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訊】讀《往事微痕》23期「雷一寧專集」感悟
「政治無善惡但有因果」。這話出自台灣名嘴胡中信之口，我很贊同。毛澤東一生熱衷于政治，熱衷于馬列主義「不斷革命論」，做了不少壞事，因果是什麼呢？三個兒子，一子失蹤，一子死于北韓，一子沒于精神病，「東宮娘娘」江青在其死後不足兩月即成為「反革命叛國集團主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緩。按中共既定政策，他也就順理成章地在陰曹地府「榮獲」到「反革命家屬」的「光榮」稱號。
這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是作惡者的必然下場。
毛澤東臨終前說︰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台灣，用暴力奪取了政權，建立了以自已意志為取舍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件借用「文化大革命」暴力，把政敵劉少奇等置于死地。
其實他一生還做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1957年親手策劃、組織、發動、領導的「反右鬥爭」。這場鬥爭打斷中華民族脊梁、坑埋近百萬有獨立見解的知識人，以及由這個運動而鼓噪起來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大放衛星」，活活餓死四千多萬中國人。因這不是政治家行為，是道地的流氓無賴的犯罪，是下九流皇帝的躁動，所以毛澤東避而不談，不敢將它列為「偉跡」。
自古以來帝王都知道治理國家一個最淺顯的道理︰「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語出老子「道德經」36章）。意即魚不能離開水，國家權力（軍隊監獄）不能用來對付老百姓。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打敗對手爭得皇權後，立即用手中的權力（利器）–「無產階級專」，鎮壓支持過他「革命」的各階層人民。這不是政治，是作惡，故中共歷屆領導也知恥不改。
毛澤東一生作了許多惡，最大的惡事莫過于「反右鬥爭」。因為1957年的「反右鬥爭」坑殺、坑埋、坑害的無論是民主黨派群體精英，還是追隨他一道「革命」的民主自由人土，以及捍衛這個政權千千萬萬的基層幹部，不過受害最深最烈的是廣大學生。這場反進步、反文明、反人權的運動，到底有多少學生成為共和國祭壇上的祭品？
中國名校北京大學不足8000學生，抓了800多名學生右派，「庚子賠款」開辦的清華大學，近5000名學生，揪出近500名學生右派，北工、北地、北航也為數不少，比例均在百分十五以上，筆者所在家鄉的川大、川醫、川師、川農四校，右派多達三、四千人，本專集作者雷一寧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四年級，240多人就有50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根據這些數字推算，當年高校學生被劃為右派的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當時全國有百所高校，在校大學生約80余萬，淪為「賤民」的不少于十萬人。這是多麼一個龐大數字？
十萬學子，十萬冤魂，紅色河山，人血染成。
雷一寧女士劃為右派時還是個花季年華的少女，立即逐出校門送到邊遠的青海湖去「勞動改造「，十幾年來食不裹腹，住無定處，連女孩子遮羞的地方都沒有。她在《脫胎換骨記實》一文中寫道︰「草原上當然沒有磚瓦蓋的房屋，只有帳篷。然而，即使是棉帳篷，也抵御不了利刃般的風砂和刺骨的寒冷。于是人們在結實的草地上挖開一個個坑，把帳篷的大部分栽入坑中，只有帳篷頂露在地面，遠遠望去連個頂兒也看不到，這叫「地窩子」——我們的「家」。地窩子內，地面上鋪些乾草，便是床鋪。鋪連著鋪，每人所佔的寬度大概就是一市尺多一點兒。當然沒有取暖、煮飯的家具，也沒有桌椅板凳和燈，農場職工是不需要讀書看報或寫字的。十個八個人住一個地窩子，吃飯、睡覺、政治學習、檢查交代全在這「家」裡。和我同住一個地窩子的，全是女「盲流」。盲流者，河南、四川、甘肅、寧夏等地以為青海到處都是金子，到處都有白饅頭，而盲目流入青海之人也。她們都只有十七八歲左右，正是應當上大學的年齡。個個都乳臭未乾，夢想著只要、也只有上了大學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都自發地流到青海師範學院，滿以為人民的大學理應人民上。沒想到師院接納不了沒有糧戶關系的她們，把她們下放到了農場。在我們到來之前，地窩子里只住著一人，名叫徐雅群，也是盲流，不過年齡較大。我們的到來使她非常高興，她也就當然地成了我們的「向導」。當場部來給我們每人發老羊皮大衣和棉帽子時，有的女孩瞅著那些純粹是男人用的又大、又笨重的東西，拒絕接受。她在一旁反復說：「收下！收下！不然會把你凍死的……」大家吃完晚飯，回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家，倒頭便睡。忽然一個聲音喊道：「喂！徐大姐！茅房在哪裡？」「天當房，地當床，草原到處是茅房。」「別開玩笑了……」「絕對不是開玩笑。黑嗒嘛胡的，還不好辦嗎？跟我來……」後來我們才知道，這裡不僅沒有廁所，連手紙和女人來月經用的衛生紙都沒有。不用說沒錢買，就是有錢也無處可買。不久，在我們帶來的一點點手紙用完後，也只能用石塊、土疙瘩來擦屁股。好在一天吃進去的也只有一點點又硬又清的東西，不用擦也很乾淨。」
一個「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竟然過著這樣牛馬不如的非人生活！她的同學沈巧珍，聰明靈俐，像貌超群，，能歌善舞，天資過人，僅管工作認真，教學成績突出，也最早摘掉「帽子」，可一直是專政對像，為了盡到做母親責任，在被批鬥關押牛棚期間，半夜偷逃回家餵了孩子一口奶，既遭到劃清界線丈夫的毒打，更遭到「革命群眾」的侮辱，不足三十歲投入自貢斧溪河自殺。
我所認識北大右派學生，無論是當年十九歲的燕豚符，還有二十歲的紀增善，或不足十八歲的博繩武，以及毛澤東點名的譚天榮和「鳴放」中獨領風騷的陳奉孝、王書瑤、宋林松、王國鄉等人，盡皆才華橫溢，心雄萬里，如果不是淪為「賤民」，他們中不少人已是學術大師和諾貝爾得主，可是他們什麼也不是，個個老態龍鐘，含淚往事「白頭宮女說玄宗」，真乃國之不幸啊！
她，他們，曾是毛澤東稱之為「早晨八點鐘的太陽」，這些「太陽」既未領取共產黨一分一文的工資，也未有任何官身職務，成天到晚用功讀書，學好專業，獻身祖國，建設「四化」。可是他們心中所崇拜的「導師」，身為「偉大領柚」的毛澤東，卻欺騙他們、動員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要「大鳴大放」，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結課說了幾句心裡話，就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一去二十多年。
雷一寧難友張榮生在《不堪回首的1957年》一文中寫道︰「大學時代本應是人生最為美好、最為珍貴，而且也是最為天真、最是幼稚的時代。每年的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前一廠，我們曾多少次跳起來高喊‘毛主席萬歲’呀！那時我們還不懂得階級鬥爭有時是極其殘酷的，不知道延安的搶救運動，不懂得社會主義道路上並不總是鋪滿鮮花，有時也會荊棘滿路，有時還會六月飛雪。‘一萬支暗箭埋伏在你的身邊，伺候著你一千回小心裡的一回不檢點。’在革命的名義下，我們這些莘莘學子一下子就淪落成人間最為低賤的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成為政治祭壇上無辜的羔羊。每當我想起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詩句︰‘還沒有開花就枯萎，在一個陰天的早晨’，便不能不黯然神傷。」
雖然這個運動整整過去了52走年，隨著時間的消逝，受害者的自然離去，並不意味著這個重大的、沉痛的歷史事件就可以結束，就會畫上圓滿的句號，「偉光正」就可以與日月同輝，毛澤東就可以泰然傲居于天安門城樓。請問，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罪惡，中國人忘記了嗎？上世紀希特勒屠猶事件，世界人民忘記了嗎？日本侵略者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殺，中國人民忘記了嗎？
「二十二年呀！人生能有幾個二十二年，而且是人的一生中最好的二十二年！當小學生往我這個被妖魔化了的怪物身上扔土坷垃時，我的心是多麼痛楚；當善良的人們用鄙視的眼光看著我時，我的心在流血」「如今我已頭發斑白，還有人說︰‘你別和他在一起，他過去是右派’。一個擔任過黨支部書記的人公然當著我的面說︰‘就是不應該給右派平反」（以上引文見雷一寧專集）。無獨有偶，近日一個年青的毛派分子，在網上看了我寫的有關批毛文章後，公然發來短信詰問︰「你們右派分子是私報公仇，毛澤東雖然做錯一些事，卻是公心」天哪，有這樣的「公心」嗎？不是我在問，是數百萬「改正右派」和他們的家屬在問，大家在問？為此，中共必須向受害者和全國人民道歉，必須下半旗向屈死在那場政治運動中的死難者默哀，必須賠償受害人的精神損失，必須把罪魁禍首毛澤東趕下天安門城樓！不如此正義永遠不能伸張，人心永遠難以平靜，中國永遠無民主自由可言。
執政的第四代中共精英們，「反右鬥爭」時你們中不少人還是孩子，甚至你們的父輩親屬也曾遭此罹難，縱然未卷入其中，難道這些「賤民」的悲慘遭遇，血淚斑斑的史實，不曾親聞親見麼？難道對你們良心沒有沖擊？難道你們能安然處之麼？為什麼至今還要欺騙歷史，欺騙國人，抱殘守缺于「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的陳詞濫調。難道真的是「擴大化」嗎？百分九十九點九九都抓錯了，還是「擴大化」麼？北大沒一個右派，北師大沒一個右派，清華也沒一個右派，在全國數百所高校裡，只有人大林希翎一人是「不予改正」的「右派」。難道太陽中有個黑點就能說這不是太陽？何況林希翎是你們故意留下的「樣板」，以便圓謊。
「反右鬥爭」是中共從進步走向反動的分水嶺，是毛澤東由人民領袖淪為專制暴君不可更改的事實，是中國革命從光明轉向黑暗的前奏曲！「反右鬥爭」是全中國人民的大災大難，也是中共的大災大難。它推翻了中共和平民主建國的初衷，把一個好端端的有光明前景的中國推向罪惡的深淵。自此全黨說假話，全國說假話，中國再沒有說真話的人。縱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今日，無論官場，無論媒體仍在說假話。君不見，高居廟堂的左派先生們，不正口沫四濺地在大批特批「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嗎？
難友雷一寧專集的問世，又多了毛澤東一筆罪惡的書證，也是回擊左先生們一發「無聲的炮彈」。
「拒絕遺忘，留下歷史，推動改革，促進民主」是全體中國人受害者的責任，也是我們「五七人」應盡的義務。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