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1949年後中國對新疆的統治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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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5日訊】摘要:新疆之所以為「新」,就說明自古以來並不是中國的領土。新疆的歷史更是漢族入侵的歷史。新疆當地老百姓對漢人的統治一直不服,分離運動沒有停止過。

新疆有非常豐富的天然資源,中國將建設新疆成中國的能源基地與能源的國際大通道,新疆也是中國的核試驗基地,加上其地理位置,這些都是不可取代的戰略地位。

中國對新疆的統治手段,建立自治區是騙局,主要是同化與鐵腕。同化是漢族的大量移居,壓抑宗教信仰與維吾爾族文化。生產建設兵團是它的重要依靠力量。鐵腕就是殘酷鎮壓維族人民的反抗。但是從中共建國到現在,維族人的反抗從來沒有停止;目前東土分離組織除了向中國政府宣戰,還加強宣傳,爭取年輕人。因此如果中國政府不改變政策,尊重人權與信仰自由,所謂和諧只是流血。

(一)自古以來新疆不是中國領土

中共、對其所要染指的土地,或反對所謂的「分裂國家」,其最大依據是「XX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但是中國自己都沒有辦法說清楚,它的所謂「自古以來」的「古」是從哪一年算起,算不出年,算哪一世紀也可以,為何說不出?還不是這種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嗎?新加坡自古以來就是馬來亞的領土,1965年宣佈獨立;東帝汶自古以來就是印度尼西亞的領土,2002年也獨立了;還有科威特、捷克和斯洛伐克等等。這些都是上一世紀或本世紀重劃「自古以來」的版圖而宣佈獨立,科索伏也即將獨立。可見「自古以來」並不是「統一」的鐵定依據。

以此來看新疆問題,也是如此。新疆之所以為「新」,就說明自古以來並不是中國的領土。從歷史上來看,新疆的歷史更是漢族入侵的歷史。當地原來民族繁多,後來才逐漸被稱為突厥和回鶻。在2003年5月26日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也承認,「公元前101年,漢朝軍隊開始在輪台、渠犁等地屯田,後來擴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點成為漢人進入新疆後最初的分佈區域;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設立以後,或為官、或從軍、或經商,進入新疆的漢人連續不斷。」但是漢人進入當時稱為「西域」而現時稱為「新疆」的地區,並非說明那個地區就是漢人的領土,否則現在有中國人移居的地區豈非未來都該是中國領土?即使成立西域都護府,也只是說明漢人想把那裏據為己有,但是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每逢中原出現亂局,西域就一定反叛,與「中國」互相攻伐,戰爭聯綿不斷。否則沒有公元73年的班超出使西域,使用綏靖和鎮壓兩手,到94年才平定西域,公元102年班超回到中原,前後長達29年。班超成了漢人中的民族英雄,卻是西域人的劊子手。

類似的戰事幾乎出現在每一個朝代。著名的有唐朝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在公元750年擊敗石國(今中亞的烏孜別克、塔甚干一帶),但是第二年被石國聯合大食帝國(阿拉伯)大敗。宋朝根本無力進入西域,在西夏(寧夏、甘肅一帶)就被擋住了。公元1218年開始,成吉思汗開始攻打花剌子模,三、四年後滅之,開始佔領現在的新疆地區,直達印度邊境。但是成吉思汗是蒙古人,被中國當作異族,所以新疆並非在中原漢人統治之下。

明朝忙於應付瓦剌(新疆北部)和韃靼(蒙古),無力在新疆拓展武功。清朝統一中原時,新疆地區的準噶爾也日漸強大,入侵青海、蒙古等地,康熙(1662~1722)年間開始征討,到乾隆年間因為準噶爾內亂才加以征服。但是1820年、1864年不斷發生維吾爾人的叛亂,經過左宗棠的大屠殺,到1878年才壓平叛亂。1884年(光緒10年)設新疆省,距離現在才一百二十多年。

民國成立後,新疆在1931、1933和1944年都發生過叛亂。其中1933年在喀什建立了「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44年在伊寧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這些分離主義活動後來也都遭到失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因為極左政策,使分離主義活動死灰復燃,90年代後聲勢更大,以致中共要以「恐怖主義」為名,在國際上將之孤立,並且出版這本白皮書對世界進行「解說」。

從以上重要歷史事件看,新疆當地老百姓對漢人的統治一直是不服的,一有機會就反抗,因此一直是中國的「邊患」。「新疆」之名至今不改,正是說明它是中國新的疆土,根本不是中共一廂情願的「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否則何不改名為「舊疆」、「古疆」或「老疆」?而漢朝開始在新疆的屯田,到中共「解放」新疆初期的屯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都是軍屯的形式,更說明新疆這個地方還是一個統一和分離彼此爭奪的地區,因此有強烈的分離主義情緒並不奇怪,問題是中國政府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二)新疆在中國的戰略地位

1949年10月,共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由王震率領進軍新疆,改編投誠的國軍陶峙岳部與「伊寧民族軍」(原來蘇聯與中共支持下的叛亂部隊),擔任新疆省委書記、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政委(司令員由一野司令員彭德懷兼任),王震成了名副其實的「新疆王」。不但鎮壓國軍的反叛部隊,而且肅清烏斯曼等反共游擊隊及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手段殘酷,維族人對王震又恨又怕,民間傳說小孩聽到「王鬍子」不敢夜啼。

中共穩住統治後,1955年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成立。沿用王震的漢化、屯兵與鐵腕政策。向新疆大量移入漢人,並且成立以漢人為主的生產建設兵團,以穩定政治、經濟、軍事局面。

文革期間,新疆與其他地區一樣陷入「內戰」,但是主要發生在漢人內部。新疆以對黨委書記王恩茂的造反還是保衛分成兩大派。文革武鬥有起源於新疆之說,即1967年1月初毛澤東號召奪權,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一個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請軍隊支持,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

文革結束後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檢討對新疆的極左政策,這個情況與西藏類似。這個問題剛剛提到日程上,雙方還來不及好好溝通,北京就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胡耀邦而再度轉為鐵腕的鎮壓政策。2001年的「九一一」以後,中國接下國際反恐怖主義的旗號,對新疆分離主義分子大事鎮壓,黑手還伸出到國外,尤其是前蘇聯的中亞地區,使新疆表面上呈現「穩定」局面,但是分離的暗流並未停止。

新疆的地理位置緊靠中亞西亞,在中國、俄國、中東與南亞次大陸之間,成了中、美、俄三個超級大國爭霸的中心地帶,自從出現凱達恐怖份子以來,由於新疆西靠中東北鄰前蘇聯中亞地區,都是穆斯林聚居國家與地區,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更是國際政治、軍事的焦點。

中共常常吹噓中央政府如何支持新疆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卻是新疆對中國做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的政權鞏固與現代化發展中扮演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新疆的分離問題成為中國議事日程上非常重要的問題。新疆有非常豐富的天然資源,1951年創作的歌曲《新疆好》對新疆有這樣的描述:「我們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場,戈壁沙灘變良田,積雪融化灌農莊。麥穗金黃稻花香啊,風吹草地見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鐵金銀遍地藏。」因此除了煤鐵、稀有金屬、和闐玉等等礦產外,馬、羔羊皮、羊毛、紡織用棉花,吐魯番的無核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庫爾勒的香梨都是著名特產。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疆現在成了中國的能源重要基地與能源大信道。1954年發現的克拉瑪依油田,在《克拉瑪依之歌》裡被喻為「大西北的寶石」,是中共建國後發現的第一個大油田,支持了中國的經濟建設,特別是大慶油田和勝利油田還沒有開採的時候。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在2007年12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新疆具有非常好的能源資源優勢,石油天然氣等礦產資源蘊藏豐富,煤炭資源預測儲量佔全國的四成,它的巨大潛力和優勢很快將會凸顯出來,新疆將建設成中國特大型煤電煤化工基地。」(註一)

國務院2007年11月推出「關於進一步加快新疆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中指出,新疆將「實施面向中亞的擴大對外開放戰略,建設成中國向西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進口能源的國際大通道」。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共黨委政研室的學者張建鎖指出,「進口能源的國際大通道」指的是在已經投產的中國和哈薩克原油管道,以及「西氣東輸」一線的基礎上,進行更進一步的相關建設。這包括:適時興建「西氣東輸」二線、合作建設中國哈薩克天然氣管道、推動第二條中哈輸油管道建設。同時,提高新疆連接外國的公路運輸能力,並加快與中亞國家和俄羅斯鐵路的銜接。(註二)

對中國來說,更加不可替代的是,在新疆的大戈壁上,還有一個著名的羅布泊,這是中共的核試驗基地,從1964年到1996年共舉行了45次核試驗,(註三)奠定了中國的核大國地位。可以說,沒有新疆的羅布泊,就沒有中國的核武器。而新疆承受了影響深遠的核污染,為中國做出重大犧牲。

由於新疆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的極其重要戰略地位,中國政府自然要全面控制,殘酷壓搾。

(三)中共統治手段

中共佔領新疆以後,對新疆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軟者是成立「自治區」的欺騙手段,而主要是同化與鎮壓手段。

一、漢化政策

從人口構成可以看出漢化政策。白皮書在前言中寫道:「據2000年統計,新疆人口為1925萬人,其中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為1096.96萬人。新疆現有四十七個民族成分,主要居住有維吾爾、漢、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錫伯、塔吉克、烏孜別克、滿、達斡爾、塔塔爾、俄羅斯等民族,是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新疆既然是維吾爾族自治區,我們就看看漢族與維族人口比例的變化。

1954年11月1日,中國政府的國家統計局發表關於全國人口調查登記結果的公報。這應該是中共建國後首次的全國人口調查,目的是為了全國第一次的「普選」,也就是在195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國家領導人,並通過第一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告宣示,調查的標準時間是1953年6月30日24時。當時新疆省人口是4,873,608人,維吾爾族3,640,125人,(註四)「分佈在新疆省境內,以南疆為主要地區」。(註五)這時的維族人口正好占新疆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三。而根據中國在1980年出版的《辭海》所提供的數字,維吾爾族佔全新疆自治區人口的五分之三,其他才是漢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四分之三變為五分之三。可見漢人入侵之快。

也是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新疆全區的人口中,漢族人口749.77萬人,占總人口的40.61%,各少數民族人口1096.49萬人,占總人口的59.39%。也就是說,整個少數民族才佔人口的五分之三,維吾爾族的人口比例已經下降,維族總人口是839.94萬人,只佔新疆總人口的45%,半數都不到,只比新疆的漢人多90萬人。而與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增加了180.23萬人,增長了31.64%;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了150.34萬人,增長了15.89%。少數民族不受一胎化的限制,漢族則要遵守;文革結束後還有一批當年支持新疆建設的知識青年陸續回到上海等地,可是漢族人口的增長還是大大超過少數民族,可見仍有大量漢人從其他地區移居新疆。

而根據2005年的新疆人口1%的抽樣調查報告,漢族人口為798.03萬人,占總人口的39.74%;各少數民族人口為1210.12萬人,占總人口的60.26%;維族人口897.67萬人,占總人口的45.73%。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增加了49.04萬人,增長了6.55%;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了113.16萬人,增長了10.32%;維族人口增加57.73萬人,增長7%。漢族人口增加快速沒有問題,因為可以從其他省份移入;但是五年裡維族人口增加7%,其他少數民族更增加一成,是不是太過份了?何況維族人也要被迫「
計劃生育」。(註六)由於這是抽樣調查,準確性自然不如人口普查,最怕是當局為掩飾漢化政策而製造假數字,這是中共的拿手。

中國在新疆的幹部政策、教育政策也實行漢化政策,並且壓制信仰自由加速漢化政策的實現。

首先是所謂民族區域自治,那些自治區的維吾爾族領導人,只是中共享來點綴「自治」的政治花瓶。1954年開始長期出任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主席的賽福鼎,原是蘇聯共產黨員,後來轉關係成為中共黨員,(註七)但是一樣沒有實權。他的前任,後來長期擔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的另一個維吾爾族人包爾漢,1933年在蘇聯參加革命組織,然後回新疆,1949年參與「和平起義」後由王震介紹加入中共。(註八)不知道在他心目中,上帝的使者是莫哈默德還是毛澤東?由這些人擔任自治區主席和伊斯蘭教的負責人,哪裏會有甚麼自治和信仰自由?也因此激發後來的分離主義運動。但是他們兩人之間也有區別,中共開始重用包爾漢,但是文革初期,包爾漢被中共囚禁,1968年毛澤東出面保賽福鼎,他甚至出任新疆第一把手,採取溫和政策穩住新疆。文革結束後,他被架空出任京官,新疆逐步恢復王震的強硬路線,加強控制和加快同化,新疆的文化、風俗、宗教更是被迅速侵蝕了。

教育政策方面可以舉一個例子。2001年8月31日「伊斯蘭教愛國宗教人士學習班」在新疆伊斯蘭教經文學校開班,該班居然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七一」講話納入教學章程,是內地宗教界首次將江的「三個代表」理論納入學習課程。(註九)「三個代表」是江澤民的經文,中共把它變成為伊斯蘭教經文,這難道不是一種褻瀆的行為?

新華社還直言不諱報導說:「新疆大學自1999年起,強化漢語教學,對全校性公共課、基礎課、大學基礎課和部份專業課實行漢語授課。這樣做是為了適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市場競爭對人才的需求,也是根據廣大少數民族學生的心願和要求。」(註十)問題是少數民族為何有這種要求?因為經濟命脈掌握在漢人手裡,優先聘用漢人,少數民族失業率高,非得要「漢化」才容易找到工作。他們學習漢語是被迫,不是自願。在這情況下維吾爾文自然成了弱勢語言而會逐漸被淘汰。這哪裏是自治和對少數民族的尊重?

而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官方的喀什噶爾維吾爾出版社焚燬了百餘冊匈奴簡史和維吾爾古文學,以及三萬餘冊《古代維吾爾手工藝》。1988年出版的《古代維吾爾手工藝》摘錄有可蘭經經文,被視為宣傳分離的宗教信仰。當局否認燒可蘭經,但是沒有否認燒掉這些書籍,這也是要消滅伊斯蘭文化之舉。(註十一)在「九一一」之後,北京當局還規定未滿18歲者不得信教,不得禮拜。這項規定是要從根子斬斷維吾爾人與伊斯蘭教的關係,是對維族人宗教自由的嚴重迫害。此外,還要求新疆清真寺的阿訇每天匯報來寺禮五番拜人員的情況,包括人數、年齡、性別、是不是幹部等。這種監控,對於維吾爾人到清真寺禮拜,構成了一種強大的心理壓力。同時,也分化了清真寺阿訇與穆斯林的關係。(註十二)

二、生產建設兵團

談到新疆的發展,必然要談到新疆的生產建設兵團。根據中共媒體的介紹,它成立於1954年10月7日,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的前一年,可以說,它是在為成立自治區打基礎。當時兵團建制歸新疆軍區。文革期間新疆內部混亂,兵團經營處於崩潰狀態而在1975年被解散,還給地方;到1981年在王震力主下恢復。現在是中央直屬單位,也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重要組成部份。兵團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在國家實行單列,享有計劃單列市的各項經濟管理權限。兵團是以現代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林牧漁並舉、工交建商服綜合經營、科教文衛體全面發展的特殊組織,也是目前中國唯一的黨政軍企合一的特殊組織和大的農工商經濟聯合體。領導機關設在烏魯木齊市。

目前兵團下設14個師(其中包含1個建築工程師)及185個農牧團場(其中包含11個建築工程團),插花地分佈於自治區全境,位於1950年以前的荒地。2003年兵團總人口大約為248.05萬人,其中漢族人口約218萬。

兵團的土地面積7.43萬平方千米,占新疆總面積的4.47%,約佔全國農墾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是全國農墾最大的墾區之一。兵團有耕地面積1072.76千公頃,農作物總播種面積916.25千公頃,己初步形成了規範化的現代的大農業體系。主要經濟作物單產水平均居全國前列。2001年兵團棉花總產63.89萬噸,約佔全國六分之一,已成為國家重要的商品棉基地。

兵團工業己形成了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體,能源和基礎工業相配套的現代化工業體系,擁有紡織、食品、造紙、皮革、鋼鐵、煤礦、建材、電力、化工、機械電子等近百個門類。兵團擁有勘測、設計、施工一條龍的建築、安裝施工隊伍,在國內外承建鐵路、公路、水利水電等大型建築工程。

兵團商貿流通業發達,批發、零售和飲服網點設施遍佈全疆和內地各省市。兵團與世界上6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關係,擁有各類出口商品基地170多個,經營34大類l00多個商品的出口業務。

兵團的「國界線」長5700千米,其中與蒙古國交界1416千米,與俄羅斯聯邦交界54千米,與哈薩克斯坦交界1753千米,與吉爾吉斯斯坦交界1096千米,與塔吉克斯坦交界457千米,與阿富汗交界92千米,與巴基斯坦交界599千米,與印度交界233千米。(註十三)

兵團作為新疆的「國中之國」是顯而易見的。從人口來說,已經佔了全區人口的13%,而且還是人口中的「精華」,也就是強勞動力。而最大的問題是它的民族構成,根據調查數字,兵團中的漢族人口218.77萬人,占兵團總人口的88.2%;各少數民族人口只佔兵團總人口的11.8%。也就是說,全自治區漢族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兵團裡,那是一股抗衡「民族自治」的重要力量,不但平時發揮作用,如果出現緊急狀態,更是發揮「穩定」的作用,包括可以把他們全部武裝起來。

所以中國官方承認:「兵團作為新疆穩定、邊防鞏固的重要力量,堅持勞武結合,與軍隊、武警、人民群眾共同在邊境地區建立了」軍、警(武警)、兵(兵團)、民「四位一體的聯防體系,近五十年來在打擊和抵禦境內外分裂勢力的破壞和滲透活動,保衛祖國邊疆的穩定和安全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註十四)但也有許多人把它看成一個「四不像」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稅,是企業辦社會,是農民入工會,是軍隊沒軍費」。(註十五)

從調查情況來看,雖然農牧團場人口佔到了兵團總人數的74.71%,為185.31萬人,多從事種植業、畜牧業和與農業相關的農產品加工業,而非農牧團場人口只佔25.29%。但是新疆許多重要企業和工業資源,卻都為兵團所佔。以2006年計,兵團就有13家上市公司,佔整個新疆上市公司29家的43.3%。(註十六)中共不斷為兵團註入新的資產來壯大這個「國中之國」,然而同其他國有企業一樣,企業的效益低下,並不能完全達到投入的預期目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又成了政府的包袱。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生產建設兵團也不是鐵板一塊。根據2005年8月號香港《動向》雜誌披露,6月至7月中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持續爆發20萬人的大規模抗爭,北京雖以軍紀和金錢暫時平息抗爭,但當年以政治口號號召青年到邊疆成立的建設兵團,在政治思想工作失靈後,北京只能不斷開出支票安撫,能否兌現卻又是另一回事了。在6月開始的這場抗爭中,10多個團場、20多萬兵團成員、眷屬包圍並攻擊了阿克蘇機場、新和軍用機場,當時駐軍多次對空鳴槍警告。騷亂中有220多人負傷、7人死亡,他們是在衝擊兵團團部時負傷的,其中也有兵團成員自焚、飲彈自殺抗爭造成的。

事發後,北京方面先後派出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等12個工作組,到各兵團進行安撫工作。到了7月29日,國務院副總理黃菊帶來20億元人民幣的慰問金,並保證每年增撥8.6億人民幣做為兵團特殊崗位津貼,且下令落實在兵團工作10年後可返回原籍城市安家的承諾,最後才平息騷動。

兵團內部的反叛力量,未來會不會與分離主義勢力結合,是可以關註的問題。但是由於種族、文化、信仰的不同與隔閡,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會削弱中國的統治,因此一些「智囊」不斷獻策如何加強兵團。

三、鎮壓與反抗

根據由中共政治局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炮製出來的內部報告「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綜合報告篇報告之二,「1950~1995年新疆地區反分裂鬥爭的歷程」透露,在中共統治新疆期間,被中共殘酷鎮壓的重大抗爭事件有以下情況:

時間名稱地區定性

1946.1~1951.9烏斯曼為首叛亂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0.7.24~8.16伊寧熱合曼諾夫為首叛亂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0.8.18~12.26昭蘇駐軍叛亂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1.10.28鞏留縣馬力克阿吉、塔里木為首暴亂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4.12.31和闐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為首暴亂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6.3.9~11墨玉縣巴海大毛拉為首暴亂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6.5.4洛浦縣阿不都‧卡德爾哈日為首暴亂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6.5.24英吉沙縣吉力裡哈日為首暴亂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7.4.15和闐縣海裡其漢為首暴亂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8.5~1959富蘊縣加米西提汗叛亂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8.5~1959.4富蘊縣哈力曼、居開叛亂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8.10.17哈密縣天山區二道溝艾力庫爾班、色衣提哈木提暴亂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8.10.21~23烏蘇縣丹增嘉木措為首暴亂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58.12.9~11拜城縣以艾山‧阿力甫為首暴亂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62.5.29伊寧「5.29」邊民外逃事件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68~1970.3「東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黨」反革命集團案南北疆反革命武裝叛亂
1969.8.20喀什、麥蓋提以阿洪諾夫為首反反革命武裝暴亂

南疆外逃

1980.4.19阿克蘇「4.9事件」南疆政治性動亂
1981.1.13葉城「1.13」鬧事騷亂南疆政治性動亂
1981.5.27伽師縣反革命武裝暴動南疆反革命武裝暴動
1981.10.30喀什「10.30」事件南疆政治性動亂
1985.12.12烏魯木齊「12.12」事件北疆政治性動亂
1988.6.15烏魯木齊「6.15」事件北疆政治性動亂
1990.4.15阿克陶縣巴仁鄉反革命武裝暴亂南疆反革命武裝暴亂
1991沙雅50萬元搶劫案南疆政治性動亂
1992.2.5烏魯木齊「2.5」爆炸案北疆政治性動亂
1995.7.7和闐市「7.7」嚴重打砸搶事件南疆政治性動亂
1995.8.14伊寧「8.14」非法遊行事件北疆政治性動亂
(註十七)

上述的「報告之三」是「1997年:新疆反分裂鬥爭進入更加嚴峻時期」,報導該年的重大反抗事件有:

1997.2.5~9伊寧數百人(最多到一千人)嚴重騷亂,是近年來最嚴重事件。
1997.2.25烏魯木齊市發生三宗公交車系列爆炸案。

1997.6月下旬,伊寧市發生數宗破壞通訊實施與暗殺事件,並襲擊公安警車。由於當局破獲「暴力」及與摧毀地下武器庫,「七一大干」計劃失敗

1997.7月上旬,霍城縣一名維族的「優秀共產黨員」被殺。(註十八)

報告分析分離主義勢力的新動向與特點是:

1.組織更加嚴密;

2.分裂組織的能量和分裂活動的規模、範圍擴大;

3.分裂組織成員日趨知識化、年輕化和多元化;

4.暴力恐怖活動向武裝對抗轉化;

5.軍事上內外聯合,揚言要施行武裝割據;

6.中亞三大分裂組織聯合,籌劃與西亞的分裂組織聯合,政治與軍事結合成為首要戰略選擇。(註十九)

這是觀察新疆分離運動未來發展趨勢的重要標誌。

由於中國當局的無情鎮壓,因此這份報告中的「1999年:科索沃危機後新疆反分裂鬥爭形勢的新變化」,雖然認為民族衝突與宗教紛爭已成為當今世界動盪不安的直接原因,人權高於主權的新干涉主義已經成為美國為首的西方所奉行的國際新法則,並且預言「科索沃危機及其結局也對當前新疆反分裂鬥爭產生了較為強烈的負面影響」,但是中國的「嚴打」高壓政策奏效,這年並沒有發生重大的騷亂事件。到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中國更把新疆分離主義活動列為國際恐怖活動「名正言順」進行鎮壓,使分離活動,至少是暴力形式的分離活動暫時沉寂,只發生一些零星事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司馬義.鐵力瓦爾地2004年4月12日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新疆近幾年非常穩定,沒有發生一宗爆炸事件,也沒有發生一宗暗殺事件。(註二十)

這個沉寂時期,也可以視為分離勢力在殘酷鎮壓下相應的退卻,轉入思想動員與物質準備時期,反抗鬥爭不會就此停止,而中國政府也不會就此停止鎮壓。例如2002年9月底,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表示,中共安全單位9月15日在新疆南部阿圖市近郊一處村落破獲一個龐大的地下軍火庫,逮捕數名維吾爾青年,並起出數百支土製槍械與手榴彈。(註十九)2005年,新疆警方再次搗毀了當地一個經常製造暴力案件、在新疆為害數年的暴力恐怖團伙,其領袖阿布杜拉‧庫爾班被擊斃。(註二十二)

根據該份內部報告提供的資料,1990至2000年6月,中共鎮壓新疆的「暴力恐怖案件」有如下的數字:

1.發案情況:發生暴力恐怖案件253起;打掉分裂和暴力恐怖組織、團伙503個;共立宣傳煽動性案件953起(其中反標案458起,傳單案107期,信件案157期,其他案件231起),破案547起。

2.收繳槍枝彈藥情況:制式、自制槍枝1400餘枝;各類子彈16.5萬餘發電擊仿真手槍2.7萬餘枝;炸藥41噸多;制爆原料4000公斤;爆炸裝置750枚手榴彈、手雷5980餘枚;雷管、拉火管7.5萬枚;震源彈200餘枚;導火索8萬米。

3.依法處理情況:依法處理6328人次,其中勞教1069人,判刑976人。

4.發生武裝對抗、槍戰情況:槍戰57次,公安民警和武裝官兵犧牲26人,受傷74人。群眾死亡140人,受傷371人。共擊斃暴徒106人。(註二十三)上述的「暴力恐怖」、「暴徒」等稱呼引用原文;實際上最大的暴徒與恐怖份子是中共自己。而上述案件中,又有多少冤假錯案?因為歷史證明中共是炮製冤假錯案的能手。

而在這以後,中共對維族與分離主義者的鎮壓也絕不手軟,下面是幾個例子。

總部位於德國的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發言人迪裡夏提表示,2001年3月中旬,三名疆獨支持者分別是海米提邁邁提、伊裡牙孜和卡森穆被秘密判處死緩,新疆當局在判刑後個多月都沒有將判決書及判決結果告訴他們的家人,有違國際慣例。*(註二十四)

幾天之後,迪裡夏提又指出,中共於二十七日上午在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庫爾勒市,以分裂國家、極端宗教主義等罪名,宣判六名維吾爾族人死刑,並在宣判後立即執行槍決。迪裡夏提還公佈了死者的名字。(註二十五)

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同年6月19日再提供消息說,新疆伊黎地區中級法院前天審理三十六名罪犯,其中包括兩名新疆分裂人士,當中一人被判決死刑後實時槍決。中心發言人迪裡夏提還表示,據他們瞭解,新疆自該年起嚴打分裂活動以來,至今已處決了五十多人。(註二十六)

7月9日,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再次透露,近日新疆伊犁法院判處了兩名新疆維吾爾分離分子死刑,另外四人五至十年不等徒刑,罪名是進行分裂活動。上述6人於1998年被捕,近日才被宣判。(註二十七)

2001年的「九一一」後,中共的恐怖鎮壓更加「有理」,海外媒體卻報導說:藉著全世界反恐怖的勢頭,中共近日對新疆維吾爾分裂主義運動開展新一波的「嚴打」行動,已有多名分離主義分子被捕或處決。而且中國大批反恐怖專家近日已陸續到達新疆,建立反恐怖安全網,嚴防恐怖份子入境及疆獨分子滋事。喀什少數民族宗教事務局官員證實,過去幾週來,當局已逮捕許多人,當中包括分離主義分子與刑事罪犯,喀什周圍的數個縣亦舉行公審大會,對一批重犯執行宣判與處決。(註二十八)11月11日,新疆法院再將24人判刑,其中4人死刑,其他重刑。(註二十九)而東土信息中心雖然多次否認維吾爾民族運動與恐怖組織有任何關聯,但是國際大氣候顯然對他們十分不利。

根據鄧小平在80年代對「嚴打」所下的定義,就是鎮壓時必須「從重從快」,以達到「威懾」的效果。於是才有司馬義.鐵力瓦爾地宣佈「穩定」之說。但是這僅僅是治標而非治本,不久叛亂活動又開始活躍。例如2005年1月20日中午一時三十分,一輛中型巴士從新疆克拉瑪依市開往烏蘇市,行經新疆三一二國道與二一七國道交界處時突然發生爆炸,至少造成12人死亡。(註三十)

(四)新疆未來

2004年9月,若干維族人士宣佈在美國華府成立「東土流亡政府」,但是總部設在德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裡夏提表示,流亡海外的最具代表性的維吾爾人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目前不作任何表態,但我們很可能不予承認。這顯示即使分離組織。可能也有若干互不統屬,甚至互不知曉的不同派系。

2005年3月,在1999年即被中國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情報」罪判監8年的維族富商熱比婭提前獲釋,流亡美國與夫團聚,控訴中國迫害新疆人權。2005年9月,東土耳其斯坦解放組織向總部設在德國慕尼黑的東突信息中心傳了一盤錄像帶,宣稱,將開始用一切手段向北京政府發動武裝戰爭。這是新疆的分離組織首次公開宣佈採用武裝鬥爭形式爭取獨立。這兩者是否有必然聯繫,並不清楚。

由於美國「反恐」處於僵持狀態,所以新疆分離主義活動還很難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熱比婭到美國後,雖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對新疆分離主義的活動還沒有太大的刺激作用。然而熱比婭2006年11月下旬在慕尼黑當選「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新一屆主席。正是開會的那兩天,烏魯木齊市天山區人民法院判處熱比婭兒子阿里木.阿不都熱依木有期徒刑7年,罪名是「逃稅」。熱比婭發表聲明指中國政府是因為她的當選,對她在新疆的兒子採取報復行動。第二年4月,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又把她的另一個兒子阿布力肯木.阿布都熱衣木,以煽動分裂國家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9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顯然,他們都成為中國政府牽制熱比婭的人質。

中國如此蠻橫,迫使本來態度曖昧的美國總統布什利用出國機會於2007年6月5日在布拉格會見熱比婭,並公開指責中國關押熱比婭的子女是為了報復。11月,熱比婭接受「大赦國際」日本分部邀請,在日本進行三個星期的訪問,並在東京都內的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熱比婭表示,維吾爾族人的人權狀況正在惡化,呼籲日本政府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合作。她感謝日本政府對維吾爾族學生的支持,全世界只有日本有二千多名維吾爾留學生。她認為日本是亞洲最有實力的民主國家,希望日本政府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合作。熱比婭也對日本政府發給她訪日簽證表示了感謝。日本媒體則稱她為「維吾爾人民的精神母親」。顯然中國政府越來越殘酷的鎮壓引起國際的反彈。當然,這也與北京要舉行奧運,西方國家要北京改善人權有關。(註三十一)

近來,新疆分離主義活動更著重在宣傳與爭取年輕人方面。香港「大公報」報導說,近兩年,在新疆周邊,冒出了一些設在境外的電台,他們用維吾爾語播音,宣揚極端宗教和東突分裂理論;同時,還在境外出版鼓吹分裂思想的書籍,偷偷在新疆傳播。據稱,這些書籍的宣傳技巧「比國內的政治思想工作更有效果和煽動性」。這些小冊子通過諸如「清澈的河流是因為外來的魚進入才變得渾濁」、「住自己的房子和租別人的房子住,哪個更舒服?」這樣的故事來傳播分裂思想。此外,他們通過開辦大量的地下經文學校,招收那些因貧窮上不起學,或者中途輟學的青少年,向其傳授極端宗教和「東土」分裂思想,鼓吹聖戰戰。(註三十二)1998年美國自由亞洲電台開播維吾爾語播音,以及中亞及沙特阿拉伯的維吾爾語播音,曾使和闐地區的半導體收音機被搶購一空。(註三十三)2005年為了確保自治區成立50週年舉行慶祝活動期間的社會穩定,當局下達文件,要求新疆執法部門徹底清查境外衛星電視設施,尤其是台灣的衛星電視設施傳銷網絡,以徹底杜絕新疆居民非法收看境外的新聞。(註三十四)

新疆分離運動沒有被中國政府鎮壓下去,也逐漸擺脫被中國指控的「恐怖份子」陰影而有國際化趨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面對維吾爾人的自治和信仰自由的要求,北京沒有任何反省,唯一的回答就是鎮壓,從而加劇矛盾。為了反抗暴力鎮壓,出現暴力反抗也不足奇。北京把這種反抗稱之為「恐怖主義」,難道暴力鎮壓則成了文明行動了?有的人因為尋找外援而加入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就被中共作為打擊所有分離活動的借口,全成了「恐怖份子」,可是中共自己向塔利班政權提供導彈等武器,以及為他們鋪設光纖電纜等設備,又該做何解釋?(註三十五)中共「賊喊捉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久。

在中共製造的「穩定壓倒一切」圖騰下,新疆的「穩定」當然也要壓倒一切。在馬大正那個報告中,他說:「社會穩定和民族繁榮有賴於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又必須要有社會的穩定做保證。」但是在「經濟」的掩護下,他話鋒一轉,卻大談「當前影響社會穩定,存在著諸多問題」,甚麼問題呢?他列舉了四大問題,反對分裂主義鬥爭是新疆當前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著力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大文章,宗教問題,民族意識問題。除了「人民內部矛盾」他輕輕帶過以外,其他三個問題裡又有許多小問題,例如境外分裂主義勢力新動向,妄圖使東土問題國際化,叫囂武裝鬥爭,非法宗教活動繼續蔓延,以分裂國家為目的的刑事案件日益突出,分裂主義分子重視輿論宣傳,還有甚麼私人擅自開辦經文班,阿訇進行破壞婚姻法、反對計劃生育的活動,強迫不信教的人信教等等。總之,中國政府致力發展經濟,新疆的不穩定來自宗教與民族問題。(註三十六)這種思維方式至今未變。

中國政府如果不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不懂得尊重別人的人權與宗教信仰,可以說新疆的「穩定」就遙遙無期。用移民漢人來攙沙子的辦法,只能增加未來解決新疆問題的複雜性。至於中共特權階層如王樂泉說甚麼「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都是欺人之談。我們知道,2007年第一期的「財經」雜誌封面故事詳細報導山東第一大企業、同時也是全國電力系統最大職工持股企業的魯能集團,經過一年多輾轉騰挪,龐大的企業王國已悄然易主,由「國有」改為「私有」,兩家北京私人企業「北京首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和「北京國源聯合有限公司」以37.3億的收購價,獲得總資產高達738.05億的魯能集團91.6%的股份,「蛇吞象」成功,而新公司董事會大部份成員仍為國企時的高層。這則消息震撼全國。當時網上有一則報導說:「據網民在《財經》雜誌的留言中揭發,魯能事件可能涉及最高層,一位顯然是魯能職工的網民,說」眾人猜測曾姓、俞姓、王姓董事「。據知情人士說,這三位其實直指當今最高層某位和兩位位列政治局的封疆大吏。《財經》雜誌的文章中,其實也暗射了這一層,在分析魯能新股東之一的國源聯合時,就指出該公司的前任董事長叫王XX,暗示其與新疆的關係。」(註三十七)曾、俞、王,乃曾慶紅、俞正聲、王樂泉是也。為此,中國國內的網站立即被奉命禁止報導這件事。這就是王樂泉父子的「國家利益」。這種對「國家利益」的掠奪,與對新疆的掠奪,是多麼的相似﹗

著力於研究西藏與新疆問題、並且深入到這些地區的中國著名作家王力雄,在他的「新疆追記」一書中說:中共在新疆問題上這樣一個關鍵的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成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基礎。他認為:「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就等於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集團,並且使他們之間互相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的。首先漢族肯定不會要分裂,其次漢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問題定為新疆的主要危險,就會導向一個必然的結果–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依靠力量,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

於是就會發生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漢族把當地民族當作防範對象,當地民族最終就會真地被推到敵對一方。在我看來,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險所在。」

其實新疆的民族矛盾與衝突不是沒有相對「和平」的時期,那就是文革後期的七○年代。那時新疆的漢人忙於「內戰」,放鬆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間由維族的賽福鼎擔任新疆黨的第一書記,也采比較寬鬆政策,因此新疆沒有出現大的民族衝突。可是北京對「疆人治疆」始終不放心,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賽福鼎被調到北京,民族衝突再沒有緩和下來。

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有時還有溝通,對新疆分離主義勢力則態度非常殭化,也許是因為兩者的宗教與國際背景都不同,香港《星島日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西藏小組由賈慶林擔任組長,公安部長周永康、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等擔任副組長;新疆小組則由羅干擔任組長。(註三十八)中共十七大後羅干退休,政策會有變化嗎?然而只要中國共產黨不願在中國推行自由民主、尊重人權與宗教信仰的政治改革,共產黨就不可能改變這些觀念,新疆的問題也就沒有解決的希望,對西藏的「懷柔」也只是一場騙局而已。胡錦濤的所謂「和諧」只是空談,換來的卻將是更多的流血。

註一:中國新聞網2007.12.15
註二:世界日報2007.11.19
註三:鳳凰衛視:鄧稼先夫人訪談
註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於全國人口調查登記結果的公報(1954年11月1日);「1955年人民手冊」(大公報出版)P.251
註五:《學習》雜誌1952年7月號;「1955年人民手冊」(大公報出版)P.252
註六:中央社香港電訊2005.1.3
註七:本人就讀中國人民大學時聽黨幹部說的。新華社在賽福鼎逝世時所發表的生平中說:「1935年,他為追求真理,赴蘇聯留學,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熏陶,奠定了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思想基礎,樹立了共產主義信念。」「1949年10月15日,賽福鼎同志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毛澤東主席親自批准了他的申請。同年12月27日,賽福鼎同志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新疆維吾爾族最早的共產黨員。」

註八:「現代中國政界要人傳略大全」P.142
註九:明報2001.9.2
註十:新華社2002.6.7
註十一:自由亞洲電台2002.6.5
註十二:中央社北京電訊2006.2.2
註十三: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8528.htm
註十四:《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
註十五:王力雄:「新疆追記」
註十六:http://business.sohu.com/20070207/n248106057.shtml
註十七: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P.32
註十八:同上,P93-95
註十九:同上,P95-98
註二十:香港明報2004.4.13
註二十一:中央社安卡拉電訊2002.9.30
註二十二:人民網2005.8.25
註二十三: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P.126-127
註二十四:香港蘋果日報2001.4.22
註二十五:中央社台北電訊2001.4.28
註二十六:中央社香港電訊2001.6.19
註二十七:中央社香港電訊2001.7.9
註二十八:中國時報2001.9.29
註二十九:中央社香港電訊2001.11.14
註三十:中央社台北電訊2005.1.20
註三十一:見2006~2007年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亞洲電台等有關報導
註三十二:大公報2007.2.22
註三十三: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P.115
註三十四:中央社香港電訊2005.8.1
註三十五:國際前鋒論壇報2001.9.12,亞洲華爾街日報2001.9.13,中國時報2001.9.29
註三十六: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P9-15
註三十七:魏民延:「中國良心」胡舒立揭黑直指高層腐敗(博訊2007.1.13)
註三十八:香港星島日報2007.4.17

在2008「二二八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V.S.小國人權」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稿2008.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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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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