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2日讯】序：小时候的环境
我出生在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从小就浸泡在打斗的环境里，从记事起就看见我的爸爸打我的妈妈，而且每过年的时候必打。
经常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外边的哨声惊醒了我们这些孩子们，我们于是跑到外边去巡逻，高唱革命歌曲。
那时时常看到姐姐的同班同学到我家玩，都是很要好的同伙。为什么叫同伙呢？因为班级里是分伙的，不同的伙之间是排斥的。经常听到他们讲到谁谁被别人用菜刀砍了，里边的肉翻翻着，后来到医院治疗。当然，他们大孩打架经常使用菜刀和枪刺，我也曾经见过这些东西。我也曾经用钢锯条(锯钢管的)在电动砂轮上磨成刺刀，竟然在一次打架中把一个大孩的手捅了。
记得一次回家，看到自己家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碎了，后来才知道是我的哥哥和我大姨的儿子打架，我哥哥用的是铁锹，对方用的是菜刀。究竟是怎么打的，我没有看见。
这种经常式的打架持续到小学四年级，也就是1979年。由于我被送到托儿所时闹，我的爸爸妈妈让我的小姐姐在家里看我到八周岁，我才上学。我的小姐姐也因此九周岁才上学，后来由于她跳了一个年级才与她的同龄人在一个年级上。我的父母离开家时，就是我的小姐姐和我在家里玩，和外面接触极少，所以我反映比较迟钝。我们那个院里的人看我反映迟钝，就叫我大傻子，直到我后来学习很出类拔萃时才算罢休。
我爸爸性格暴烈，妈妈很善良，性格也好，我很随我的妈妈，所以在我的那个环境中，我还算是比较善良的。但是由于经常挨欺负(爸爸对家里人管的很严厉，如果我把别人打了，我就得挨爸爸打)，而被欺负后，被姐姐们 (我有三个姐姐)说成是熊蛋包，弄得我心里很不平，同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久而久之，我的报复心极强，但又没有发泄的机会，因此这种心里放大到：我一旦得逞，就一定不再给人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也就是彻底铲除。
后来上学的时候把精力用在学习上，想通过学习好而压倒别人。后来这种报复心里自己已经感觉不到了。
这种畸形的成长过程造就了我等待机会报复的畸形心里，可以暂时委曲求全，甚至可以暂时握手言和，一旦自己有了能力，就把对方赶尽杀绝。
以下是我对共产党的认识，由于《九评共产党》已经问世了，已经是一个系统的论述了，所以我以下写的东西不是以严格逻辑论述为形式的，而是出自于我的经历和直觉，这样写起来简单，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一．赶尽杀绝
赶尽杀绝看起来好像是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所引起的。但是实际上它是共产党的特点，而共产党的赶尽杀绝和我又有不同，它知道自己坏，同时它的斗争哲学使得它也这样认为它的对手，怕日后人家报复，就不再给人家报复的机会，所以就得赶尽杀绝。
二．目的与手段
由于我的天赋很不好，学什么东西都很难，学会一样东西得花巨大的代价，同时又没有正经的道德教育，也就是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标准，那么为了生存，我变得仔细规划自己应该如何做，不知为什么，凡是牵扯到不确定的东西我总是把握不好，几乎都是失败，而且小时候听领导经常撒谎 (当今的形式一派大好)，所以我很厌烦语文 (不止一个原因，而且语文课的中心思想都是规定好的，不是自己总结的，这一点我很讨厌)。所以我非常喜欢数学这种确定性的学科，因为它没有主观性，只有客观性。而且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容易看出来。可是，当我喜欢的时候，由于别人觉得数学枯燥而不愿意学，那么我就算学的好的。这种规则性的东西溶化到我的血液中，我的头脑很简单，很快就公式化，又没有传统正规的理念，所以如果坏起来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由于我没有精力看社会，所以没有坏起来)，这就是目的和手段，其实数学就是这样：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那么就需要什么条件。其它的都不是什么要考虑的对象。
我这里不是说数学不好，而是说，在没有任何明确道德约束的前提下 (尤其无神论)，人们很容易进入这种冷酷的思维模式。记得以前我的爸爸说我不择手段，那时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现在想起来很可怕。
三．拳头是好使的
在那样的年代(我小时候)，讲理是行不通的。记得一次别人欺负我，我就找来我们院儿里的一些大孩子，把那个人给揍了。找对方的父母告状，我也干过，但是很不习惯。
后来进入学习被重视的时代，渐渐地不见了打架，但是学习成绩的好坏几乎决定了这个人的前程，还加上走后门等不良的东西。尽管我看不上走后门，但是达尔文进化论优胜劣汰的处世哲学促使我带有很强的竞争性。这样我在一片赞扬声中念到了博士，还成为大学老师，再也没人敢叫我大傻子了。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担任兼职大学辅导员时发生的事，这使我多少认识了共产党的一些特点。
别看我争斗心很强，但是由于反应迟钝而不敢打架，所以表现上很老实。一次我去外边给办公室配钥匙，结果那个配钥匙的人不但没有把钥匙配好，还讹我钱。我回到系里把这事说给了我们书记，书记看到情况不好，就找来了一个身高马大的辅导员，叫他陪着我再次找到那个配钥匙的人配钥匙，并事先说，只要那个辅导员在旁边一站就可以了。当我再次配钥匙时，发现那个配钥匙的人乖乖的给我配好了钥匙，再也没有讹诈我们。当时我还很佩服我们书记。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一次我坐在我的办公桌旁闲呆着，系主任和别的领导闲聊，这时进来几个学生，这几个学生告诉领导发生过的事。几个学生到军区开的酒店吃饭(我们学校和军区在一个大院子里边)，结果因为一点小事而双方发生了口角，学生跟对方讲理，结果对方根本就不跟这几个学生讲理，而是用刀把学生砍了，学生们受了伤。
你猜一猜领导讲的是什么，领导说，你们几个学生真不明白，跟他们讲什么理，干脆上去把他们揍了马上就跑。
从领导们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拳头是好使的。别以为六、四之前广大的政工干部很好，好像很关心学生，警察们也很好。事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些人看到中央有两个声音，不马上表现自己的立场而维护自己而已。在他们看来，谁赢了就站在谁的一边。
四．滔光养晦
其实，滔光养晦策略并不是迟浩田的发明，而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记得1996–1997年上党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来跟人家抗衡，所以只能跟人家握手言和，等以后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就得实现我们的理想。
共产党的思想就是极端现实的自身利益，为了自身利益什么都可以做，那么滔光养晦也就没有那么稀奇了，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就很好理解了。
五．不给缺口 (枪杀学生)
共产党生怕自己的生命消失，它从来就不会为人民考虑，为了自己可以不惜毁掉中国的民族文化，可以为了自己的权力不至于崩溃而实行改革开放。
到了80年代，赵紫阳年代，我正赶上这个好时期，那时的政治老师课上几乎什么都敢说，我们也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后来从北大发起了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我们当时去了北京(1989年5月20日左右)，当时高自联的广播喇叭在傍晚告诉我们，一群学生模样的人(其实是政府派的人)手持伪造的学生证件要往学生圈里混(学生为了不让外人混进来而由一群学生围成了一个大圆圈)，想要制造事端。一天早上，听说军队要强行进入，学生一阵子混乱，后来稳定了下来。
当时的北京居民对我们学生非常的支持，非常好。给我们送来了面包和饮料。同时一些汽车把军车也挡起来以保护学生。同时还有记者想要采访我们。
那时的北京公交车对我们学生也特开方便之门，乘车不要票，火车也不要票。5月23日我们几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城市，途中我们看到另一个火车开往北京，火车内站满了着装得军人，看样子是从黑龙江调军队开往北京，准备镇压学生。后来听同学讲，她的同学被军队打死了。
那么，中共为什么不进行对话呢？怎么对话？对话就会牵扯腐败和裙带关系问题，实质上就牵扯了它们的根本利益问题，那么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牵扯它们必须放弃一党专制的问题。中共能干吗？不可能，所以就采取镇压的办法。
其实，用一些催泪弹和水龙头就足以强行解散学生了，那么为什么要动用坦克这种战争中使用的极端手段呢？那就是让人民永远记住，如果谁胆敢扑上来要民主，就让你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后来当辅导员时，专职辅导员告诉我，要学生一到就怕你，先垫底。这就是共产党的做法，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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