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6日訊】「再吃一個香蕉吧。」一個身材很小的醫生說，並給她推了一串過來。「你必須保持體形和健康。」大陸資深的艾滋病活動家高耀潔，81歲，在香港逗留一個星期期間，發佈她的自傳——《高潔的靈魂》。
在近幾年，新聞工作者纏著她讓她寫自傳。「我非常忙，而且我並不感興趣，我有很多事要做。」她說。接著，在她的博客中，就有人攻擊她的家庭。
「他們說我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所以作為一個小孩，我曾經被賣去當妓女。」她通過一個口譯員說道，「他們抨擊我的祖先，而我不能讓他們那麼做。我必須做個證明。我是被迫寫這本書的。」
高醫生可以說是大陸最著名的艾滋病活動家。12年前當其他醫生正被一個病人的神秘病情所擔心時，她被聘請到河南省這家醫院。那個40多歲的婦女在幾天之後病逝，當時高醫生查到她不久前曾經有過輸血記錄。
剛開始是一種熱情的追尋帶著她走遍河南和安徽的上百個貧困的小山村，那裡的人把自己的血賣給那些肆無忌憚的政府血庫。血漿是被取走，但是為了能使那些農民能更經常的捐獻血液，把不同人的血球混在一起回輸，導致了在許多山村的中年人中爆發了一場傳染病，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一些河南政府官員痛恨她，是因為艾滋病問題引起了關注，在他們眼裡，這樣會阻礙投資。高醫生在國家層面被勉強承認，也獲得了國際大獎。
在去年三月，河南省官員阻止她去美國領取一個獎項。正如紐約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向當時的副總理吳儀所說的，這開始變成一個國家的醜聞。他們禁止高醫生離開房子，不讓她去美國。
坐在投資銀行家杜聰創辦的智行基金會（這是一個香港慈善組織，援助她幫助的艾滋孤兒）的辦公室裡，高醫生的臉偶爾會露出笑容，在其他時候，她用手敲著桌上的書，強調她的憤怒是因為無助和貧困的艾滋患者所受的不公平的對待。
問她怎麼看待奧運會，以及奧運會是否將有助於中國大陸爭取的人權，她回答：「在體育比賽中變得強大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就是強大的。國際社會不瞭解中國。他們沒有見過真正的情景。他們沒有見過那些被監禁的人。例如胡佳，就是一個被監禁的艾滋活動者。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無私地想改進中國。」
高醫生在奧運會期間被邀請到美國三個月，「其他人被關押，包括我以前的一個病人，」她說，「由於在她分娩時接受的一次輸血，她家四口人中，有三個是HIV陽性。她的一個女兒死了，另外一個也病得很重，於是她到北京上訪，但是被送到勞改農場。
「一個美國組織說他們可以提供資助，讓我去美國三個月，但是我不想去。我並不反對共產黨，我沒有權力，我只是一個醫生，我沒有犯罪，我為什麼要離開我的國家？」
關於這本書，她說，这是她最後的一次呼喊。她累了，抱怨著她聽不見，她以前也經常這樣，她的假牙令她疼痛，還有她的胃也長期不適。她捲起她的上衣顯示她身上長長的疤痕，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傷後，她的半個胃被切除了。
當高醫生因為她在中國中原地區发現艾滋病問題和從事孤兒事業而廣為人知時，《高耀潔的靈魂》帶領讀者穿越數十年，回到她出生的1927年11月的山東省。
她出生於一個她歸為是有聲望的家庭，高醫生是她父親第四任妻子的女兒。「我的父親是15歲結的婚，他的第一任妻子17歲逝世，當時孩子剛出生。他的第二任妻子19歲逝世。她的第三任妻子是一個富有的女人，她的娘家有600英畝的地。她33歲時逝世，又是在她第三個孩子分娩時。我的母親是我父親第四任妻子，她有9個孩子，其中7個活了下來。
高醫生喜歡古典文學作品，但卻學了醫學，她說，是因為她是一個普通的學生，而這門學科是她可以從事的。在1954年，她嫁給了一個同事郭明久，他也是醫生。他在兩年前死於咽喉癌。
過去的12年，對於高醫生是相當艱苦的——她的孩子不能去家裡看望她，因為監視攝像頭和煩人的環境使這非常困難——她不是第一次處於政府的對立面。
文革時期，她因為幫助一名墮胎婦女，被判處三年徒刑，在監獄裡被關押了13個月。當問到她在監獄都做什麼的時候，她的回答很簡單：「打石頭」。在此期間，她曾三次自殺。
在70年代，她14歲的兒子郭灼（原文有誤，當為郭鋤非）因被指撰寫反革命材料而被關押了3年，但是後來罪名被撤消，高醫生確信，監禁她的兒子只是為了折磨她。
當時，護衛隊的人搜查了她的家，並帶走了她所有的東西。10年後，那些東西回到了她的手裡並成為了一張可憐的清單——其中包括幾條內褲。
「從這張清單上可以看出我有多窮，其中包括一個塑料碗，一條毯子，一些廚房用品——這些東西列進了我的櫥裡——一個連玻璃都是壞的櫥櫃。10年後，這些東西回到了我的手裡，因為那是一個混亂的年代，所以我不責怪任何人。」
高醫生的簽證還剩下2年，但是她擔心這將是她的最後一次香港之行。考慮到河南本地和國家的安全部門，她設想當她回到河南以後，有三種可能會發生。
「第一種可能是我將會被秘密監視，因為是秘密地，所以我應該不會知道。第二種可能是會有一個警察每天守在我的家門口，這樣我就不能輕易離開。最後一種可能是把我監禁起來，但是我已經準備好了。我身上帶著藥，隨時準備自殺。」
高醫生看起來仍在堅持不懈的工作。她盯著我肩膀上的一點瑕疵，認為那是皮膚病。我說那只是雀斑，才打消了她的疑慮。
「我從不想當英雄，但是當第一個艾滋病患者被送到我的面前，也就是那一刻，就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她在結論中寫到：「也許這就是命運，誰叫我是個醫生呢？是誰讓我看到遭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時感到痛苦？是誰讓我看到黑暗和邪惡時憤怒？」
高醫生的這本書的中文版可以在香港買到，但是她非常希望該書能翻譯成英文版。
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很難阻止她停下自己手頭上的事情。
喜歡音樂嗎？她輕視的搖了搖手。閱讀呢？「我讀過古典名著，但是我通常只閱讀醫學書籍。」但是她寫詩。「我寫了超過100首詩」，她說，有的詩歌出現在她的自傳裡。
翻譯解釋說：「她寫的是非常傳統的中文詩，很有結構，韻律很嚴謹，但是她的主題是以事實為基礎，她覺得中國充滿了假貨，人們喜歡吹噓以欺騙他人。」她開始念她的詩：
一些人說自己是多麼的了不起，
但是他們像一只吹氣的雞，
雞毛吹上天，
把大蒜皮吹得像仙女，
往高吹可以上天，
往大吹可以像泰山，
吹得艾滋病到處傳播，
當你騙他們時，吹牛說我就是榜樣。
吹成你的政績。
你吹、吹、吹
雖然高醫生的健康狀況有少許的衰退，但是她的靈魂在繼續燃燒。
2008年9月7日
（作者Annemarie Evans，發表於香港《南華早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