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4日訊】80年代我在武漢上大學，當時正值全國氣功熱。因為我學的是生物，所以對氣功這種特殊的生命現象很感興趣。那時我和妻子（當時的女友）聽了不少氣功報告，但是不管那個「氣功大師「多有名，也沒能回答我們心中種種對生命的困惑。
直到96年10月，我們有幸看到《轉法輪》一書，覺得心中所有的疑問都有了答案，所以就開始修煉法輪功。我們兩人煉功後精力充沛、工作兢兢業業，得到了單位領導和同事的認可。因為平時工作很忙，我們就只是週末去公園煉功。
98年初，我們搬了家，新家在北京紫竹院公園附近，當時紫竹院公園的牡丹亭有一個很大的煉功點，我們剛開始去那裏煉功的時候大約有一百多人。後來去的人越來越多，實在站不下了，就又分別在東門和西門各建了一個煉功點，那兩個煉功點到後來也都有一、二百人。上百人清晨一起煉功，我們每次煉功回來都覺的身輕體健，神清氣爽。
我當時在一家大型外貿公司工作，由於業務需要，經常瀏覽一些國外網站和媒體。99年前大規模的網絡封鎖還沒開始，所以網上還是可以看到不少消息。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說據（中國）安全部的統計數字，修煉法輪功的人高達七千萬。中共承認法輪功人數已經超過共產黨員數量。
看到法輪功修煉者有七千萬，我一點都不意外，從我們煉功點的煉功人數增加情況就可以知道這麼好的功法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來學。只是「法輪功人數已經超過共產黨員」這種說法讓我覺的奇怪。法輪功是修煉的法門，一群修煉的人構成了法輪功群體，共產黨是個政黨，而且當時很多黨員、政府官員也在煉法輪功，所以法輪功和共產黨並不是兩個對立或並行的團體，放在一起比較有什麼意義呢？比如，在美國，永遠不會有這樣的統計，說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共和黨或民主黨的人數。當然我是後來才知道，早在1997、1998年的時候，某些人為了自己的政治陞遷，早已想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進行鎮壓了，所以才放出這種風聲來。
1999年初，為了能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交流修煉中的心得體會，我們參加了一個學法小組，每個週六下午約七、八個住在附近的學員一起讀兩個小時左右的書，然後大家談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按照「真、善、 忍」的標準要求自己，不斷提高心性的修煉體會。修煉人在一起，談論的不是社會上都在關心的名利是非等問題，而是自己生活和工作中有哪些做的不好的、不符合「真、善、 忍」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如何克服一些障礙，去掉了不好的行為和思想。現在回憶那段時間真的很美好，學員之間比學比修，真是一片淨土，一片樂土。
99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六，下午我們像平時一樣學法、交流，差不多到要離開的時候，來了一位同修阿姨，告訴我們一個消息。天津教育學院的一本雜誌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說煉法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走火入魔。天津的學員到雜誌社澄清事實，但前一天（四月二十三日）天津警察毆打了去雜誌社編輯部講明真相的法輪功學員，並抓了四十多人。天津公安稱是執行上級命令，讓學員到北京上訪解決問題。
那個阿姨說有一些北京學員決定明天去中南海的國務院信訪辦反映情況，大家可以自己看情況去或者不去。大家商量了幾句，有幾個人說明天有事去不了，剩下的都說那就去吧，既然天津警察都建議去北京上訪，那我們北京的學員更是責無旁貸了。
1989年我大學畢業，那一年的6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屠殺學生事件。作為一個親身經歷過「6.4」的人，我知道，共產黨對於群體性的上訪很可能採用鎮壓的方式。但是，我們都是法輪功的受益者。煉功後不但身體健康，而且知道了生命的意義，況且，法輪功教我們真、善、忍，我們怎麼能不把真實情況告訴有關部門呢？那時，也確實尚對共產黨報有一些希望，以為它在六四後多少有點改變。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八點左右，我和妻子就來到了位於府右街的國務院信訪辦。沒想到已經有很多人來了，馬路兩側站滿了人。因為人太多，我們最後就站在了中南海北門的對面。雖然人多，大家都整整齊齊的站在馬路沿上，還留出了行人走路的地方，所以交通一直很順暢。有很多車輛來往，還有不少車裡的人拿出相機照相，直到後來警察把幾條路都給封了，車才少起來。
差不多一整天的時間，大多數學員既沒有喝水，也沒有吃東西，是因為那時北京的公共廁所還不是很方便，如果這麼多人都去上廁所，可能會影響當地居民的使用。我記得有一個30歲左右的小伙子手裡拿著一個塑料袋，從北海那邊一路向西走過來，撿拾地上的垃圾紙屑。其實那時地上除了警察丟棄的煙頭外，法輪功學員沒有往地上扔任何東西。所以那個小伙子手裡的塑料袋裡基本是空的。
據說這件小事讓中央高層某些人很震驚，覺的法輪功組織性、紀律性很高。其實對於修煉者來說，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處處都要做一個好人，是同化「真、善、忍」要求的自覺行為，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組織紀律。
我們站的地方不能直接看到學員被接待的情況，但不時的會從隊伍中傳過來一些消息，告訴我們已有學員代表被帶入中南海陳述情況了。大家都在耐心的等待著。因為等待的時間很長，也有一部份學員在一些空地坐下來打坐或者看書，但很少有人說話。所以有不少行人停下來向學員打聽「你們在幹什麼呢」，因為沒有標語、沒有口號，從表面看還真是不知是幹什麼的。
我的父母早就定好了週日從老家坐火車來北京探望我們，傍晚到達，所以我和妻子在傍晚的時候就先離開了，去火車站接他們。後來聽說大多數學員是在晚上九、十點鐘的時候離開的，說是中央已同意解決天津問題。
星期一早上我像往常一樣走進辦公室，沒想到的是同事們竟然都在議論昨天我們去上訪的這件事。有一位同事說她舅舅是大巴司機，昨晚接到通知公司幾十輛車都開到了天安門廣場，準備隨時到中南海拉人，「但是後來那些法輪功自己走了」。我跟他們說昨天我也去了，同事們都很吃驚：私下裡勸我要小心，還有人告訴我別再告訴別人自己去過中南海了。而我因為自己當時在現場，覺得那天的氣氛那麼平和，所以並不認為有什麼嚴重的，更沒有想到這次和平上訪已成為了震驚中外的「4.25」事件，很多國外媒體都予以了報導。
但接下來的日子，我們還是感覺到了一種明顯增加的緊張氣氛。首先，紫竹院公園的煉功點上來了一些很奇怪的人。我們煉功的時候，他們自始至終帶著墨鏡站在旁邊。有教功的阿姨上去問他們要不要學，他們搖頭，也並不離開。甚至有一天煉到一半下雨了，我們不走，他們也冒雨繼續「觀看」。
6月中旬，單位傳達了一份文件：《接待部份法輪功上訪人員，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發表談話》。其中提到：「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我想，這件事可能是妥善解決了吧。
然而，時隔不過一個月的7月20日，中共就開始了對法輪功至今長達十年的鎮壓和迫害。這十年間，法輪功學員承受了巨大苦難，但從未還以暴力和怨恨，依然像當年「4.25」時一樣，和平理性的講述著法輪功真相。十年中我自己也曾兩度被投入中共的勞教所，經受了嚴酷的身心折磨。但是，這種無理無度的迫害非但沒有改變修煉者的正信，反而使法輪功走向了世界，讓更多國家和族裔的人認識了真理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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