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上海女人潘蓉抗擊拆遷的稿子，已經是晚上11點28分。記者應該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不能動情，然而，寫這篇稿子的幾個小時裡，我一直在流淚。
我的好友浦志強一再告誡我，不要把自己混同於採訪對象，要克制情緒。我知道他說的是對的，但是今天，我做不到。因為唐福珍死了。這一次，我並沒有把自己混同為採訪對象，但我不不僅僅是記者，我還是人。
很多年前，在北京日報工作的時候，幼稚的我渴望新聞自由，寫了一篇小說《真相》。小說中的女記者無意中遇到了一位農民工，討薪不成，妻子被醫院騙了高額醫療費卻落下了殘疾，兩個孩子被人販子綁架後，警察索要辦案費。受體制和新聞規律所限，她無法報導此事，農民工用跳樓自殺來成全了她的新聞價值訴求。最終，女記者說服報社總編輯，報導了這條新聞，農民工的問題得到了解決，然而，兩人都遭到了停職處理。
這個幼稚的小說躺在我的電腦裡，至少有 3年的歷史。我沒有想到，現實生活的故事遠比這個小說激烈。據我的一個媒體朋友透露，唐福珍生前多方求助於媒體，有的媒體勒索她，更多的媒體是袖手旁觀，因為案子不夠大，不夠極端。是啊，在到處都是拆遷慘禍的中國，有幾起能夠進入媒體視野的呢？潘蓉用燃燒瓶扔挖掘機極端嗎？一個村選出幾名代表經年累月上訪極端嗎？手拿憲法、物權法保衛財產極端嗎？在市區中央搭窩棚一住幾年極端嗎？都不極端。唐福珍想用她的鮮血，刺激這個社會的良知。自焚前她說：「一定要選一張我最漂亮的照片做遺像。」她的極端，確實引來的媒體的關注，甚至她的死亡，比自焚後救活更能帶來新聞效應。
然而，她用對自己的殘酷換來的些許期望遭到了踐踏。很可能，關於她的訊息，已經無法在報紙、電視上出現，也許還有網絡。當然網絡是刪不乾淨的。刪不乾淨的網絡卻只能徒增我們的痛苦。我們不能上街，不能散步，這些法治國家允許做的公開表達憤怒的行為，我們都不能做。
除了被拆遷者本身，也許我們記者是最能體會他們痛苦的一群。因為我們看到過、聽到過、拒絕過、愧疚過、麻木過、袖手旁觀過。我很想向九泉之下的唐福珍道歉，但是我知道，我沒有資格。因為如果她還健康地活著，我和同行們一樣，會拒絕她的請求，我無法將她的故事寫在報紙上，我依然會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和我一樣愛美的女人拚死一搏後，撒手人寰。迄今為止，除了失聲痛哭，我別無他法。「我們都是體制」，連岳曾說。唐福珍的死，是我們所有人都無法洗清的罪過。
這是個該詛咒的世界。請記住唐福珍的死亡！
2009年12月2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