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目前，從程序上看，鄧案會暫告一段落，雖然不知道有多長時間。關於此案的程序與實體、調查與真相、民意與官意有些想法，寫出來供大家討論。
1.【真相尚未全部呈顯】
這是鄧案至今最大問題所在，雖然社會輿論基本上心中有桿秤，甚至可能推測個八九不離十，但最有份量的調查結果卻沒有出現。回想孫志剛事件，最後之所以有中央尊重民意的決定，決定性的功勞在於《南方週末》2003年3月27日的那篇詳細報導。民意再洶湧，缺乏有份量的事實披露，也是枉然。夏霖、夏楠提交的《控告書》顯然是一份轉述鄧玉嬌意思的事實披露，但也因其轉述性質，份量被打折扣。
2.【當前中國地方官僚的特點】
在激起全國性民憤的事件中，地方官僚應對的方式，根據不同情況會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事實全面披露型模式」，他們的應對方式就是基本順從民意（孫志剛案、譚卓案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模式）；第二種模式是「事實模糊型模式」，他們的應對方式一般是連環撒謊、掩蓋真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涉嫌嚴重犯罪的強勢者最多是象徵性地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高鶯鶯案、鄧玉嬌案為典型）。
根據上述情況，社會各界在關注此類案件時，最關鍵、最核心該做的就是儘可能地想辦法披露真相，只有真相才能使正當的民意訴求有效兌現。當代中國官僚主義應對突發事件都會經歷三個特徵階段，一是不知所措，此階段他們反應慢；二是一旦反應，扼殺真相的效率很高；三是一旦作出決定，惡無返顧，絕不更改，明知錯了也不改。所以，只有在第一個回合就實施決定性出擊——也就是呈現真相，民意的正當訴求才可能獲得有效兌現。
3.【什麼是民意訴求的有效目標】
追求正當程序是民意訴求的有效目標。以實體性的結果，例如無罪釋放、有罪判決等等，這些訴求在歷次民意大潮中當然是主流，而且為事情的解決作出巨大貢獻，但最有效的民意訴求目標卻不是實體性訴求——尤其因事實真相模糊不清，許多人因缺乏法律常識，不懂得如何通過法律正當程序追求實體結果，對案件的實體問題輕下斷言，往往害處很大——這便是所謂的輿論審判。2003年末的劉湧案就是非常典型的民意促退法治的經典案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搜索那時候的爭論文章，也包括我的）。一句話：實體訴求過於冒險，即使獲得成功，但未必符合正義。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之母。
真正有效的民意追求目標應該是程序性的，即正當程序原則的貫徹與實施：未經正當程序的審判，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財產、自由和生命。這是現代法治最基本的精神，也是最基本的憲政原則之一。正當程序包括一系列制度設計，例如司法獨立、控辯平等的案件調查權、證據共享、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警方偵查時的律師在場權等，由於中國尚未建立這一原則及其制度安排，往往只能依靠輿論和律師從這些重大案件的突破中去推進這一制度。
4.【律師身負特別重任】
由於缺乏言論自由，缺乏對公權力的監督機制，缺乏正當程序，一旦真相被掩蓋，事情就變得很麻煩。因此這些案件中媒體和律師的工作都很艱難，《刑法》306條款是個巨大陷阱，《刑訴法》33條是惡法，儘管如此，依然有望通過天賦的律師信息發佈權去推進案件進展，拱破掩蓋真相的黑幕，這回夏霖、夏楠律師都做得非常出色。
這個時代無數的「鄧玉嬌事件」對律師提出了特殊要求：不但要刑辯技術過硬，還得有膽有識，能決斷，甚至還要有調度能力的帥才；不但能週旋於紛紜刑案，還得有能力從容面對媒體等社會性聚焦；不但要有最起碼的正義感，還得有實現正義的智慧和擔當能力。特定時候，為實現正義，甚至要以自己的自由為可能的代價（當然這類案件中的律師反倒可能比無名刑事案中更安全，因為他們也在全國矚目之中）。所以，這樣的刑辯律師確實不是普通律師能幹的，而是英雄干的。這回浦志強律師在巴東的收尾工作就做得非常傑出，是此類案件的經典範例，雖然此事還到不了要他去當英雄的地步，但他的大氣和智慧已經呈現得和清晰。
面對這類案件，律師沒有資格出錯——它們往往直接關涉當事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因此，代理此類案件之前，律師應該慎重考慮，而不是僅僅出於正義的激情就貿然接手，一旦接受代理，便要全力以赴，準備好經受一切不利於自身的可能後果。刑辯律師好比外科大夫，智慧和技術水平不夠，病人就可能死在手術台上。任何律師沒有義務涉險辦案，但在中國目前司法以及惡劣的律師執業環境下，如果對風險事先就有考量，那麼對他們的要求就不是普通律師的要求，無論他們能不能接受這一苛刻的條件，他們都要接受——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這次夏霖、夏楠律師在辦理此案過程中，已有很好的經驗，例如行使正當的信息發佈權。
5.【給媒體一點忠告】
零度寫作、平衡報導都是當代傳播學上被推崇的基本規範之一，零度寫作方面，2003年3月27日，《南方週末》那篇關於孫志剛事件的報導，是此中翹楚，記者首先是人，他們一樣有七情六慾，但那篇報導中，記者個人的所有憤怒都被似乎不動聲色的事實敘述替代了，由此既履行了記者的天職，又實現了正義。
平衡報導問題，我在本係列評論之十已談過，再複述一遍：
由於中國的刑事司法程序是一種控方享有程序特權的司法程序，因此，它對犯罪嫌疑人十分不公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報導者不懂這基本弊病，片面追求所謂技術性的平衡報導，便是機械、變態的「平衡報導」，而不是言論自由下、憲政制度下的平衡報導，它必將是損害鄧玉嬌合法權益的，因此，出於一種校正性正義的需要，必須對代表控方的公權力有更多的警惕和質疑。
在任何情況下，報導案情進展要有保護鄧玉嬌合法權益的底線，因為政府控制了幾乎所有司法資源，他們在如此強大國家機器的護衛下，如果新聞界還在那裏做不利於鄧玉嬌的報導，那簡直是腦子進水，落井下石。即使有確鑿證據證明於鄧玉嬌不利的事實，也可以在案件終結之後再來報導。蒐集鄧玉嬌的罪證，那是控方的事—— 不要給強權錦上添花，要給弱民雪中送炭。
上述都是基於基本憲政精神，即以監督權力的姿態促成權力和權利的動態均衡，是當代媒體人應該心會的常識。
另外，媒體人有搶新聞的行業競爭習慣，這在鄧玉嬌事件之類的案件中有利有弊。搶新聞會使得此類案件在第一時間獲得曝光，引發社會關注，因此功不可沒，此其利；新聞靠搶才能得頭籌，許多內容缺乏深度調查就發佈，這會導致掩蓋真相者被打草驚蛇而實施反擊，這樣一來，揭露真相就變得異常困難。依然以孫志剛案為例，那個案件的南週報道，事實依據紮實可靠，幾乎完美無缺——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即贏了大滿貫。媒體同仁應該很好地學習孫案經驗，在報導上形成自律負責的共同體，才能對重大事件有真正的貢獻。
6.【輿論鉗制中的微妙出口】
中央也需要瞭解輿情，所以輿論鉗制一般不會在輿論剛起來的時候就全面封殺，封殺令一般在主要真相浮現之後才開始的，但是，如果真相尚未顯現，輿論就風起雲湧、不可遏制，真理部還是會出手鉗制，因此，真相一定要儘可能盡早地揭露——這就只能靠媒體和律師了，這需要搶時間。
7.【給社會一點忠告】
遇到鄧玉嬌事件這樣的事，同情、悲憤，都是正常的，但最好不要仇恨，也無需過於擴張譴責。推進公民社會，需要每個人的良知和智慧，因此，理性、和平、非暴力……等都是很重要的基本素養，不盲目樂觀，也不盲目氣餒，不狂熱，也不冷漠，原則問題上（例如正當程序問題）不妥協，細節問題上可商量，學會在微笑中溫和而執著地堅持。
8.【質疑法律界】
其一，質疑刑法學界，我很驚訝，多年來，刑法學界在面對有重大影響的刑事案件，刑法學界的頭面人物們基本上是啞巴，這是刑法學界的恥辱，也是法學界的恥辱，此次刑法學界不但沒有支持正當程序的像樣言論，反倒出了高一飛教授那些匪夷所思的言論，真是恥中之恥；
其二，質疑律師界——當然首先要向夏霖、夏楠、浦志強、李勁松等律師致敬。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律師朋友也在其中發揮了正面的作用，不再列舉名字。但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律師界裡不少人可能掌握的法律條文以及細枝末節的技術能力不錯，但是在大局宏觀把握水準上一塌糊塗。他們把中國刑事法律中鉗制律師發揮作用、剝奪或限制犯罪嫌疑人的那些惡法規定，作為批評夏霖、夏楠律師的根據，這樣做不但腦子進水，而且在實際效果上落井下石，有些批評一看就知道他們只是糊塗、不懂，因此，希望這些律師們在業務上學習正確的正義之學，而不是打著法學或者律師的招牌便以為自己真的可以替天行道了。對他們有必要再重申一遍我在評論十三里說過的一段話：
中國的法律體系，由於籠罩在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之下，所以有大量條文是敵我思路下擬定的，而不是從保障公民權的思路來擬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這個基本點，懵然無知於這個基本常識，在中國學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學之前更不懂法的精神。
暫時先想到這些，以後有新想法再說。
鄧玉嬌事件尚未落槌，還需要我們一如既往地關注，正當程序不會從天而降，只有在許許多多類似鄧玉嬌事件的案件中不屑地追求，它才可能誕生，也才可能為千千萬萬的鄧玉嬌們（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鄧玉嬌）提供基本的司法安全。
2009年6月2日於追遠堂(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