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5日訊】(美國之音2009年 12月 04日報導)每年有100多萬移民抵達美國，其中有一小部份尋求庇護。庇護申請者必須顯示法律所說的有充分依據的恐懼，也就是害怕在自己的國家受到迫害和持續處於危險之中。
美國聯邦移民法庭的庇護庭法官直接聽審這些申請者的案件。庇護申請者常常會有駭人聽聞的經歷。新近的一項調查顯示，每天聽取那些最惡劣的人類行為描述，法官自己也會受到精神創傷。一些人擔心，這種情況會影響法官的判斷。
這項調查要求庇護法庭法官匿名寫下他們的工作感受。一位法官寫道：我不得不聽取在一個人身上會發生的最可怕的事情，聽那些我絕對不想聽的有關酷刑的證詞。我希望我沒有聽這些事情。
司徒亞特·拉斯提格博士領導進行了這項研究。他說:“顯然，很多法官日復一日地聽取這些可怕的事情，在心理上受到創傷。”
拉斯提格博士是加州州立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學教授。他說，一些庇護法庭法官顯示出各種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其中包括夜間恐懼、幻視，以及驚慌。創傷後應激障礙通常是直接遭受創傷的結果。
但是，拉斯提格表示，這些法官的症狀是次生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法官本身開始呈現某些症狀。他們的心理問題是有一些想法，甚至夢魘，他們擺脫不掉。他們坐在那裏，一個接一個地聽取庇護申請者講述創傷和暴行，這使他們很難有效、理智地應對工作。”
黛娜·馬克斯是美國全國移民法官協會的主席，也是一位庇護法庭法官。她說，任何一個有同情心的人都會有感情投入，法官也不例外。
馬克斯說，她跟她的同事每天必須聽審三個到四個案件，這個指標太高，她擔心這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說:“我們的工作環境常常被描繪成在交通法庭審理死刑案。假如法官判斷出錯，當事人遭受的後果很有可能是生死攸關的。”
米裡亞姆·布拉沃是危地馬拉移民，在美國申請庇護。她不想告訴記者她在危地馬拉遇到了甚麼事情。
布拉沃說:“你怎麼能想像出我經歷過甚麼生活，我有甚麼遭遇？有些事情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非常痛苦，我不願去回想。”
布拉沃向主審法官講述了她的情況。但是，法官駁回了她的庇護申請。她琢磨這是不是因為法官聽審這類案件聽多了。
她說:“我那天恐怕也就是第四個或第五個接受聽審的人。法官已經疲勞了。過一會兒，又一個人要進去，要講更可怕的事情，然後，又一個人。法官每天都這樣。”
布拉沃認為，或許法官根本沒有聽進去她講的事情。她堅持說，假如法官聽進去了，就會批准她的庇護申請。
拉斯提格表示，在他的調查中，法官所表現出來的心理障礙或許使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聽不進去申請人的話。
他說：“我會想，我們這些法官怎麼能屏蔽自己，不受這些聽上去讓人很難受的事情的影響。”
但是，拉斯提格表示，他也在想，是不是也會發生相反的事情，這就是受到心理創傷的法官會變得特別敏感，因此更可能批准庇護申請。
他說：“法官可能過於認同站在他們面前的人，因此，可能會更容易批准申請。一個人會不會因為自身的防護機制而對所有聽上去令人驚駭的事情不看不聽？或者，一個人會不會一下子心軟了，申請者申請甚麼就批准甚麼，而不是用心審理實際的複雜案件？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目前還沒有答案。”
馬克斯也是這項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她說，多年來，她聽審了1萬6千件庇護申請案。她認為：“一個法官必須同時具有同情心和中立性。這是一種很難協調的複雜操作。法官要承擔的責任是巨大的。”
馬克斯承認，假如一個法官因為反覆聽申請者講述可怕的經歷而使自己的判斷受到了影響，她不會感到意外，但是，她也說不准。她認為，這種事情需要在將來的研究中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