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說起「言論」界，我首先就想到柏楊先生的一句話：「只為蒼生說人話，不為帝王唱讚歌」，這無疑是代表社會良知的「言論」界的一種經典定義，尤其當言論成為一種「界」之後。但眼下咱們的「言論界」卻讓我越來越看不懂了，因為我看到的「人話」越來越少。
一個農民工九歲的男孩因為感冒之類的小病向父母要１０元錢買藥，但以打零工為生的父母因拿出這１０元錢費勁而互相推諉，男孩憤而自謚，至今深度昏迷不醒。對於這件事，中國青年報一篇胡印斌的一篇《底層有人隨意拋擲生命是誰的悲哀》裡，把自縊男孩的悲劇歸因為「潛藏在底層民眾間暴戾之氣」和「因為物質淪陷引起的心理和文化淪陷」，並且作者認為，「因物質貧困引起的心理淪陷和文化淪陷，比起物質貧困本身更加嚴重」。俺八九年前也寫過些「時評」，斗大的字多少也認得幾筐，但俺琢磨到現在，也沒鬧明白這位仁兄要說什麼。如果你老人家也像自縊男孩打零工的父母一樣拿出十元錢都費勁，當你的孩子病了，俺先不讓你買藥，先您老人家補補「心理和文化的陷落」，再跟你談談「健康理性社會文化的培育和重建」，您不給我兩大嘴巴才怪。最「雷人」的是，即使在說如此悲慘的事情，這位胡兄也沒忘記說一句「這確實是幾千年來未曾有過的盛世」，這種滲入到骨子裡的「讚歌」意識，讓人歎為觀止。
帶著病母在福建安南市打工的２８歲的打工農民王士喜，在母親死後因為付不起火葬費而把母親沉屍水葬，隨後以侮辱屍體罪被警方刑拘。大概也覺得這個案子太不「盛世」，警方隨後趕緊在０８年１２月８宣佈「調查結果」，說王士喜月工資一千多元，完全有能力火葬亡母，他所以「沉屍葬母」，完全是故意存心要犯「侮辱屍體罪」。緊接著，葉志軍就在１０日的中國青年報上說「弱者不一定代表正義」，說是警方這個結論「算是給那些假弱者之名敲打社會不公的人一個警告」，文章還稍帶著為哈爾濱那六個打死大學生的警察鳴了一下冤，說這種「弱者即正義」的思維定勢把官人們害得不輕。葉志軍只是想給「假借弱者之名敲打社會不公的人一個警告」，這還算輕的，那邊已經有人準備給你一個耳光了。也是１２月１０日，中國青年報編輯曹林在《東方早報》上就發表了「『沉屍葬母』案真相給『過度闡釋者』一記耳光』」，在文章中，曹林把「沉屍葬母」事件歸結為「社會底層的惡」，說「底層的惡一點也不比上層的惡更小，弱者昧起良心來一點兒也不比強者更心軟，甚至由於生存環境的惡劣，弱者的惡有時候更讓人觸目驚心」。並且，曹林還把打擊面放大了近期一系列類似的事件上，他這樣寫道：「某地一個人搶劫時被抓起來了，他說自己生重病無錢就醫，是想靠坐牢治病求生——於是，他在輿論中成為一個「醫療高收費」的受害者。一個人因強姦被抓，他也辯稱自己是為了治病才進監獄——於是，這又成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新的罪證。一次次類似案件曹中，嫌犯的「供認」很容易就被論者接受了，沒有人質問真假，沒有人細究疑點。在抒發對「弱者」的同情之前評論家們為什麼不認真想一想，有幾個人犯罪後不會為自己偽裝上一套正義的道德外衣？怎麼就輕信了這些自我辯護呢？」至此，我們已經充分領教了對「社會底層的惡」嫉惡如仇的主流「言論界」的風采。
在曹林看來，王士喜之類的「底層」是談不上什麼誠信的，只是「警方最終偵查」才是靠得住的絕對真理，我們暫肯就看看警方自己的結論能否得出王士喜具備葬母能力的結論。警方自己給王士喜算了一筆帳：王士喜７月工資８０８元，８月工資１３６９元，９月工資８５５元，１０月工資１４１８元，平均工資１０００元以上，案發時王身上有７００元現金，廠裡還有９、１０兩個月共２２７３元工資沒有取，而安南市普通喪葬費為１１９０元，特困戶７９０元，結論是王不是付不起喪葬費，而是故意不出。表面看，警方結論可謂堂皇無懈可擊。但一個人只要腦袋沒進水，只要稍稍用我們常人的常識理性想一下，真相不言自明。首先，王士喜說他的工資只有四五百元，依曹林的邏輯，底層是無誠信可言的，我們不信，只信警方，但警方把一個農民工幾個月的工資當成他們公務員雷打不動的金碗裡的飯算下來的「平均工資」，我們卻不能不存疑。就算那幾個月王的收入是真的，但在母親病故急需火葬的情況下，廠裡那兩個月的工資是故意放廠裡存著玩兒還是廠子拖欠拿不出來，我們依然要保留嚴重懷疑的權利。而警方所謂安南最低喪葬費７９０元的說法就更不靠譜了。安南市民政局的江科長表示，有關特困戶低保人員的喪葬費是要有當地政府有關證明的，而調查外地人員經濟狀況有難度，更何況安南警方本來就認為王士喜收入正常，不屬於特困人員，我們又可以斷定王士喜葬母享受７９０元特困待遇的可能性為零。而按法制日報報導，記者在王士喜家鄉調查的結果，王可以說是一個孝子，母親因病不能自理，王就把母親帶往外地邊打工邊照顧母親，儘管我們的主流評論家曹林不認為「社會底層人」有什麼美德可言，但我們從事實出發，王士喜放著廠裡兩個月工資不用而「沉屍葬母」的可能性也近乎為零。這樣算下來，王士喜身上的７００元現金還是付不起安南的喪葬費。更何況已有網友暴料說所謂１１９０元的普通喪葬費也靠不住，你真要去消費，你要掏的銀子遠遠不止這個數。由此可見，因為出不起錢而「沉屍葬母，這個事實還是成立的，並不會因為警方的所謂「最終偵查」而改變。
我們所要關注的，是警方還有我們主流媒體的「言論界」的評論家們為什麼要如此急切地替王士喜證明其支付喪葬費的能力，現在已經很清楚了，他們如此煞費苦心機關算盡，無非是想掩蓋百姓「死不起」這樣一個事實。至於「底層的惡一點也不比上層的惡更小，弱者昧起良心來一點兒也不比強者更心軟，甚至由於生存環境的惡劣，弱者的惡有時候更讓人觸目驚心」之類的結論，就更是妖魔化底層民眾的昧心之語。打死一千次，俺也想不明白，比起作惡來，一貧如洗連母親的喪葬費都拿不出來的王士喜們，怎麼就能在同掌握所有資源的上層尤其是權力機關裡的貪官污吏們的ＰＫ中穩操勝卷。底層真正作惡者如張君之流，至多也不過就殺人數十，而四川地震中那些蓋豆腐渣學校的上層官人們殺人幾何，難道曹林們真的不知道？至於曹林在這篇文章中擠兌的幾位因治不起病而故意犯法以求入獄治病求生的「案例」，想知道這些民眾是否真的因為治不起病才「入獄求醫」，只看看他們是否真的身患重病就可以了。想來他們身患重病這個事實本身是無可否認的，否則安南警方「最終偵查」式的「澄清」早就出來了。當地警方追求「形勢大好」的慾望絕不比安南警方低，這點覺悟還是有的，我們應該相信同志們。
至於曹林所謂的「過度闡釋」，在俺看來，當下的媒體的「闡釋」不但沒有「過度」，而且遠遠不夠，不但沒有「假借弱者之名敲打社會不公」這麼一說，相反，對於造成弱者苦難的社會不公，我們的媒體，我們的「言論界」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最多也只能算是「小罵大幫忙」的。底層民眾因治不起病而故意犯法「入獄求醫」，那個只因沒有十元錢買藥而自縊的男孩的悲劇，當然要責怪「醫療高收費」，沉屍葬母，當然要譴責「喪葬業壟斷導致的惡果」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空白。那個因十元買藥錢而自縊的男孩，為什麼就不能享受一點兒童的醫療保障？王士喜那辛勞一生的母親，為什麼就不能享受最起碼的養老和醫療保障？那麼多的官員南美北美世界游，那麼多「公僕」們天價煙抽著大小「白宮」住著，那麼多億的公眾的血汗錢用來救樓市托股市修鐵公路再收高速公路費高速鐵路費，您再說「沒錢」，臉不紅嗎？在「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現在，出現這麼多的「紅領巾自縊」、「入獄求醫」和「沉屍葬母」現象，難道都是偶然的？為什麼這樣？不是因為沒錢，而是我們社會沒有辦法讓公眾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世界價格最低的牛馬般的勞動創造的財富用到自己身上。回首「改革開放」三十年，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改革怎麼改，某些人是心裏有數的，那就是政府絕對權力不能動，公有制不能動，說白了就是政府手裡賺大錢的國有企壟斷企業不能動，公眾（限城市戶口）原來的有限的醫療教育住房的福利可以動－－拿掉，公眾的身體和房子可以動，公眾的身體（限農業戶口）可以自由流動到城市，充當「市場經濟」的廉價「勞動資源」，為世界人民製造無窮無盡的產品和政府手裡的以光速增長的「財政收入」，公眾的房子（戶口不限）更可以流動了，以無價和低價的方式流動到政府手裡變成政府和房地產商無窮無盡的財富。一句話，我們所有的苦難，都源自權力的絕對壟斷，都源自百年來我們始終都沒有走上一條以權力制約權力的路。這點道理，絕頂聰明的曹林們是清楚的，他們只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眼下咱們可以發言的「言論界」實際上也在遵照柏楊先生的話做的，只是那句話的順序倒了一下：只為帝王唱讚歌，不為蒼生說人話。在這個隨落的「言論界」，王士喜們慘絕的呻吟他們聽不見，這個社會不絕於耳的斷裂之聲他們還聽不見，他們在「改革開放」的河裡只是摸出一件件「皇帝的新衣」，直到那千百年來「河裡的終點來臨的那一天」。這樣隨落的「言論界」，不看也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