根本用不著搞什麼陰謀詭計，辦什麼冤假錯案，人家從來搞的多是陽謀妙計，辦的多是不冤不假不錯的，巴望將階級敵人、異己分子「打入十八層地獄，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鐵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