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6日讯】上至“最高指示”之类，下至“引车贩浆”者流，都有说过“活该”。但因为，未曾有人做过调查，所以很难说中国人、有没有人没说过“活该”；有没有人、没被说过“活该”。工人下岗，“活该”；农民当二等国民，“活该”；中国人下地狱，“活该”；刘少奇、林彪被毛打倒，“活该”；博讯论坛一跟帖说：“毛酋死后婆娘遭抓，侄子判刑，众叛亲离，死的死，散的散，垮的垮！活该！活该！活该！活该……！”（钱通神《关于中共国克隆人研究的过去成果和现状（一）》）知识份子被打右派，“活该”；“六四”被镇压，“活该”；参与“六四”的女大学生在狱中被强奸，江泽民说：“活该”；法轮功被残酷迫害，“活该”；连外国的，如东南亚遭受海啸灾难，也是“活该”；美国遭受恐怖份子“九一一”袭击，更值得幸灾乐祸，因而高叫：“活该”……
文革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坏人“活该”。“应该”和“活该”二者中有同有异：虽然二者同在说“该”，但前者是个中性词，意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是“理所应得”的意思。后者较之前者，外延就缩小了，只包括恶有恶报、不包括善有善报的意思。比如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最近的美国国会金质奖，这是天公地道的事。但是，如果你说这是“活该”，那在表情达意上就错了；因为“活该”不含褒义、只含罪有应得，自作自受，自食恶果的贬义方面的意思。它只能被用来为“倒楣”、不能用来为“庆幸”定性。
“活该论”不自今日始，民国时代，鲁迅有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因为选进中学语文课本，所以知之者众；先生极尽嬉笑怒骂、洋洋洒洒之能事，归根结底，却只是一言以蔽之，曰：“活该”。再往前推，“请君入瓮”，则算是“活该”的古代版。
在中共篡政前，我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定义：“历史是人类活动的总成绩。”我当时对这种界定有点怀疑：正面的叫成绩，负面的也能叫成绩吗？现在有人把凡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统统认作是“活该”。理由是，不活该怎么会发生呢？因而我就把用“活该”来解释历史事件的观点，叫做“活该史观”。这种观点也是以偏概全。应该说，有的“活该”，但并不都“活该”。即便在“活该”中也有不“活该”，不“活该”中也有“活该”。现在，让我来就着具体事例、做一番具体分析。
一、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辨是非
在共产党当政的20世纪后半世纪，对中国人民是一场灾难，而每次运动又都是一场雪上加霜之大浩劫。难道只有共产党自己承认的十年文革才是“浩劫”吗？往前推，大跃进饿死4600万人不是吗？反右派、肃反、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哪一个运动不是？即便是左得可爱到极点的人，大概也不会抓住鼻子不顾腮地说：“是共产党，是毛主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半个世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美满幸福的生活”吧！怪就怪在，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者也没有受到过人民这样如醉如痴地欢迎与歌颂，而同时，这个统治者却给人民带来如此惨重的、史无前例的灾难。这个历史性的全民大倒楣，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不是“活该”呢？让我们平心静气地、来对中国当代史上的“活该论”做一番探源溯流的工作。
当代“活该论”之大本营
1、汪红雨：中国人，你活该被专政！
那是不是因为专政的水平太高呢？恐怕也说不过去，别提那位要没饭吃的老百姓吃肉的皇帝了，就凭”向朝鲜和古巴学习”这句话，就可以窥见专政的水平了。
那为什么专政不倒呢，很明显，是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叫怯懦，是因为中共长期残酷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奴性太重，重得连一些基本生活常识都丢失了。
以工人为例，那国营工厂的书记厂长，叫工人下岗，工人就乖乖下岗。叫工人买断工龄，工人就乖乖的买断工龄。这在任何其他国家，可能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还有，多年前，自己的孩子被人无辜的打死了，可那些父母，只是在近几年才突然想起来要为孩子们申冤，如何申呢？写上诉信，年年写啊写啊，就是看不到一个孩子的父母敢到孩子死的地方去点燃一支蜡烛。你说，那些在天堂的孩子，是为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呢还是感到耻辱？（右派网）
紫丹评：好像说“活该”也不无道理。但是，浩气长存、气壮山河的黄花岗烈士们的大无畏精神哪里去了？浴血奋战的八百壮士、台儿庄血战－－感天动地的御外侮、抗战精神哪里去了？黄伯涛、张灵甫等将军戡乱建国、视死如归的精神哪里去了？他们不是中国人吗？甚至那些追随共产党自信是为了建设“自由民主”新中国、为推翻蒋介石“卖国集团、腐败政府”而要把牢底坐穿、“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前仆后继精神哪里去了？所以还是不能说中国人活该被专政“是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叫怯懦”。
因为原来的中国人，无论是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不是清一色地“怯懦”的，更多的是大无畏精神。即便是被称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人那里，也有敢骂“昏君”的呀！怎么现在连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大师级专家……统统都被奴化成这股德行了呢？我们的中华民族怎么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了么呢？深层的“因为”只能从“毁我文化，独尊马列”这里面去找。任谁独尊马列，都是这样，中外一律。苏联的布哈林、中国的邓拓同是博古通今的理论家和报人，同是被迫害致死，同样高喊迫害他的人－－史达林或毛泽东“万岁！”
辛灏年先生说得好：“正因为如此──独尊马教，才变成了全方位的马教统治；罢黜百家，才名副其实地变成了杀尽百家。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权，岂止被褫夺一尽；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经迅速地为马列子孙的“奴才性”和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蹋。”（《黄花岗》总第5期，页9）“孙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诫说：‘要想消灭一个民族，必然首先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来，马列岂只是僭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为了亡我中华啊！因为灭绝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岂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夺走了魂灵的‘行尸走肉’了吗？”（同上，页10）
还可以继续用这个原理，来分说下面的命题－－“中国人，活该你下地狱！”
2、韩进：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灾难：中国人，活该你下地狱！
只想通过“送礼行贿”解决自己个人问题的中国人啊，你不下地狱，谁下？过分自私、只重吃喝嫖赌的中国人啊，你不下地狱，谁下？缺乏公德心、缺乏民主素质的中国人啊，你不下地狱，谁下？聪明的、只打算投机不讲诚信的中国人呀，活该你下地狱！（中国思维网www。chinathink。net）
紫丹评：这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也是由共产党所造成的局面：君是暴君，臣是佞臣，官是贪官，吏是酷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儒是犬儒，执政党是狐群狗党、黑社会，参政党是花瓶、跟屁虫、为虎作伥；生态破坏，山水恶化，土地沙化，空气污化；大人小孩、都说假话，勾心斗角、关系毒化，逼良为娼，有伤风化，举国上下、假恶丑化。这就是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结果。这一切也确如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说过的一样：“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孟子。公都章》)共产党兴，则国人都变成了这股德行！人们奇怪，为什么这个党多行不义、却仍能苟延残喘呢？曰：在腐植质构成的肥沃基础之上，崛起一个沥着毒汁儿的恶质政权，盘根错节，茁壮滋蔓。以反贪为例即可见一斑。反贪已成为中共巩固政权的一个强有力的机制。江泽民反“北京帮”陈希同，胡锦涛反“上海帮”陈良宇，都是反贪用意不在贪，其中蹊跷路人皆知。实际上，任何一个上级都可以用反贪来清除异己。因为无官不贪，都有把柄在上级手里捉着，稍有不服就会被反贪。所以都要维护好上级。难道你自己不会立得正、站得正、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吗？说得倒轻巧！人家都贪污，你不贪污，你这个不同流合污的清官，便成为众矢之的。只要一有反贪，你上前就跑不了要当“贪污犯”。所以，有人把“贪污犯”定义为“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如此这般，共产党便成为一个在贪污基础上团结起来的贪污集团。而这样的结构性、制度性的贪污，便利益均沾、油水同喝，皆大欢喜地去尽忠报国。一位医生（更别说官员了）在我面前振振有词：“你们一张口就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其实你不用管人家贪不贪污，只用看看你的生活是否比从前提高了？不要操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所了解的底细是，在经济最困难时期都有人给医生送点心、小米、香油等等低级礼品，现在干脆是“人民币大大的”。他是惟恐世道清明了，就失去了这个甜丝丝的甜头。共产党的政权，就是由这些政治的、经济的、科技文化的精英和非精英所构成的“得利分子”金字塔。让我来为今天的共产党算命、批八字：“成亦腐败，败亦腐败。”不信，请拭目以待：党争、兵变、官逼民反，行将到来；揭竿而起、立竿见影、一杆到底，彻底完蛋，无可避免；何况共产党屁股底下远非一座“贪腐”火山呢！共产党已霸道到这一地步：一脚踢开无能的掘墓人，“老子要自掘坟墓！”
3、前河南省副省长、河南大学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分子王毅斋先生，因看到农民受共产党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愤然说道：“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河南日报>>1957年7月26
紫丹评：这些“孬孙”，既有可恶的一面（坏事就坏在他门身上），又有可怜的一面（自己也没好下场），故非一“活该！”可以简单了之。
4、严家伟：这些农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了吗？
如果真要说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头号功臣”，应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他们相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号召，成了中共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战术”，冲垮了国民党的道道防线，最后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龙椅。然而毛取得政权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按照司先生的逻辑，这些农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了吗？（你要“右派”忏悔什么？—与司鹏程先生商榷）
紫丹评：严先生否定司先生的逻辑是对的。但按司先生的逻辑推理的，确实不是小有人在，而是大有人在。共产党、毛泽东对农民的坑害，真正是令人发指、天理难容。在我们那里，农民从土改分到土地，到合作化又被夺去，总共是二年半的时间。农民说：“地到手都没轮上暖热，就又给收回去了。”可他们的孩子却在战场上已数以百万计地成了炮灰。共产党用农民的赤血白骨建立起了极权，却又把他们活活地饿死4600万！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盘剥农民；交公粮、卖余粮，敲诈农民；用户口政策在医疗、就业、升学、商品供应……上，明打明地作出歧视性规定。共产党这样欺骗与欺侮农民，真是丧尽天良！毛泽东却厚颜无耻地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五卷，页198）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为革命献出生命财产，就落了个毛泽东不讲良心，要使他们绝种！据说，贫下中农至今对伟大领袖还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不能表明活该，只能表明受害之深，深入骨髓。中国只能寄希望予唤起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猛醒。
杀人害命，人曰可哀；被害心死，反曰活该。共产党的欺骗、恐吓、洗脑，害人于心死。古人曰：“哀莫大于心死”。今人就该说，罪莫大于害人心死。古今中外，除了共产极权，最残酷的暴政也只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而共产党却要洗脑，要枪毙灵魂！别说农民、工人、知识份子、工商界，又有谁表现得比农民更高明些呢？“活该论”是放跑了加害者，却揪住被害者的不幸之处，横挑鼻子竖挑眼，恶狠狠的说“活该”，这不是舍本求末吗？当然，在分清本末之后，绝不能否认：各有各的一份儿“活该”。
5，谈到八九后知识界的怯懦萎锁，说“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候就在想：活该！”——真是活该！杀得还不够！否则，为什么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又没人拿枪逼着你！完完全全的自愿！(郑义：<<刘宾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刘宾雁逝世周年暨纪念文集发表会上的讲话>>)
紫丹评：就事论事，别的一句不说，单说《东方红》。最好是，不要挤着眼睛瞎唱，要睁开眼睛看看明摆着的事实：1、毛泽东呼儿咳呀，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灾星？他为人民谋的什么幸福？2、共产党的统治带来的是“哪里人民得解放”还是“哪里人民受奴役”？3、“毛泽东爱人民”吗？“为了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呼儿咳呀？他死时留下的“新”中国，政治上权斗杀红了眼睛，被害之人、数以千万计。就在你们这些高唱《东方红》的人中，能找出一个人本人、或家属、或亲戚朋友没受到迫害的吗？经济上濒临崩溃，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不都是连共产党自己都承认的吗？可在大陆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之同时，中华民国却是“四小龙”之首。这有一点儿假吗？请问这些海外的混混：你们是眼睛瞎枯了，还是智商低极了？你们居然还在忍心高唱渗透着人民血泪的《东方红》！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们遵循了你们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良心少一点好。”当然，你们被消灭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处。良心是人性之本；共产党害得你们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惨、其哀莫大于此矣！
6，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在八十寿筵答谢辞中，刘宾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当下中国充斥着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作品，引起他极大的失望。激愤之极，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王康：刘宾雁的遗产)
紫丹评：这雷同于前面提到的“中国人，你活该专政”、“活该你下地狱”。在极权统治下，把中国人治理到“活该专政”、“活该下地狱”的境地，这是任何极权暴政所不及的。它不满足于肉体统治、甚至大规模地肉体消灭，还要搞精神统治、思想改造、枪毙灵魂。现在还活着的人，可以拍拍自己的脑壳，学学民间的“叫魂”。
7，郑贻春：流氓政权及其认定的“活该”。
据大纪元日报记者报导，四月十五日联合国第六十届人权会议进入表决阶段。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以二十八票比十六票通过，九票弃权，再次被中国使用的“搁置提案”回避。
当大纪元记者在投票结束后采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沙祖康时问：“代表先生，你说中国目前是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的药物？”沙祖康回答：“他们活该。”随即中国代表团成员叫来联合国保安人员，说记者骚扰大使。
十五年前，国际记者采访江泽民，询问中共将参与“六四”女大学生被投入监狱后遭遇强奸的情况时，江泽民当时的回答也是“活该”。
十五年前的“活该”与十五年后的”活该”终于连成一体，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活该”。两个“活该”可谓是上行下效、无耻之尤，可以称之为流氓政府的“活该”。枉顾人的生命、极端渺视人的生命价值，并以巍巍的共产皇权肆无忌惮地迫害人权，无所不用其极地滥施酷刑，如此等等的罪恶，不但是流氓政府用以维护极权专制的表现，而且是作为犯罪集团的中共长期从事着的行径。(博讯2004年4月20日)
紫丹评：应该说，半个多世纪的“活该”终于连成一体。一切所谓“活该”，“不但是流氓政府用以维护极权专制的表现，而且是作为犯罪集团的中共长期从事着的行径。
二、例举反右话“活该”
延安整风虽具深刻性，但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未波及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社会，但正如群众所说，是厕所里的苍蝇乱哄哄。如此说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具有深刻性和广泛性的运动。内中所涉，人物－－上至毛泽东，下至支部书记甚或每个党员；问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钜细不漏；地域－－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党政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仍是无出其右。所以就招来四面八方的“活该论”，这个也算是“活该”。
1，毛泽东的“阳谋”说、“自投罗网”说，是当时，以至50年后的今天，所有一切右派“活该论”的渊源。
2，相比毛泽东，邓小平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他说“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这是赤裸裸的“活该论”；他说“问题是扩大化”，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活该论”。
3，中国会重新被极左派绑架吗？
人们发现无法与极左派讲道理。我们评价毛，最起码要根据历史事实做出结论的。很多历史事实摆在那时，但为了他们的政治理念，他们要么来个不承认，要么来个曲解。“反右”运动残害了那么多知识份子，他们说那些“右派”死了活该，毛对他们已经很客气了。（作者：航亿苇2007-08-1007：28：39发表于：博客中国)
紫丹评：“很客气”不是在反右派之后，而是之前毛请求他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简直是诚恳得、客气得太过火了。下面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必须指出的：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量齐观，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散见第136-212等页)。你们看，明明毛早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现在却还要恳请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帮助党整风，而把“是主要的一面”的“劳动人民的监督”弃之若敝屣。别说像对知识份子那样千呼万唤了，就连一次也未曾号召过要劳动人民来帮助党整风。可见毛对知识份子情有独钟、客气到什么程度了！请你看看他是怎样客气的吧！
有幸听到录音的著名文学家傅雷对毛的谈笑风生、甜言蜜语，感到如沐春风，如醉如痴，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赋予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傅雷家书>>页158
据徐铸成回忆：我们被引入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康生先讲话，说：“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教主席指示，该怎样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漏一点，慢慢就学懂了。
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我接着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组织的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阳谋”亲历记)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的总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整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是很好的。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还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讲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说：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刊出了章伯钧所作的传达，说：“毛主席说，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毛还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
毛对各个民主党派最近召开的以发展壮大自己组织为主要议题的会，对他们“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的势头，感到非常恼火，本来决心要狠整他们，但此时却佯装退兵30里，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祇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经过毛泽东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动鸣放，于第二天，1957、5、1，《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布，“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了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不仅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且自由参加、自由退出，不得强迫。可说是客气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李洪林说：“6月19日，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了。人们吃惊地发现，6月19日的文本和2月27日的文本已经大不相同了。除语句上按照‘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写以外，最重要的是新增加了两处‘反右派’的武器。
“一处是讲阶级斗争的……
“另一处是划分‘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即划分敌我的标准，也就是划右派的标准……
“增加了这两处之后，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据了。你们不是埋怨我没有早说吗？我在2月27日就说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你哪里是给我提的意见？分明是在进攻。你说你不是进攻吗？那么用六条标准衡量一下吧：你的话‘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你是想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敌人，就是右派。这是我2月27日‘已经说过’的。”
“总之，毛泽东的讲话经过这番修改之后，反右派斗争就成为‘有言在先’了。也就是说，不是我‘不教而诛’，而是你‘明知故犯’。活该！”(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页100－101)
李先生说的“活该！”是反话正说，是怒不可遏，是“恨上来我不把别人来骂，骂一声毛泽东你男盗女娼！”把事先没说过的话，事后加上去，这就叫做“有言在先”。中共领袖之无赖，举世无双，连苏共史达林、纳粹希特勒也难望其项背。
4，无言的悲伤
孔祥东先生在他的《〈70个日日夜夜〉读后》一文中有一段感想，读后让人感慨万千，无言的悲伤从心底涌起。好在此文不长，现摘录如下：“我们是否该少说一点超越历史接受的宏论呢？有说法，反右的起因乃是罗隆基的一段太刻薄的话伤害了最高当局。出言不逊，与事无补，知识份子于国、于民、于己，是否也该自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先生是赞成柯庆施的观点的：“中国的知识份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做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孔先生在前一段话之前，也确实引用了柯的这段话）。在孔先生的笔下，我看到了害人者竟成了迫不得已，行使公民权利（不是主动行使，而是人家非让你行使不行）的知识份子反而成了多嘴多舌、咎由自取的人，”反右的责任似乎该由罗隆基们来负。罗隆基们倒成了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不知别人读到这段话的感觉，反正我读后只有一个结论：把他们打成“右派”，活该！谁叫他们对最高当局不三拜九叩，顶礼膜拜，不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间：2004年1月29日作者：冯远理(新疆独山子二中)来源：学术批评网）
5，徐贲：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
2007-10-2110：25：19
构建正面的“反右”回忆，最具公众影响力的是享有公共权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的言论有明确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与50年前相比，今天专家学者的影响已经大大上升，因为他们常被视为拥有中立客观的立场。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群体回忆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构建而非客观揭示的作用。当然，他们自己并不总是愿意放弃“客观发生”的神话，政治学学者王绍光在《南风窗》上为“反右”运动所作的辩护式回顾就是一个例子。
王绍光提出，谴责“反右”起于“阴谋”或预先有计划的“引蛇出洞”，这只是以毛泽东自己说的“阳谋”为根据，不足采信。他认为“反右”的“客观真实”起因是：“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王绍光的看法是，“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客观事实”证明，“右派”要乘“鸣放”之机向党发起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他的推论是，若非“右派”真的威胁到了新政权的存在，“打击知识份子（其实）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份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6亿5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384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份子。”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也可以认为，屠杀犹太人不符合纳粹的“人力经济”利益。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List）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犹太女工们在工棚里议论纳粹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传闻，她们以为，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纳粹不会无端浪费能干活的人力。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证明，它所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老弱病残。
为了说明“反右”的“不得已”，王绍光指出：“当这些知识份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份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王绍光列举了旅华美国人李敦白的华人岳母，“（这个普通劳动妇女）干脆把知识份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当王绍光在提供“真实发生”之证据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那些所谓反映“真实”的报刊材料和市民反应的背后，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在起作用。当时，作为“党的喉舌”的报刊之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导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只能证明，“党的喉舌”宣称“右派”反党。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能用纳粹时代的报刊和“人民义愤”来证明犹太人就是该消灭的劣等民族吗？（“历史的逻辑与知识份子命运的变迁—王绍光博士专访”(http：//www.tecn.cn)，2007年1月24.htt：//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0bhx.html）
紫丹评论：徐先生讲的逻辑井然，头头是道，理直气壮而又平心静气。他有理不在高言的叙事风格，尤其令人心服口服。唯因摘引已经够长，我的补充意见将另写专文发表。我在这里仅仅对这个令人咄咄称怪的疑问，尝试着寻求出初步答案：一个在西方受到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熏陶，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人，怎么会为严重破坏民主、法制，任意糟蹋人权的极权制度，特别是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统治者大唱赞歌呢？而且歌颂的丰功伟绩正是，打了100多万右派的“百花齐放”、饿死4600万人的“大跃进”、受害上亿人的“文革”，这样的“三次大的社会实践”。
回答这个政治学问题，需从文化里找根源。
孔子曰：“绘事后素”。素就是原来的底子。我们今天说的素养、素质、基质等词，即源于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提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都并无意反党，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认识，就像血肉组成人们的血肉之躯那样，这样的情、知结构组成他们的大脑。不在于你主观上反不反党，而在于你只要是坚持了人性、说出了常识、阐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观上就是反党。这也是为最高指示“知识愈多越反动”作了个注脚。罗隆基说“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如果说重在“阴谋”，这话可能是真的；他的确没有阴谋，中共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如果重在“反党”，这话便失真。他曾对章诒和说过，“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二十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页385）这就说明，他骨子里的东西都是与党不相容的。党要“兴无灭资”，自然是要灭他、没商量。因为党像怕火一样怕真理。最高指示如果改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党”，那就堪称“坦白”了。
“镀金”的比喻再恰当不过了。罗隆基“反党”与王政治学博士以及高唱《东方红》者的“爱党”都是底质，都在起先；前者的爱党与后者者的口称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等，都是后来镀上的金子。所以实质上，这班“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的人，以及王政治学博士对反右问题大放厥词、大喷狼奶，虽令人作呕，但并不令人称怪；因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狼奶喝得太多了，饱满自溢是正常现象。
在这里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前面的话：请问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们眼睛瞎枯了，还是智商低极了？你们居然忍心、还在高唱渗透着人民血泪的《东方红》！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们遵循了你们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良心少一点好。”（《毛泽东选集》五卷，页198）当然，你们被消灭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处。良心是人性之本；共产党害得你们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惨、其哀，莫大于此矣！
有人把独夫毛泽东统治中国以及这些“狼人”的出现，归咎于中华文化。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史达林统治苏联归咎于什么文化？皮克统治东德归咎于什么文化？霍查统治阿尔巴尼亚归咎于什么文化？这并不是说与文化无关；而是说归咎错了。正确地说应该是，归咎于毛泽东用马列文化毁灭、篡改、膨胀了中国文化。毁灭、篡改的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即优秀部分，如温良恭俭让、民贵君轻、诸子百家争鸣等；膨胀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如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等。为了“膨胀”这一点糟粕，首先把自己打扮为“君”。“毛主席万岁！”就是他加在庆祝“五一”口号里的；又是他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的，并且说，不崇拜不得了。柯庆施干脆抬轿子：“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至于毛君叫死的，贵至国家元首、贱至黎民百姓，没有谁会活下来的。就以信阳事件饿死的105万农民说罢！当时因同情农民、被划为右倾主义分子的地区专员张树藩，生前为历史流下了第一手资料：“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愿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叶落萧萧江流滚滚》，页466)伤心哉！“宁愿饿死”者，有甚于“不敢不死”也。并且把这种人祸归罪于自然灾害。
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一是“膨胀”糟粕；二是对于精华，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灾害”为例，有民贵思想的孟子说：“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发救济粮，人死了，还说：“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灾害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和持刀杀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何区别？）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饿死人、归罪于自然灾害，黎民百姓就会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孟子善取喻，用这个虚拟的例子来讽喻梁惠王的过错。不料两千多年后，毛泽东就真的这样干了，一手遮天，欺骗百姓；既视人命如草芥，又把杀人之罪归于天。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招致毛君要叫他死。今年是大跃进50周年；“自然灾害”之说，仍盈于耳，而说“人祸”者，十不及一、二。毛搞“自然灾害”之说骗人，能归咎于中国文化吗？十分之八、九经久不悟，执迷于弥天大谎，能归咎于中国文化吗？“群众宁愿饿死”，也归咎于中国文化吗（除非《水浒传》不算中国文化）？
其实，毛泽东把“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止是膨胀到这一步田地而已。而且膨胀到“君教臣活臣不敢不活。”如果你自作主张而死，比如自杀，那就是犯罪。罪名曰：“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在运动中自杀就是“畏罪自杀”，或是“向党示威”；对右派自杀还有一种特殊说法，叫做“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所以毛的大秘书、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很紧张，想自杀。他曾对人说：我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他还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陈伯达找周恩来谈，谈话后，陈伯达才不自杀了。后来，有人把陈伯达想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江青大骂陈伯达：“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可见自杀不自杀，也要从马列文化中找根据。辛灏年先生说：“由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专门拣拾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而制造出来的种种‘先进马列文化’，它们就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如今常常要津津乐道我们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谓文化精英，由于他们只知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们才要将马列文化之罪，硬说成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将马列文化的孽根性，说成是中华文化的孽根性！这不过是一种“对马列有情、对祖宗无知”的颠倒而已。”（《黄花岗》总5期）辛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一书和多次演讲中，对马列文化如何害我中华文化，以及中国人如何受马列之毒这一问题，作了历史地考察、逻辑地分析、系统而深刻地论述。我在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
即便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一点，也仍有另一点与之补充、抗衡和匡正。“君虽贵，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吕氏春秋*应同篇》）还有前面提过，忠臣敢于“骂昏君”。岂止是骂？更大胆的是，如君贼仁贼义，则杀之也无妨。“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主”卷“汤放”章）这些文化中的精华，全然被中共给毁灭了。在中国的文化里，只剩下马列在跋扈了。
6，一个大右派，学贯中西，特别专长在欧美法律学科方面的名人，竟然不知道共产党和共产制度是个多么东西，这恐怕有点令人惑解，还莫说亲眼看见胡风的下场，怎么不能分析国家制度政党的实质关系，难道就看不出中国是赤裸裸的王朝。（海纳百川www.hjclub.com)
最可笑的是罗隆基甚至大言不惭的说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海纳百川www.hjclub.com)
这样对主人摇尾乞怜的口吻，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让我们再看吴晗，梁思成，周新民，费孝通，浦熙修，曾昭抡，千家驹等等中国的知识界的表率，一个个不是怒斥，就是无限上纲对罗隆基落井下石，这项庄舞剑行为同样表现在刘少奇整彭德怀，而后又为毛整朱德，从做狗，做疯狗，最后被宰杀，几乎是中共里所有人物的共同下场。以这些人的品质来诱导民族，怎么没有今天的状况，追根溯源，怎能够不发人深思么依我说：蒋介石最蠢的就是没有让他们通通步瞿秋白后尘，而给了为虎作伥的机会。(海纳百川www.hjclub.com)
章诒和的文章对罗隆基用了“一片青山了此身”以颂赞，其实，看罗隆基和他围绕的人物，除了卑鄙，自私，愚昧，荒唐，还能找到什么冠冕堂皇的语言？(同上)
我不认为中国的那批大右派是在为民请命，相反，是为自己的利益被受到损害而中计挨整。从骨汁里说，右派与共产党是一丘之貉，要不，毛泽东怎么会对他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呢？真的知识份子被共产党杀的，至今平反了吗？那些默默无闻的民族精英尸骨荡然无存，有谁为他们写过，谁为他们不平则鸣？特别是那些黑五类家属，镇压家属，那些抗日英雄，被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屠杀，沉冤莫白，直到今天。（《唐夫纳海续谈“往事并不如烟”》www.hjclub.com)）
紫丹评：右派与共产党有一部分人、的确是一丘之貉，但不能以偏概全。而对右派的处理，又的确不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出于自己的良知，对共产党杀害D1“真的知识份子”、“默默无闻的民族精英”、“抗日英雄”，“镇压黑五类及其家属”的滔天罪恶，深恶痛绝是对的。即便如此，也不该把右派以及“中共里所有人物的共同下场”都一锅煮为“活该”。
7，武宜三：反蒋功臣如何变成了右派分子？
当年刘时平这些热血青年们不择手段地用造谣、诬陷、栽赃、欺骗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自己后来当右派分子挖好陷阱了，他们吞下的只是自己亲手种的苦果罢了。
武宜三：罪有应得、害人害己的右派分子
－－从广西自治区反右派运动看投机革命的下场兼论中共的背信弃义－－
广西自治区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估计有两万以上的大大小小知识份子被划为右派分子。据晓明《反右运动的回顾与反思》一文透露，广西自治区平乐县有27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另338人“有右派言论”但未戴帽；邕宁县有26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平果县在干部中划了108人为右派分子外，又在一般群众中划了113人右派分子；贵县有42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244人划为中右分子；苍梧县有31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合浦县有43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梧州市有103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据45个市、县的统计，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达到11000人。毛泽东和他的党徒可谓心毒手辣，仅此一役，便不知毁掉了多少人的幸福，害了多少人的生命，破坏了多少家庭。我在为http：//www.ziyouren.org/反右运动受难者纪念网做义工、收集资料中，考查了数以千计的个案，许多受害人都是无辜的，但也发现一些人是有罪的。
如：省长不做做副厅长：国之干城，奈何从贼？
今天谈几个自投罗网而当上右派分子的例子。这些人本是国民政府的高官显吏，却因做了叛主的二臣，才自讨苦吃，实在是咎由自取。如陈良佐（1887–1968），是陆军大学第4期毕业生；1922年，任广西边防督办公署参谋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10旅旅长；1927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厅2局局长；1928年冬任参谋本部高参；1929年，任第51师151旅旅长；1930年，任第7军中将参谋长；1931年，任广西省靖西县县长；1933年，任武鸣县县长；1935年，任梧州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6年，任浔州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8年，任桂林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8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9年，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1944年，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并代理广西省政府主席；悠游于军政两界、蒋桂之间，可谓官运亨通，风雨兼收。
然而，国之干城，奈何从贼。1949年，陈良佐潜往香港加入了李济深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为“奔走和平”，实为“投机革命”，煽动内战，鼓吹叛乱。“为中共做策反工作”，更是对合法的国民政府落井下石。在南宁易手后，随广西省政府主席张云逸回桂，捞了几个虚衔：广西人民政府参事、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广西省政协常委、民革广西省委常委；还有一个有职无权的广西省林业厅厅长，也没干上几年，便掉入毛泽东的阳谋陷阱，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取其辱。（民主中国网）
紫丹评：共产党就不说了，所有党外的左派，如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张治中、沈钧儒、程潜、李宗仁、黄绍竑、陈铭枢等等，不管后来划没划右派，都是背叛民国的历史罪人。如果说右派“活该”，那么，尾随中共左到底的宋、李、何、张、沈、程、李……反倒不“活该”了？右派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正是他们对中共政权不管出于善意、恶意，总是提了某些异见。这总比顺竿爬到底要好些。当然，背叛民国之罪，可恶至极，要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所有曾为共产党卖过力的右派，不管党内、党外，都是卖力其罪，罪不在右。更应该从这里看出的是毛泽东、共产党之卑劣！无论党内、党外，也不论对他卖过多大力，脸一变，格杀勿论。为现在灯蛾扑火的媚共者，提供了不寒而栗的前车之鉴。
8，司鹏程：“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尽管如此，司某仍然完全无视史实，断言“右派’备受青睐，得到宽大的待遇(但文末又特地声明：‘作者对“右派”们的个人遭遇表示同情’，这鳄鱼的眼泪岂非莫名其妙？)然后对右派进行了分析。按他的说法，右派中党员278，932名，属中共自己人;，其他几乎全属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是当局选拔的大学生。基于此，司某认为右派活该倒楣。
被司某作为论据的上述右派分类及辨析可信吗？否！
先看党员右派的数据，文中称乃宣布于1958年5月3日，但未说明出处。略有算数常识者都知道，该数据超过全国右派总数552，973人的半数。倘以毛59年8月24日讲的45万约数为分母，则党内右派竟高达62%，这种数据的可靠性能不让人疑窦丛生吗？
再者，说其他(即党外右派)全属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有何根据？而且，同路人与支持者定义为何？完全是笔糊涂账。不说别的，仅以因55年肃反被肃错(据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达130多万人)致有怨言被划右派者而论，他们就未必属于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估计这样的人在右派中不少于五分之一。可参看外贸部李哲人文章“在反右派斗争中站稳立场”(57年9月8日人民日报)。
还有，司某称右派大学生‘基本上根正苗健，家庭属“依靠对像”或“团结对像”’，这又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当时的大学生出身不好(地富、资本家或旧军政官员家庭)的大有人在，笔者便是其一，且父于土改时被镇压，家庭属革命对像而非依靠或团结对象。
概而言之，像司某这样先验地断言右派不是共产党就是附共者，然后对其惨遭残酷整肃幸灾乐祸，如此立论及演绎不仅充分暴露其浅薄无知，更显示其人格之卑劣，十足一副小人的丑恶面孔。
尤其令人齿冷的是司某对右派问题应予平反而非“改正”的取态。他既一口咬定右派之获当局“改正”，表明中共承认反右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以此作为其所谓“右派不是共产党就是附共者”之又一论据，继而破口大骂“平反，平反，平个鸟反！”，从貌似斯文的绅仕变为不顾仪态的泼妇，简直匪夷所思！对于此等泼皮无赖，除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锋相对地猛喝一声“闭上你的鸟嘴”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透析该文的字里行间，司某对章罗等“民盟”中人特别痛恨，是否与之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因无证据不宜妄加揣测。但即使如此，司某亦没有理由对55万右派恶言相向，似乎非食肉寝皮而后快。据反右后胡愈之的报告，民盟右派达6000余人，占全盟人数六分之一，中常委的36%，中委29%，候补中委43%被划右派(<民盟历史文献>上，789页，文物出版社91年版)。毛对此昔日的盟友如此心狠手辣，司某还不解恨吗？非要把他对3万6千民盟成员的私愤“扩大化”到55万右派身上，才心满意足吗？（《张成觉文集》：历史岂容任意歪曲－－评司鹏程、高瑜谈“反右”文）
紫丹评：司先生要右派忏悔；对其中合乎事实的地方，就应采取类如上评的态度。
9，《红岩》江姐绣红旗原型周居正反右中被枪毙
评论人认为活该－－让他给老共卖命，这就是下场！
紫丹评：这为上评（即共产党的“脸一变，格杀勿论”），又添一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例证。
10，闻韬：解读“劳动教养”
自从1958年以来，这个劳教决定不受法律制约，广泛实行，一直过了22年，时过境迁，当权者觉得实在不像话了，才又抛出个“补充规定”，说是劳教可以一年，必要时延长一年。到底依据何在？如果有被长期劳教过的错划为右派的人问“我们劳教了21年，算怎么回事？”他们又怎么回答？恐怕只能说“活该”。（五柳村）
紫丹评：从反右、到对右派的所有处理，既不合情理，又违反法律、宪法。此文说的“活该”，就是“莫须有”。
11，用说别人“活该”，来证明自己不“活该”。
“数学系四年级的李力同学，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即将毕业的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79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得是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头了！’”（陈奉孝《梦断未名湖》页341）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便对我如是说。（陈奉孝《梦断未名湖》）
12，黄河清：从王实味、右派到王若望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有这么一条罪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右派，都不承认这条罪名，都声嘶力竭地辩解自己是拥护、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真是历史的悲哀。如果说，把你打成右派时，你还因种种缘由，未能看清这个制度的错误罪恶，那么，当经过了50年的折磨，九死一生后，这个制度还是不认错、道歉、赔偿、改正，你是应该认识到这个制度不讲理的本质了。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有无可奈何的一面；认识这个制度，是没有无可奈何的！现在是应该彻底认识这个制度的时候了。（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六，自由圣火2008）
紫丹评：对反右问题，迷思如麻，让我们作一梳理：
1，对反右的起因，毛泽东发明“阳谋”说；比毛泽东还左的人如王绍光之辈，否定“阳谋”说，认为毛是真心整风，右派是倡狂进攻；而越来越多的资料则对上二者作了证伪，揭示出反右是一场大阴谋。
2，对右派的兴师问罪，左派一类人指责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咎由自取，“活该”；比右派还右的一类人指责右派不够右，说他们原先跟随共产党、后来也并不真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实乃与中共是一丘之貉，不值得同情。二者相反相成之处在于，揪住受害客体不放，不向犯罪主体追究：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连右派也认为，只能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面来证明自己无罪。岂不知1953年宣布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本身就是违宪的，当时起宪法作用的是“共同纲领”。著名“马克思主义传教士”郭罗基教授指出：“1956年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种社会主义叫做主观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建立取决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既违反宪法，又违反马克思主义。19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反对党主操纵的主观社会主义。共产党进一步以僭越了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得出的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在这个正确的命题面前，当时的反右派，和后来的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就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开历史的倒车。
假定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确实是错误的；那也不应该因为错误言论受到那样的斗争和处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连毛泽东也装腔作势地声称过：“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即，不管怎么说，“活该论”也该休矣。
3，右派应不应该忏悔？所有的右派都受到了迫害，大部分右派都有非常悲惨的经历。但为了达到解决右派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反对党天下”，摆脱受害的根源，深受其害的我们和全国人民，都有必要从我们的主观态度上作一番忏悔。很多人正是这样做的，他门划右派时尚未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后来从自身和社会的遭遇中觉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不反党时划了右派，如今真反党时却得到了改正。值得忏悔的地方找到了，这就是当年为什么不反党？既然如上述－－反党（有这样的右派）是正确的，那么，不反党自然就是错误的了。至于如今仍不反党的人，只能哀叹其冥顽不化了。对此，最好还是先别说：“活该！”应该如黄先生所说：“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有无可奈何的一面；认识这个制度，是没有无可奈何的！现在是应该彻底认识这个制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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