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6日訊】上至「最高指示」之類，下至「引車販漿」者流，都有說過「活該」。但因為，未曾有人做過調查，所以很難說中國人、有沒有人沒說過「活該」；有沒有人、沒被說過「活該」。工人下崗，「活該」；農民當二等國民，「活該」；中國人下地獄，「活該」；劉少奇、林彪被毛打倒，「活該」；博訊論壇一跟帖說：「毛酋死後婆娘遭抓，侄子判刑，眾叛親離，死的死，散的散，垮的垮！活該！活該！活該！活該……！」（錢通神《關於中共國克隆人研究的過去成果和現狀（一）》）知識份子被打右派，「活該」；「六四」被鎮壓，「活該」；參與「六四」的女大學生在獄中被強姦，江澤民說：「活該」；法輪功被殘酷迫害，「活該」；連外國的，如東南亞遭受海嘯災難，也是「活該」；美國遭受恐怖份子「九一一」襲擊，更值得幸災樂禍，因而高叫：「活該」……
文革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好人打壞人「應該」，壞人打壞人「活該」。「應該」和「活該」二者中有同有異：雖然二者同在說「該」，但前者是個中性詞，意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它是「理所應得」的意思。後者較之前者，外延就縮小了，只包括惡有惡報、不包括善有善報的意思。比如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和最近的美國國會金質獎，這是天公地道的事。但是，如果你說這是「活該」，那在表情達意上就錯了；因為「活該」不含褒義、只含罪有應得，自作自受，自食惡果的貶義方面的意思。它只能被用來為「倒楣」、不能用來為「慶幸」定性。
「活該論」不自今日始，民國時代，魯迅有篇雜文，《論雷峰塔的倒掉》，因為選進中學語文課本，所以知之者眾；先生極盡嬉笑怒罵、洋洋灑灑之能事，歸根結底，卻只是一言以蔽之，曰：「活該」。再往前推，「請君入甕」，則算是「活該」的古代版。
在中共篡政前，我在歷史教科書上學到的定義：「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總成績。」我當時對這種界定有點懷疑：正面的叫成績，負面的也能叫成績嗎？現在有人把凡是在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統統認作是「活該」。理由是，不活該怎麼會發生呢？因而我就把用「活該」來解釋歷史事件的觀點，叫做「活該史觀」。這種觀點也是以偏概全。應該說，有的「活該」，但並不都「活該」。即便在「活該」中也有不「活該」，不「活該」中也有「活該」。現在，讓我來就著具體事例、做一番具體分析。
一、對事不對人，就事論事辨是非
在共產黨當政的20世紀後半世紀，對中國人民是一場災難，而每次運動又都是一場雪上加霜之大浩劫。難道只有共產黨自己承認的十年文革才是「浩劫」嗎？往前推，大躍進餓死4600萬人不是嗎？反右派、肅反、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哪一個運動不是？即便是左得可愛到極點的人，大概也不會抓住鼻子不顧腮地說：「是共產黨，是毛主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半個世紀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美滿幸福的生活」吧！怪就怪在，在中國的歷史上，任何一個統治者也沒有受到過人民這樣如醉如癡地歡迎與歌頌，而同時，這個統治者卻給人民帶來如此慘重的、史無前例的災難。這個歷史性的全民大倒楣，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不是「活該」呢？讓我們平心靜氣地、來對中國當代史上的「活該論」做一番探源溯流的工作。
當代「活該論」之大本營
1、汪紅雨：中國人，你活該被專政！
那是不是因為專政的水平太高呢？恐怕也說不過去，別提那位要沒飯吃的老百姓吃肉的皇帝了，就憑”向朝鮮和古巴學習”這句話，就可以窺見專政的水平了。
那為什麼專政不倒呢，很明顯，是因為中國人的名字叫怯懦，是因為中共長期殘酷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的奴性太重，重得連一些基本生活常識都丟失了。
以工人為例，那國營工廠的書記廠長，叫工人下崗，工人就乖乖下崗。叫工人買斷工齡，工人就乖乖的買斷工齡。這在任何其他國家，可能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還有，多年前，自己的孩子被人無辜的打死了，可那些父母，只是在近幾年才突然想起來要為孩子們申冤，如何申呢？寫上訴信，年年寫啊寫啊，就是看不到一個孩子的父母敢到孩子死的地方去點燃一支蠟燭。你說，那些在天堂的孩子，是為這樣的父母感到驕傲呢還是感到恥辱？（右派網）
紫丹評：好像說「活該」也不無道理。但是，浩氣長存、氣壯山河的黃花崗烈士們的大無畏精神哪裏去了？浴血奮戰的八百壯士、台兒莊血戰－－感天動地的禦外侮、抗戰精神哪裏去了？黃伯濤、張靈甫等將軍戡亂建國、視死如歸的精神哪裏去了？他們不是中國人嗎？甚至那些追隨共產黨自信是為了建設「自由民主」新中國、為推翻蔣介石「賣國集團、腐敗政府」而要把牢底坐穿、「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的前仆後繼精神哪裏去了？所以還是不能說中國人活該被專政「是因為中國人的名字叫怯懦」。
因為原來的中國人，無論是國民黨人或共產黨人，都不是清一色地「怯懦」的，更多的是大無畏精神。即便是被稱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人那裏，也有敢罵「昏君」的呀！怎麼現在連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大師級專家……統統都被奴化成這股德行了呢？我們的中華民族怎麼成了一具行屍走肉了麼呢？深層的「因為」只能從「毀我文化，獨尊馬列」這裏面去找。任誰獨尊馬列，都是這樣，中外一律。蘇聯的布哈林、中國的鄧拓同是博古通今的理論家和報人，同是被迫害致死，同樣高喊迫害他的人－－史達林或毛澤東「萬歲！」
辛灝年先生說得好：「正因為如此──獨尊馬教，才變成了全方位的馬教統治；罷黜百家，才名副其實地變成了殺盡百家。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豈止被褫奪一盡；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經迅速地為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蹋。」（《黃花崗》總第5期，頁9）「孫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誡說：『要想消滅一個民族，必然首先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來，馬列豈只是僭奪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為了亡我中華啊！因為滅絕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我們中華民族，豈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奪走了魂靈的『行屍走肉』了嗎？」（同上，頁10）
還可以繼續用這個原理，來分說下面的命題－－「中國人，活該你下地獄！」
2、韓進：中國的歷史充滿了災難：中國人，活該你下地獄！
只想通過「送禮行賄」解決自己個人問題的中國人啊，你不下地獄，誰下？過分自私、只重吃喝嫖賭的中國人啊，你不下地獄，誰下？缺乏公德心、缺乏民主素質的中國人啊，你不下地獄，誰下？聰明的、只打算投機不講誠信的中國人呀，活該你下地獄！（中國思維網www。chinathink。net）
紫丹評：這正是共產黨所需要的，也是由共產黨所造成的局面：君是暴君，臣是佞臣，官是貪官，吏是酷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儒是犬儒，執政黨是狐群狗黨、黑社會，參政黨是花瓶、跟屁蟲、為虎作倀；生態破壞，山水惡化，土地沙化，空氣污化；大人小孩、都說假話，勾心鬥角、關係毒化，逼良為娼，有傷風化，舉國上下、假惡醜化。這就是共產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結果。這一切也確如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早就說過的一樣：「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孟子。公都章》)共產黨興，則國人都變成了這股德行！人們奇怪，為什麼這個黨多行不義、卻仍能苟延殘喘呢？曰：在腐植質構成的肥沃基礎之上，崛起一個瀝著毒汁兒的惡質政權，盤根錯節，茁壯滋蔓。以反貪為例即可見一斑。反貪已成為中共鞏固政權的一個強有力的機制。江澤民反「北京幫」陳希同，胡錦濤反「上海幫」陳良宇，都是反貪用意不在貪，其中蹊蹺路人皆知。實際上，任何一個上級都可以用反貪來清除異己。因為無官不貪，都有把柄在上級手裏捉著，稍有不服就會被反貪。所以都要維護好上級。難道你自己不會立得正、站得正、一塵不染、兩袖清風嗎？說得倒輕巧！人家都貪污，你不貪污，你這個不同流合污的清官，便成為眾矢之的。只要一有反貪，你上前就跑不了要當「貪污犯」。所以，有人把「貪污犯」定義為「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如此這般，共產黨便成為一個在貪污基礎上團結起來的貪污集團。而這樣的結構性、制度性的貪污，便利益均沾、油水同喝，皆大歡喜地去盡忠報國。一位醫生（更別說官員了）在我面前振振有詞：「你們一張口就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其實你不用管人家貪不貪污，只用看看你的生活是否比從前提高了？不要操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我所瞭解的底細是，在經濟最困難時期都有人給醫生送點心、小米、香油等等低級禮品，現在乾脆是「人民幣大大的」。他是惟恐世道清明了，就失去了這個甜絲絲的甜頭。共產黨的政權，就是由這些政治的、經濟的、科技文化的精英和非精英所構成的「得利分子」金字塔。讓我來為今天的共產黨算命、批八字：「成亦腐敗，敗亦腐敗。」不信，請拭目以待：黨爭、兵變、官逼民反，行將到來；揭竿而起、立竿見影、一桿到底，徹底完蛋，無可避免；何況共產黨屁股底下遠非一座「貪腐」火山呢！共產黨已霸道到這一地步：一腳踢開無能的掘墓人，「老子要自掘墳墓！」
3、前河南省副省長、河南大學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份子王毅齋先生，因看到農民受共產黨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憤然說道：「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河南日報>>1957年7月26
紫丹評：這些「孬孫」，既有可惡的一面（壞事就壞在他門身上），又有可憐的一面（自己也沒好下場），故非一「活該！」可以簡單了之。
4、嚴家偉：這些農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該受罪了嗎？
如果真要說幫助中共奪取政權的「頭號功臣」，應是數以億計的廣大農民，他們相信了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當家作主人」的號召，成了中共解放軍兵力的主要來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戰術」，衝垮了國民黨的道道防線，最後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龍椅。然而毛取得政權後，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們，直到今天他們仍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按照司先生的邏輯，這些農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該受罪了嗎？（你要「右派」懺悔什麼？—與司鵬程先生商榷）
紫丹評：嚴先生否定司先生的邏輯是對的。但按司先生的邏輯推理的，確實不是小有人在，而是大有人在。共產黨、毛澤東對農民的坑害，真正是令人髮指、天理難容。在我們那裏，農民從土改分到土地，到合作化又被奪去，總共是二年半的時間。農民說：「地到手都沒輪上暖熱，就又給收回去了。」可他們的孩子卻在戰場上已數以百萬計地成了炮灰。共產黨用農民的赤血白骨建立起了極權，卻又把他們活活地餓死4600萬！用工農產品剪刀差盤剝農民；交公糧、賣餘糧，敲詐農民；用戶口政策在醫療、就業、升學、商品供應……上，明打明地作出歧視性規定。共產黨這樣欺騙與欺侮農民，真是喪盡天良！毛澤東卻厚顏無恥地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為革命獻出生命財產，就落了個毛澤東不講良心，要使他們絕種！據說，貧下中農至今對偉大領袖還懷有深厚的階級感情！這不能表明活該，只能表明受害之深，深入骨髓。中國只能寄希望予喚起民眾，特別是農民的猛醒。
殺人害命，人曰可哀；被害心死，反曰活該。共產黨的欺騙、恐嚇、洗腦，害人於心死。古人曰：「哀莫大於心死」。今人就該說，罪莫大於害人心死。古今中外，除了共產極權，最殘酷的暴政也只是「殺人不過頭點地」；而共產黨卻要洗腦，要槍斃靈魂！別說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工商界，又有誰表現得比農民更高明些呢？「活該論」是放跑了加害者，卻揪住被害者的不幸之處，橫挑鼻子豎挑眼，惡狠狠的說「活該」，這不是捨本求末嗎？當然，在分清本末之後，絕不能否認：各有各的一份兒「活該」。
5，談到八九後知識界的怯懦萎鎖，說「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我有時候就在想：活該！」——真是活該！殺得還不夠！否則，為什麼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又沒人拿槍逼著你！完完全全的自願！(鄭義：<<劉賓雁這個人物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在劉賓雁逝世週年暨紀念文集發表會上的講話>>)
紫丹評：就事論事，別的一句不說，單說《東方紅》。最好是，不要擠著眼睛瞎唱，要睜開眼睛看看明擺著的事實：1、毛澤東呼兒咳呀，他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是大災星？他為人民謀的什麼幸福？2、共產黨的統治帶來的是「哪裏人民得解放」還是「哪裏人民受奴役」？3、「毛澤東愛人民」嗎？「為了建設（什麼樣的）新中國」呼兒咳呀？他死時留下的「新」中國，政治上權鬥殺紅了眼睛，被害之人、數以千萬計。就在你們這些高唱《東方紅》的人中，能找出一個人本人、或家屬、或親戚朋友沒受到迫害的嗎？經濟上瀕臨崩潰，人民處於飢寒交迫之中。這不都是連共產黨自己都承認的嗎？可在大陸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之同時，中華民國卻是「四小龍」之首。這有一點兒假嗎？請問這些海外的混混：你們是眼睛瞎枯了，還是智商低極了？你們居然還在忍心高唱滲透著人民血淚的《東方紅》！這裏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們遵循了你們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良心少一點好。」當然，你們被消滅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處。良心是人性之本；共產黨害得你們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慘、其哀莫大於此矣！
6，劉賓雁厲聲譴責中國人遭受專制是「活該！」在八十壽筵答謝辭中，劉賓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當下中國充斥著對帝王將相歌功頌德的作品，引起他極大的失望。激憤之極，劉賓雁厲聲譴責中國人遭受專制是「活該！」(王康：劉賓雁的遺產)
紫丹評：這雷同於前面提到的「中國人，你活該專政」、「活該你下地獄」。在極權統治下，把中國人治理到「活該專政」、「活該下地獄」的境地，這是任何極權暴政所不及的。它不滿足於肉體統治、甚至大規模地肉體消滅，還要搞精神統治、思想改造、槍斃靈魂。現在還活著的人，可以拍拍自己的腦殼，學學民間的「叫魂」。
7，鄭貽春：流氓政權及其認定的「活該」。
據大紀元日報記者報導，四月十五日聯合國第六十屆人權會議進入表決階段。美國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的議案以二十八票比十六票通過，九票棄權，再次被中國使用的「擱置提案」迴避。
當大紀元記者在投票結束後採訪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沙祖康時問：「代表先生，你說中國目前是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為甚麼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注射傷害神經的藥物？」沙祖康回答：「他們活該。」隨即中國代表團成員叫來聯合國保安人員，說記者騷擾大使。
十五年前，國際記者採訪江澤民，詢問中共將參與「六四」女大學生被投入監獄後遭遇強姦的情況時，江澤民當時的回答也是「活該」。
十五年前的「活該」與十五年後的」活該」終於連成一體，形成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活該」。兩個「活該」可謂是上行下效、無恥之尤，可以稱之為流氓政府的「活該」。枉顧人的生命、極端渺視人的生命價值，並以巍巍的共產皇權肆無忌憚地迫害人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濫施酷刑，如此等等的罪惡，不但是流氓政府用以維護極權專制的表現，而且是作為犯罪集團的中共長期從事著的行徑。(博訊2004年4月20日)
紫丹評：應該說，半個多世紀的「活該」終於連成一體。一切所謂「活該」，「不但是流氓政府用以維護極權專制的表現，而且是作為犯罪集團的中共長期從事著的行徑。
二、例舉反右話「活該」
延安整風雖具深刻性，但是在小范圍內進行的，未波及社會上；文化大革命席捲整個社會，但正如群眾所說，是廁所裏的蒼蠅亂哄哄。如此說來，只有「反右」在共產黨的所有運動中，才是最具有深刻性和廣泛性的運動。內中所涉，人物－－上至毛澤東，下至支部書記甚或每個黨員；問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藝術、文化、教育、衛生、國家、民族、社會、人口……從宏觀到微觀鉅細不漏；地域－－東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區）、少（少數民族區）、邊（邊界區）、山（山區）、窮（窮鄉僻壤）；部門－－黨政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而且右派們所提問題，其尖銳性、其科學性、其超前性，至今看來仍是無出其右。所以就招來四面八方的「活該論」，這個也算是「活該」。
1，毛澤東的「陽謀」說、「自投羅網」說，是當時，以至50年後的今天，所有一切右派「活該論」的淵源。
2，相比毛澤東，鄧小平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他說「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這是赤裸裸的「活該論」；他說「問題是擴大化」，這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活該論」。
3，中國會重新被極左派綁架嗎？
人們發現無法與極左派講道理。我們評價毛，最起碼要根據歷史事實做出結論的。很多歷史事實擺在那時，但為了他們的政治理念，他們要麼來個不承認，要麼來個曲解。「反右」運動殘害了那麼多知識份子，他們說那些「右派」死了活該，毛對他們已經很客氣了。（作者：航億葦2007-08-1007：28：39發表於：博客中國)
紫丹評：「很客氣」不是在反右派之後，而是之前毛請求他們幫助黨整風的時候，簡直是誠懇得、客氣得太過火了。下面一點是無論如何也必須指出的：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為：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散見第136-212等頁)。你們看，明明毛早知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現在卻還要懇請他們「從右的方面」來幫助黨整風，而把「是主要的一面」的「勞動人民的監督」棄之若敝屣。別說像對知識份子那樣千呼萬喚了，就連一次也未曾號召過要勞動人民來幫助黨整風。可見毛對知識份子情有獨鍾、客氣到什麼程度了！請你看看他是怎樣客氣的吧！
有幸聽到錄音的著名文學家傅雷對毛的談笑風生、甜言蜜語，感到如沐春風，如醉如癡，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賦予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傅雷家書>>頁158
據徐鑄成回憶：我們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門口等候，聽到康生逐一介紹，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對於主席的讚賞，我心中湧起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
康生先講話，說：「今天，毛主席邀請新聞出版界一部份代表來談談，各位有什麼問題請主席回答，請提出來。」會上沉寂了片刻，鄧拓同志輕輕對我說：「鑄成同志，你先開個頭。」我就說：「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抓鬆了，會犯修正主義的錯誤，請教主席指示，該怎樣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們當年打仗的時候，一點打仗的經驗都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毛主席接著說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了會慢慢學進去，像瓶子裝油，倒出來，總會漏一點，慢慢就學懂了。
毛主席問道：「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麼具體困難沒有？」
我說：「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意義上，是高價徵求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我認為這就是高價徵求批評。」
毛主席說：「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我接著說：「我們《文匯報》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收到來信很多，批評相當尖銳，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我們故意放一放，好讓大家把意見說完，等以後再開展討論。但在上海卻遭到了圍攻(指張春橋組織的圍攻)，請問主席，我們該怎麼應付？」毛主席說：「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這批評、反批評、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是辯證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興地回答：「主席想得很週到，我完全同意。」(陽謀」親歷記)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座談，請黨外人士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整風的總題目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整風會影響到黨外。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整風主要是黨內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麼不得了，到處唱對臺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討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兩個月來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批評意見是很好的。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能解決。幾年來不得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決了。還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他說：統一戰線中的矛盾是什麼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內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講到高等學校實行黨委制問題，說：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徵求意見。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簡報》第15期刊出了章伯鈞所作的傳達，說：「毛主席說，大學校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請鄧小平同志約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負責人談談如何治校的問題。」
毛還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麼辦，要老老實實學。
毛對各個民主黨派最近召開的以發展壯大自己組織為主要議題的會，對他們「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的勢頭，感到非常惱火，本來決心要狠整他們，但此時卻佯裝退兵30里，說：「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祇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產黨進行工作。」
經過毛澤東一鼓作氣，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動鳴放，於第二天，1957、5、1，《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公佈，「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了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不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而且自由參加、自由退出，不得強迫。可說是客氣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李洪林說：「6月19日，毛澤東2月27日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了。人們吃驚地發現，6月19日的文本和2月27日的文本已經大不相同了。除語句上按照『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寫以外，最重要的是新增加了兩處『反右派』的武器。
「一處是講階級鬥爭的……
「另一處是劃分『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即劃分敵我的標準，也就是劃右派的標準……
「增加了這兩處之後，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據了。你們不是埋怨我沒有早說嗎？我在2月27日就說了，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有時還是很激烈的。你哪裏是給我提的意見？分明是在進攻。你說你不是進攻嗎？那麼用六條標準衡量一下吧：你的話『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你是想擺脫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敵人，就是右派。這是我2月27日『已經說過』的。」
「總之，毛澤東的講話經過這番修改之後，反右派鬥爭就成為『有言在先』了。也就是說，不是我『不教而誅』，而是你『明知故犯』。活該！」(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頁100－101)
李先生說的「活該！」是反話正說，是怒不可遏，是「恨上來我不把別人來罵，罵一聲毛澤東你男盜女娼！」把事先沒說過的話，事後加上去，這就叫做「有言在先」。中共領袖之無賴，舉世無雙，連蘇共史達林、納粹希特勒也難望其項背。
4，無言的悲傷
孔祥東先生在他的《〈70個日日夜夜〉讀後》一文中有一段感想，讀後讓人感慨萬千，無言的悲傷從心底湧起。好在此文不長，現摘錄如下：「我們是否該少說一點超越歷史接受的宏論呢？有說法，反右的起因乃是羅隆基的一段太刻薄的話傷害了最高當局。出言不遜，與事無補，知識份子於國、於民、於己，是否也該自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孔先生是贊成柯慶施的觀點的：「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做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孔先生在前一段話之前，也確實引用了柯的這段話）。在孔先生的筆下，我看到了害人者竟成了迫不得已，行使公民權利（不是主動行使，而是人家非讓你行使不行）的知識份子反而成了多嘴多舌、咎由自取的人，」反右的責任似乎該由羅隆基們來負。羅隆基們倒成了國家民族的「罪人」。我不知別人讀到這段話的感覺，反正我讀後只有一個結論：把他們打成「右派」，活該！誰叫他們對最高當局不三拜九叩，頂禮膜拜，不三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時間：2004年1月29日作者：馮遠理(新疆獨山子二中)來源：學術批評網）
5，徐賁：五十年後的「反右」創傷記憶
2007-10-2110：25：19
構建正面的「反右」回憶，最具公眾影響力的是享有公共權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他們的言論有明確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與50年前相比，今天專家學者的影響已經大大上升，因為他們常被視為擁有中立客觀的立場。然而，即便如此，他們對於群體回憶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構建而非客觀揭示的作用。當然，他們自己並不總是願意放棄「客觀發生」的神話，政治學學者王紹光在《南風窗》上為「反右」運動所作的辯護式回顧就是一個例子。
王紹光提出，譴責「反右」起於「陰謀」或預先有計劃的「引蛇出洞」，這只是以毛澤東自己說的「陽謀」為根據，不足採信。他認為「反右」的「客觀真實」起因是：「毛澤東跟別的領導人不一樣，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創立的制度，1949年之後他有三次大的社會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齊放』是他的一個試驗，他已經意識到中國新建立的，儘管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裏面還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雖然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以前跟民眾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這時候有脫離群眾的危險性，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所以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
王紹光的看法是，「反右」確有必要，因為「客觀事實」證明，「右派」要乘「鳴放」之機向黨發起進攻，「百花齊放的時候，說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麼說。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長時間查看1949-1966年的各類報刊，看到57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我也會有強烈的反應，我想會的。」他的推論是，若非「右派」真的威脅到了新政權的存在，「打擊知識份子（其實）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用這些人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份子。在1956年，整個中國只有42，000位大學教師、31，000位工程師以及63，600位技術員。在6億5千萬的總人口裏，按照中國標準只有384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份子。」按照這個邏輯，似乎也可以認為，屠殺猶太人不符合納粹的「人力經濟」利益。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List）中就有這樣一個場景，猶太女工們在工棚裏議論納粹用毒氣屠殺猶太人的傳聞，她們以為，猶太人是「對他們有用的人」，納粹不會無端浪費能幹活的人力。然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證明，它所針對的是全體猶太人，並不是沒有勞動力價值的老弱病殘。
為了說明「反右」的「不得已」，王紹光指出：「當這些知識份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份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獃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份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王紹光列舉了旅華美國人李敦白的華人岳母，「（這個普通勞動婦女）乾脆把知識份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當王紹光在提供「真實發生」之證據時，忽略了一個關鍵點，即那些所謂反映「真實」的報刊材料和市民反應的背後，有統治意識形態的構建在起作用。當時，作為「黨的喉舌」的報刊之任務不就是把「右派」言論報導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嗎？這樣的材料只能證明，「黨的喉舌」宣稱「右派」反黨。除此之外，還能證明什麼呢？能用納粹時代的報刊和「人民義憤」來證明猶太人就是該消滅的劣等民族嗎？（「歷史的邏輯與知識份子命運的變遷—王紹光博士專訪」(http：//www.tecn.cn)，2007年1月24.htt：//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0bhx.html）
紫丹評論：徐先生講的邏輯井然，頭頭是道，理直氣壯而又平心靜氣。他有理不在高言的敘事風格，尤其令人心服口服。唯因摘引已經夠長，我的補充意見將另寫專文發表。我在這裏僅僅對這個令人咄咄稱怪的疑問，嚐試著尋求出初步答案：一個在西方受到民主、自由、法制、人權薰陶，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的人，怎麼會為嚴重破壞民主、法制，任意糟蹋人權的極權制度，特別是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統治者大唱讚歌呢？而且歌頌的豐功偉績正是，打了100多萬右派的「百花齊放」、餓死4600萬人的「大躍進」、受害上億人的「文革」，這樣的「三次大的社會實踐」。
回答這個政治學問題，需從文化裏找根源。
孔子曰：「繪事後素」。素就是原來的底子。我們今天說的素養、素質、基質等詞，即源於此。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提出「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都並無意反黨，這原本就是他們的認識，就像血肉組成人們的血肉之軀那樣，這樣的情、知結構組成他們的大腦。不在於你主觀上反不反黨，而在於你只要是堅持了人性、說出了常識、闡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觀上就是反黨。這也是為最高指示「知識愈多越反動」作了個註腳。羅隆基說「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如果說重在「陰謀」，這話可能是真的；他的確沒有陰謀，中共事後也承認了這一點。但如果重在「反黨」，這話便失真。他曾對章詒和說過，「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二十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裏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麼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往事並不如煙》，時報出版，頁385）這就說明，他骨子裏的東西都是與黨不相容的。黨要「興無滅資」，自然是要滅他、沒商量。因為黨像怕火一樣怕真理。最高指示如果改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黨」，那就堪稱「坦白」了。
「鍍金」的比喻再恰當不過了。羅隆基「反黨」與王政治學博士以及高唱《東方紅》者的「愛黨」都是底質，都在起先；前者的愛黨與後者者的口稱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等等，都是後來鍍上的金子。所以實質上，這班「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的人，以及王政治學博士對反右問題大放厥詞、大噴狼奶，雖令人作嘔，但並不令人稱怪；因為，這沒有什麼奇怪的，狼奶喝得太多了，飽滿自溢是正常現象。
在這裏有必要再重複一遍前面的話：請問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們眼睛瞎枯了，還是智商低極了？你們居然忍心、還在高唱滲透著人民血淚的《東方紅》！這裏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們遵循了你們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良心少一點好。」（《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當然，你們被消滅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處。良心是人性之本；共產黨害得你們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慘、其哀，莫大於此矣！
有人把獨夫毛澤東統治中國以及這些「狼人」的出現，歸咎於中華文化。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史達林統治蘇聯歸咎於什麼文化？皮克統治東德歸咎於什麼文化？霍查統治阿爾巴尼亞歸咎於什麼文化？這並不是說與文化無關；而是說歸咎錯了。正確地說應該是，歸咎於毛澤東用馬列文化毀滅、篡改、膨脹了中國文化。毀滅、篡改的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即優秀部份，如溫良恭儉讓、民貴君輕、諸子百家爭鳴等；膨脹的是中國文化中的落後部份，如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等。為了「膨脹」這一點糟粕，首先把自己打扮為「君」。「毛主席萬歲！」就是他加在慶祝「五一」口號裏的；又是他提倡「正確的」個人崇拜的，並且說，不崇拜不得了。柯慶施乾脆抬轎子：「相信領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至於毛君叫死的，貴至國家元首、賤至黎民百姓，沒有誰會活下來的。就以信陽事件餓死的105萬農民說罷！當時因同情農民、被劃為右傾主義分子的地區專員張樹藩，生前為歷史流下了第一手資料：「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願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葉落蕭蕭江流滾滾》，頁466)傷心哉！「寧願餓死」者，有甚於「不敢不死」也。並且把這種人禍歸罪於自然災害。
共產黨對中華文化的態度：一是「膨脹」糟粕；二是對於精華，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災害」為例，有民貴思想的孟子說：「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路上有餓死的人，不知發救濟糧，人死了，還說：「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災害呀！」）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這和持刀殺人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兵器殺的」有何區別？）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餓死人、歸罪於自然災害，黎民百姓就會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孟子善取喻，用這個虛擬的例子來諷喻梁惠王的過錯。不料兩千多年後，毛澤東就真的這樣幹了，一手遮天，欺騙百姓；既視人命如草芥，又把殺人之罪歸於天。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招致毛君要叫他死。今年是大躍進50週年；「自然災害」之說，仍盈於耳，而說「人禍」者，十不及一、二。毛搞「自然災害」之說騙人，能歸咎於中國文化嗎？十分之八、九經久不悟，執迷於彌天大謊，能歸咎於中國文化嗎？「群眾寧願餓死」，也歸咎於中國文化嗎（除非《水滸傳》不算中國文化）？
其實，毛澤東把「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止是膨脹到這一步田地而已。而且膨脹到「君教臣活臣不敢不活。」如果你自作主張而死，比如自殺，那就是犯罪。罪名曰：「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在運動中自殺就是「畏罪自殺」，或是「向黨示威」；對右派自殺還有一種特殊說法，叫做「戴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所以毛的大秘書、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聽了毛澤東的批評後，很緊張，想自殺。他曾對人說：我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法國的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他還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陳伯達找周恩來談，談話後，陳伯達才不自殺了。後來，有人把陳伯達想自殺的事告訴了江青。江青大罵陳伯達：「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可見自殺不自殺，也要從馬列文化中找根據。辛灝年先生說：「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份，而製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如今常常要津津樂道我們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謂文化精英，由於他們只知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們才要將馬列文化之罪，硬說成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這不過是一種「對馬列有情、對祖宗無知」的顛倒而已。」（《黃花崗》總5期）辛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和多次演講中，對馬列文化如何害我中華文化，以及中國人如何受馬列之毒這一問題，作了歷史地考察、邏輯地分析、系統而深刻地論述。我在這裏只是舉了一個例子而已。
即便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這一點，也仍有另一點與之補充、抗衡和匡正。「君雖貴，以白為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呂氏春秋*應同篇》）還有前面提過，忠臣敢於「罵昏君」。豈止是罵？更大膽的是，如君賊仁賊義，則殺之也無妨。「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主」卷「湯放」章）這些文化中的精華，全然被中共給毀滅了。在中國的文化裏，只剩下馬列在跋扈了。
6，一個大右派，學貫中西，特別專長在歐美法律學科方面的名人，竟然不知道共產黨和共產制度是個多麼東西，這恐怕有點令人惑解，還莫說親眼看見胡風的下場，怎麼不能分析國家制度政黨的實質關係，難道就看不出中國是赤裸裸的王朝。（海納百川www.hjclub.com)
最可笑的是羅隆基甚至大言不慚的說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海納百川www.hjclub.com)
這樣對主人搖尾乞憐的口吻，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讓我們再看吳晗，梁思成，周新民，費孝通，浦熙修，曾昭掄，千家駒等等中國的知識界的表率，一個個不是怒斥，就是無限上綱對羅隆基落井下石，這項莊舞劍行為同樣表現在劉少奇整彭德懷，而後又為毛整朱德，從做狗，做瘋狗，最後被宰殺，幾乎是中共裏所有人物的共同下場。以這些人的品質來誘導民族，怎麼沒有今天的狀況，追根溯源，怎能夠不發人深思麼依我說：蔣介石最蠢的就是沒有讓他們通通步瞿秋白後塵，而給了為虎作倀的機會。(海納百川www.hjclub.com)
章詒和的文章對羅隆基用了「一片青山了此身」以頌讚，其實，看羅隆基和他圍繞的人物，除了卑鄙，自私，愚昧，荒唐，還能找到什麼冠冕堂皇的語言？(同上)
我不認為中國的那批大右派是在為民請命，相反，是為自己的利益被受到損害而中計挨整。從骨汁裏說，右派與共產黨是一丘之貉，要不，毛澤東怎麼會對他們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呢？真的知識份子被共產黨殺的，至今平反了嗎？那些默默無聞的民族精英屍骨蕩然無存，有誰為他們寫過，誰為他們不平則鳴？特別是那些黑五類家屬，鎮壓家屬，那些抗日英雄，被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立即屠殺，沉冤莫白，直到今天。（《唐夫納海續談「往事並不如煙」》www.hjclub.com)）
紫丹評：右派與共產黨有一部份人、的確是一丘之貉，但不能以偏概全。而對右派的處理，又的確不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出於自己的良知，對共產黨殺害D1「真的知識份子」、「默默無聞的民族精英」、「抗日英雄」，「鎮壓黑五類及其家屬」的滔天罪惡，深惡痛絕是對的。即便如此，也不該把右派以及「中共裏所有人物的共同下場」都一鍋煮為「活該」。
7，武宜三：反蔣功臣如何變成了右派份子？
當年劉時平這些熱血青年們不擇手段地用造謠、誣陷、栽贓、欺騙來反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時候，就已經為他們自己後來當右派份子挖好陷阱了，他們吞下的只是自己親手種的苦果罷了。
武宜三：罪有應得、害人害己的右派份子
－－從廣西自治區反右派運動看投機革命的下場兼論中共的背信棄義－－
廣西自治區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運動中，估計有兩萬以上的大大小小知識份子被劃為右派份子。據曉明《反右運動的回顧與反思》一文透露，廣西自治區平樂縣有273人被劃為右派份子，另338人「有右派言論」但未戴帽；邕寧縣有269人被劃為右派份子；平果縣在幹部中劃了108人為右派份子外，又在一般群眾中劃了113人右派份子；貴縣有429人被劃為右派份子，244人劃為中右分子；蒼梧縣有310人被劃為右派份子；合浦縣有433人被劃為右派份子；梧州市有1034人被劃為右派份子。據45個市、縣的統計，被劃為右派的人數達到11000人。毛澤東和他的黨徒可謂心毒手辣，僅此一役，便不知毀掉了多少人的幸福，害了多少人的生命，破壞了多少家庭。我在為http：//www.ziyouren.org/反右運動受難者紀念網做義工、收集資料中，考查了數以千計的個案，許多受害人都是無辜的，但也發現一些人是有罪的。
如：省長不做做副廳長：國之幹城，奈何從賊？
今天談幾個自投羅網而當上右派份子的例子。這些人本是國民政府的高官顯吏，卻因做了叛主的二臣，才自討苦吃，實在是咎由自取。如陳良佐（1887–1968），是陸軍大學第4期畢業生；1922年，任廣西邊防督辦公署參謀主任；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7軍10旅旅長；1927年，任軍事委員會參謀廳2局局長；1928年冬任參謀本部高參；1929年，任第51師151旅旅長；1930年，任第7軍中將參謀長；1931年，任廣西省靖西縣縣長；1933年，任武鳴縣縣長；1935年，任梧州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6年，任潯州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8年，任桂林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8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939年，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1944年，任廣西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並代理廣西省政府主席；悠遊於軍政兩界、蔣桂之間，可謂官運亨通，風雨兼收。
然而，國之幹城，奈何從賊。1949年，陳良佐潛往香港加入了李濟深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為「奔走和平」，實為「投機革命」，煽動內戰，鼓吹叛亂。「為中共做策反工作」，更是對合法的國民政府落井下石。在南寧易手後，隨廣西省政府主席張雲逸回桂，撈了幾個虛銜：廣西人民政府參事、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廣西省政協常委、民革廣西省委常委；還有一個有職無權的廣西省林業廳廳長，也沒幹上幾年，便掉入毛澤東的陽謀陷阱，賠了夫人又折兵，自取其辱。（民主中國網）
紫丹評：共產黨就不說了，所有黨外的左派，如宋慶齡、李濟深、何香凝、張治中、沈鈞儒、程潛、李宗仁、黃紹竑、陳銘樞等等，不管後來劃沒劃右派，都是背叛民國的歷史罪人。如果說右派「活該」，那麼，尾隨中共左到底的宋、李、何、張、沈、程、李……反倒不「活該」了？右派之所以被劃為右派，正是他們對中共政權不管出於善意、惡意，總是提了某些異見。這總比順竿爬到底要好些。當然，背叛民國之罪，可惡至極，要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的。所有曾為共產黨賣過力的右派，不管黨內、黨外，都是賣力其罪，罪不在右。更應該從這裏看出的是毛澤東、共產黨之卑劣！無論黨內、黨外，也不論對他賣過多大力，臉一變，格殺勿論。為現在燈蛾撲火的媚共者，提供了不寒而慄的前車之鑒。
8，司鵬程：「右派」，你們為什麼不懺悔？
儘管如此，司某仍然完全無視史實，斷言「右派』備受青睞，得到寬大的待遇(但文末又特地聲明：『作者對「右派」們的個人遭遇表示同情』，這鱷魚的眼淚豈非莫名其妙？)然後對右派進行了分析。按他的說法，右派中黨員278，932名，屬中共自己人;，其他幾乎全屬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除此之外還有一類是當局選拔的大學生。基於此，司某認為右派活該倒楣。
被司某作為論據的上述右派分類及辨析可信嗎？否！
先看黨員右派的數據，文中稱乃宣佈於1958年5月3日，但未說明出處。略有算數常識者都知道，該數據超過全國右派總數552，973人的半數。倘以毛59年8月24日講的45萬約數為分母，則黨內右派竟高達62%，這種數據的可靠性能不讓人疑竇叢生嗎？
再者，說其他(即黨外右派)全屬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有何根據？而且，同路人與支持者定義為何？完全是筆糊塗帳。不說別的，僅以因55年肅反被肅錯(據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達130多萬人)致有怨言被劃右派者而論，他們就未必屬於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估計這樣的人在右派中不少於五分之一。可參看外貿部李哲人文章「在反右派鬥爭中站穩立場」(57年9月8日人民日報)。
還有，司某稱右派大學生『基本上根正苗健，家庭屬「依靠對像」或「團結對像」』，這又是信口開河。事實上，當時的大學生出身不好(地富、資本家或舊軍政官員家庭)的大有人在，筆者便是其一，且父於土改時被鎮壓，家庭屬革命對像而非依靠或團結對象。
概而言之，像司某這樣先驗地斷言右派不是共產黨就是附共者，然後對其慘遭殘酷整肅幸災樂禍，如此立論及演繹不僅充分暴露其淺薄無知，更顯示其人格之卑劣，十足一副小人的醜惡面孔。
尤其令人齒冷的是司某對右派問題應予平反而非「改正」的取態。他既一口咬定右派之獲當局「改正」，表明中共承認反右是大水衝了龍王廟，以此作為其所謂「右派不是共產黨就是附共者」之又一論據，繼而破口大罵「平反，平反，平個鳥反！」，從貌似斯文的紳仕變為不顧儀態的潑婦，簡直匪夷所思！對於此等潑皮無賴，除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針鋒相對地猛喝一聲「閉上你的鳥嘴」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透析該文的字裏行間，司某對章羅等「民盟」中人特別痛恨，是否與之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因無證據不宜妄加揣測。但即使如此，司某亦沒有理由對55萬右派惡言相向，似乎非食肉寢皮而後快。據反右後胡愈之的報告，民盟右派達6000餘人，佔全盟人數六分之一，中常委的36%，中委29%，候補中委43%被劃右派(<民盟歷史文獻>上，789頁，文物出版社91年版)。毛對此昔日的盟友如此心狠手辣，司某還不解恨嗎？非要把他對3萬6千民盟成員的私憤「擴大化」到55萬右派身上，才心滿意足嗎？（《張成覺文集》：歷史豈容任意歪曲－－評司鵬程、高瑜談「反右」文）
紫丹評：司先生要右派懺悔；對其中合乎事實的地方，就應採取類如上評的態度。
9，《紅巖》江姐繡紅旗原型周居正反右中被槍斃
評論人認為活該－－讓他給老共賣命，這就是下場！
紫丹評：這為上評（即共產黨的「臉一變，格殺勿論」），又添一驚心動魄、駭人聽聞的例證。
10，聞韜：解讀「勞動教養」
自從1958年以來，這個勞教決定不受法律制約，廣泛實行，一直過了22年，時過境遷，當權者覺得實在不像話了，才又拋出個「補充規定」，說是勞教可以一年，必要時延長一年。到底依據何在？如果有被長期勞教過的錯劃為右派的人問「我們勞教了21年，算怎麼回事？」他們又怎麼回答？恐怕只能說「活該」。（五柳村）
紫丹評：從反右、到對右派的所有處理，既不合情理，又違反法律、憲法。此文說的「活該」，就是「莫須有」。
11，用說別人「活該」，來證明自己不「活該」。
「數學系四年級的李力同學，當時是班長，支部多次召集他們班開會，動員他們在離開母校前，給黨留下寶貴的意見，三番五次動員，就是沒人說話，這樣交不了差。後來大家就說，李力你是班長，就代表大家說兩句算了。沒辦法，李力就不疼不癢地提了幾條意見，內容大體是關於即將畢業的分配問題，結果他被打成了右派。79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著，等待落實政策，遇見了李力，他對我說：『你，譚天榮，張元勳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該，誰叫你們當時鬧得是那麼歡呢！我又不想提什麼意見，是大家硬把我選上的，倒霉頭了！』」（陳奉孝《夢斷未名湖》頁341）李力當時是班長，支部多次召集他們班開會，動員他們在離開母校前，給黨留下寶貴的意見，三番五次動員，就是沒人說話，這樣交不了差，後來大家就說，李力你是班長，就代表大家說兩句算了。沒辦法，李力就不疼不癢地提了幾條意見，內容大體是關於畢業分配問題，結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著，等待落實政策，遇見了李力，他便對我如是說。（陳奉孝《夢斷未名湖》）
12，黃河清：從王實味、右派到王若望
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有這麼一條罪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所有的右派，都不承認這條罪名，都聲嘶力竭地辯解自己是擁護、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這真是歷史的悲哀。如果說，把你打成右派時，你還因種種緣由，未能看清這個制度的錯誤罪惡，那麼，當經過了50年的折磨，九死一生後，這個制度還是不認錯、道歉、賠償、改正，你是應該認識到這個制度不講理的本質了。生活在這個制度下，有無可奈何的一面；認識這個制度，是沒有無可奈何的！現在是應該徹底認識這個制度的時候了。（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之六，自由聖火2008）
紫丹評：對反右問題，迷思如麻，讓我們作一梳理：
1，對反右的起因，毛澤東發明「陽謀」說；比毛澤東還左的人如王紹光之輩，否定「陽謀」說，認為毛是真心整風，右派是倡狂進攻；而越來越多的資料則對上二者作了證偽，揭示出反右是一場大陰謀。
2，對右派的興師問罪，左派一類人指責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咎由自取，「活該」；比右派還右的一類人指責右派不夠右，說他們原先跟隨共產黨、後來也並不真心反黨、反社會主義，實乃與中共是一丘之貉，不值得同情。二者相反相成之處在於，揪住受害客體不放，不向犯罪主體追究：反黨、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對？連右派也認為，只能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一面來證明自己無罪。豈不知1953年宣佈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本身就是違憲的，當時起憲法作用的是「共同綱領」。著名「馬克思主義傳教士」郭羅基教授指出：「1956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1957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黨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在這個正確的命題面前，當時的反右派，和後來的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就不僅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開歷史的倒車。
假定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確實是錯誤的；那也不應該因為錯誤言論受到那樣的鬥爭和處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連毛澤東也裝腔作勢地聲稱過：「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即，不管怎麼說，「活該論」也該休矣。
3，右派應不應該懺悔？所有的右派都受到了迫害，大部份右派都有非常悲慘的經歷。但為了達到解決右派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反對黨天下」，擺脫受害的根源，深受其害的我們和全國人民，都有必要從我們的主觀態度上作一番懺悔。很多人正是這樣做的，他門劃右派時尚未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後來從自身和社會的遭遇中覺悟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不反黨時劃了右派，如今真反黨時卻得到了改正。值得懺悔的地方找到了，這就是當年為什麼不反黨？既然如上述－－反黨（有這樣的右派）是正確的，那麼，不反黨自然就是錯誤的了。至於如今仍不反黨的人，只能哀歎其冥頑不化了。對此，最好還是先別說：「活該！」應該如黃先生所說：「生活在這個制度下，有無可奈何的一面；認識這個制度，是沒有無可奈何的！現在是應該徹底認識這個制度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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