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7日訊】（美國之音香港記者東方報導）中國海南省感城鎮發生民眾燒燬鎮政府辦公樓和邊防派出所的群體性事件並沒有平息，日前感城再次發生大規模械鬥，造成一死多人受傷。海南省有關當局已經增派上千警力前往該地區控制局面。
分析人士指出，群體性事件頻發是近年來中國社會利益衝突日益加劇，民眾對基層腐敗官員不滿的直接反映。當局出動警力彈壓，歸咎境外敵對勢力，並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專家建議改革「吏制」，實行民主選舉，讓官員對民眾負責，接受民眾的監督，疏解民怨，才是減少群體性事件發生之道。
中國海南省感城鎮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引起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當局增派一千餘名警力前往衝突地區。海南省高層領導目前正在坐鎮指揮，力圖控制局面。
*學生打架演變成暴民對鎮政府打砸燒*
據報導，這次海南感城鎮發生的群體性事件，起因僅僅是3月23號下午兩名分別來自感城村和寶上村的學生打架，家長前往鎮政府要求處理。然而這顆小小的火星，後來卻燃起沖天的大火。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當天晚上七點左右，別有用心的不法份子開始對鎮政府辦公大樓進行打砸並縱火，導致政府辦公樓4間辦公室著火，1輛公務用車及部份文件資料被燒，事態在一瞬間迅速升級。隨後，不法份子又衝到鎮政府大院對面的感城邊防派出所，對該所進行打、砸、燒，導致4間官兵宿舍及部份檔案資料被燒，1 輛警車、1輛涉案扣押的小汽車及10部摩托車被砸爛燒燬。」
*「乾柴烈火遍地藏」?*
觀察家指出，兩個學生打架這樣的小事，竟發展成火燒鎮政府和派出所，形象地說明中國社會中官民矛盾尖銳程度，整個社會已如乾柴烈火，一顆火星就能迅速演變成燎原之勢。
據香港媒體報導，在感城鎮村民火燒鎮政府和派出所的事件平息兩天之後，衝突再度死灰復燃。3月25日中午12時30分，上千名感城鎮感城村和寶上村村民，在兩村交界的公路橋頭又發生械鬥，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傷，並燒燬卡車1輛。12時50分，警方強力驅散械鬥群眾。
3月26日下午，海南省公安廳廳長賈東軍在海南「感城事件」新聞通氣會上說，海南省公安部門已調集上千警力，進駐發生村民大規模械鬥的東方市感城鎮，以恢復維持當地社會治安秩序。
賈東軍告訴記者，近千警力進駐感城後，當地治安局面趨於好轉，目前公安部門首先要維持當地治安穩定，避免發生新的衝突，最終會根據調查情況，根據法律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處置。
*圖窮匕見 民窮禍現*
《南風窗》最近發表廖海青的文章，對中國進入群體性事件多發期提出警告。
文章分析說，中國過去經濟的高速發展在一定程度掩蓋了中國社會的矛盾，包括機會不公，權錢交易等。但在國際金融危機下，日益上升的失業率可能與累積下來尚未解決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結合在一起，構成出現社會動盪的危險。
中國社科院在去年12月發表的2009年的社會藍皮書中警告說，中國失業率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將導致社會不穩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人張平亦表示，影響全球的這場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日益加深。「過多的破產和減產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和引發社會動亂。」
*失業農民工考驗治安*
中國海南兩個學生打架釀成大規模群體性暴力事件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出現的。海南感城鎮事件的出現絕非偶然。據中國媒體報導，兩千多萬農民工返鄉後找不著工作，給當地治安的治理形成極大考驗。
據《南風窗》報導，在廣西賀州市，新年期間從廣州等地返鄉的6萬多外出務工人員中目前有1/3留在了本地，給治安帶來問題。今年以來，賀州發生的10起命案中有7起涉及返鄉人員。在安徽肥東縣，村幹部楊其平說，年後全村有600多返鄉農民工不再外出。他擔心近期村里民事糾紛如賭博、小偷、打架等會多起來，矛盾會凸現。
*陰謀論*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內部矛盾空前尖銳。毛澤東的法寶之一就是把注意力引向海外。「海外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南風窗》報導說，全總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在談到失業和社會安定等問題時表示，當前要嚴密防範「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一些企業遇到的困難對農民工隊伍進行滲透和破壞」。這樣的措辭，本來常出現在諸如民族、宗教等敏感領域，現在連農民工隊伍裡也出現了「境外敵對勢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於建嶸認為，有些地方官員為了擺脫責任，隨便給民眾扣政治化的帽子，動不動以社會黑惡勢力甚至外國勢力操縱為由，對參與事件的民眾進行打壓。這種陰謀論的看法過於簡單化，與事實不符，掩蓋了事態的嚴重性和政治性，會誤導決策。
*公權打壓 激化矛盾*
專家指出，在國際金融風暴的影響下，失業農民工、找不著工作的大學生等群體的承受能力最為敏感脆弱，容易產生消極、失望等不滿情緒，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而當群體性事件發生，政府部門又從「穩定壓倒一切」出發，利用公權對一些被侵害、被壓抑群體的利益訴求表達進行打壓，結果反而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於建嶸：事件都指向吏治腐敗*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於建嶸認為，很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地方腐敗官員和民眾之間發生利益衝突。
「現在，利益衝突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比如農民，農民的利益衝突主要是耕地。 最能夠觸發農村土地糾紛的就是縣一級的政府。比如講，現在社會上其他老百姓的怨恨，也主要是在縣一級政府。去年，以及這幾年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都是在縣一級表現出來。」
於建嶸教授在他撰寫的相關論文中分析說，貴州甕安事件與2004年的重慶萬州事件、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的四川大竹事件，在起因、過程、後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結構相似性，是典型的「社會洩憤事件」，其共同特點就是因民事糾紛最後演變成了官民衝突。
於建嶸教授認為，儘管這個演變過程在具體事件中因有許多偶然的因素而顯得複雜多變，但其中的原因和指向卻是一樣的，這就是吏治腐敗。而以群體性事件為外在形式的官民衝突就是這種因吏治腐敗而造成執政地位的降低和動搖的最直接表現。
*改制才能治吏*
《後漢書》有「治亂之要，其本在吏」之說。可是怎樣「治吏」呢？於建嶸認為，關鍵則不在重典，而在改制。也就是要改變目前的幹部制度，讓官員由民眾選舉、對民眾負責、受民眾監督。
除了政府官員民選之外，有關專家還指出，開放言論自由，讓公民不滿情緒有渲洩的渠道，實現司法獨立，讓利益衝突能夠在法律框架內得到公正的解決，三權分立，才能真正建立一個人民可以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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