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青春，通常被看作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象徵著年輕，朝氣，純真，熱情，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芒。但往往被忽視的是，青春還有著天真、輕信、盲從、衝動和暴力傾向，以及容易順服掌權者並渴望得到他們認同的另一面。正是這些弱點為極權主義矇騙和利用青年人提供了可能。回顧上世紀極權主義一度橫行的血腥歷史，人們從中可以發現，無論是法西斯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曾通過精心營造封閉的信息空間和進行持續的全方位的精神洗腦，成功地控制了本國青年的思想和心靈，如願地把他們培養成了獨裁政權的政治炮灰和打手，使他們的青春完全淪為了極權政治的罪惡犧牲品。
小希特勒們
希特勒當權的時代，不僅是一個獨裁與暴力的時代，而且也是一個謊言與誘騙的時代。通過戈培爾指揮下的納粹宣傳機器喋喋不休的灌輸，希特勒成功地使絕大多數德國人完全接受了納粹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價值觀念；完全接受了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耳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並消滅」；完全接受了納粹文化對於各種詞彙所賦予的新的註解，將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義」、「法律」、「善良」、「平等」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則的本意全都給予顛覆的解釋。如同自己的父輩一樣，吃著這種「狼奶」長大的德國青年，絕大多數也都成了希特勒及其法西斯主義的狂熱追隨者。誠如古多‧克諾普教授所說：「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是政權不可缺少的支持，假如沒有希特勒青年團堅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國經濟和社會早就崩潰了。青年們通過他們的投入對戰爭延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古多‧克諾普教授撰寫的《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裡，曾記載了希特勒時代兩個德國少年的典型故事。
納粹德國戰敗前夕，為了解決兵員缺乏的問題，實施了以訓練青少年成為間諜和破壞份子，讓他們攜帶砒霜和炸藥前往盟軍戰線的背後進行活動為主要內容的「狼人」計劃。
1945年2月21日，德國男孩弗蘭茨與赫伯特，作為「狼人」被空投到艾弗爾山的敵軍後方。由於黨衛軍將這兩名男孩空投的地方距離目標太遠，結果沒等他們開展活動，就被美軍巡邏兵捕獲。經過審訊，美軍第九軍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判處他們死刑，槍斃。他們的辯護人，一位美國軍官，向法庭遞交了赦免申請書，說明他們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幾個星期後，他們被告知，赦免申請遭到拒絕，並在第二天10點執行槍決。
在給父母的遺書中，弗蘭茨寫道：「我這樣做是深切地希望為我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和我的人民服務。」或許，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不清楚，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已經離最終的覆滅只剩下最後的34天，還不知道，他們所崇拜的帝國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個月前就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罪惡的一生，逃避了歷史的最終審判。
1945年6月1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兒童歡慶自己節日的日子裡，德國布倫瑞克的采砂廠中，兩名德國少年被緊緊地綁在了柱子上。隨著淒厲的槍聲，他們默默地死去了，鮮血順著他們還未成年的軀體，慢慢地浸透了腳下祖國的土地。此時，弗蘭茨只有16歲零5個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僅僅才17歲。
類似這樣的悲劇，在納粹德國時期何止成千上萬。號稱黨衛軍「精銳之師」的裝甲師——「希特勒青年師」，全部是由17歲左右的青年人而組建起來的。師長少將弗里特茲‧維特只有34歲，在1933年前他也曾經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希特勒青年師」是黨衛軍僅有的三個被用於西線防禦的裝甲師之一。在諾曼底戰役中，「希特勒青年師」那種駭人聽聞的狂熱和不計後果的勇猛，讓英國和加拿大士兵大吃一驚。「這些勇敢的、殘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們，在戰場上歲數太小以至於完全藐視危險」，「他們像潮水般撲向敵人坦克，如果他們被包圍或被優勢兵力壓倒，他們就一直戰鬥到無人倖存。年輕的孩子們，連第一次刮鬍子的歲數還沒到，就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們爸爸的盟軍士兵射倒」。
40多天的戰鬥中，「希特勒青年師」傷亡超過60％，其中20％喪命，其他的受傷或是失蹤。師長維特陣亡，他的指揮部被英國軍艦的炮火直接擊中。1945年5月8日，只剩455人和一輛坦克的「希特勒青年師」向美第七軍投降。從組建到毀滅，「希特勒青年師」在僅有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有9000多人陣亡、失蹤、受傷、或是被俘。
令人扼腕的是，無論是被美軍槍斃的「狼人」弗蘭茨與赫伯特，還是「希特勒青年師」陣亡的「小希特勒」們，他們至死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其實是在為「一個出賣了自己，欺騙了自己的政府」賣命。他們儘管死得看似壯烈英勇，但後人絕不會為他們祈禱，更不會把他們歌頌為英雄，因為他們為之獻身的第三帝國乃是公認的歷史罪人。
紅衛兵
如果說德國法西斯當年培養了一大批小希特勒，那麼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則造就了一大批堪與小希特勒比肩的紅衛兵。
1966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帷幕。8月18日，「偉大領袖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毛問給他獻花的女紅衛兵叫什麼，她回答，「我叫宋彬彬。」當毛問清是「文質彬彬」的「彬」後，緊接著說了一句：「要武嘛！」最高指示一發出，紅衛兵小將群起響應，立馬掀起了一陣席捲全國的「紅色風暴」。
什麼是「武」？早在青年時代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就已經對此作出了經典的回答——「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眼裡的「武」，也就是他在這裡所說的「革命」，「暴動」，「暴烈的行動」。於是，在文革初期毛澤東一手掀起的「紅色風暴」中，打人抄家的暴行不但無人譴責禁止，而且成了受人追捧的「革命行動」。以至於紅衛兵施暴時，往往根本不管被打的人姓甚名誰，只要有人說一句這人是『牛鬼蛇神』就夠了。當時，許多人就這樣被他們用皮帶棍棒鐵器活生生一下一下地打死了。
響應「偉大領袖號召」，改名「宋要武」的宋彬彬當時還跟人比賽，見別人打死了6個人，她馬上動手打死了8個人。宋彬彬當年的班主任在談及那會的恐怖情形時曾回憶說，「殺人如麻則是毫不誇張的實情實景了。下面就是當時我同我所教的一個男生的談話情況：
『老師！你當過兵，可曾打死過人？』
『沒有。我當兵之後沒仗可打了，才轉業教你們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個。』
他剛十五歲（我教的那個班都是十五、六歲），手裡提著一條渾圓的皮鞭，已經被血漬浸成烏黑色。他說話時是那麼悠閒自在，哪裏像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接著他向我描述了這樣的場面：王府井旁邊有一座天主教堂，紅衛兵先將十幾個修女遞解出境（當時『人民日報』曾作為紅衛兵的壯舉加以報導），後來便住在那裏。教堂裡儲存有罐頭食品，吃飯自然不成問題。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問：『誰是資產階級？』然後根據提名把這些『資產階級』帶入教堂，一帶便是一家人。一家進去，立即被紅衛兵分光。三個紅衛兵揪一個，先將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時動手，皮鞭齊下，有專人拿著秒錶計時，看各組打死人都用了多長時間，當然用的時間最少的是『冠軍』。令我震驚的是：獲『冠軍』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幾個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時喜歡的女孩子，她靦腆、嬌小、作業認真、字體清秀，考試成績也在班裡數一數二。而現在，她居然能用皮鞭連續『作業』，數不清的『冠軍』，連眼前這個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變化，令人難料；毛澤東之「神力」，也確非虛傳。十幾歲的女孩子以殺人為愉悅，我至今不敢多想。」
在這場以紅衛兵為主角的「紅色風暴」中，僅8月下旬北京就有數千「牛鬼蛇神」死於非命，有不少就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如崇文門外花市大街紅衛兵用開水活活澆死一個所謂的「地主婆」，「人民藝術家」老捨在北京市文聯被紅衛兵暴打後晚上選擇了跳進太平湖……類似這樣的慘劇，在當時可謂不勝枚舉。
少年赤柬
凡是參觀過紅色高棉S-21集中營，或者讀過有關這個集中營的文字資料，看過反映這段歷史的著名記錄片《紅色高棉殺人機器》的人，都會對當年發生在那裏的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暴行留下難忘的印象。
關押在S-21集中營的全是柬埔寨紅色高棉掌權後抓捕的政治犯及其家屬，絕大多數是知識份子、老師、工程師，包括躺在母親懷裡的嬰兒。這個集中營的生活極端血腥恐怖。送到這裡的犯人們先要被照像存檔，之後會被強制脫去所有衣服，並去除所有可能的自殺物，再被帶去沒人的小房。那些要用手銬銬在牆上的犯人則會被帶往更小的牢房，而那些被帶往稍大的牢房的犯人，則是所有人都被銬在同一根大長鐵條上。犯人都睡在冰冷的地面，沒有被褥，連睡覺時也是被銬著的。S-21的管理非常嚴格，犯人的每個行動都必須由守衛批准，不服從就會遭到毒打。集中營裡還別出心裁地設立了啞巴牢房——在牢飯裡放藥，使囚徒變啞巴，目的是為了防止施行酷刑時被害人喊叫。一些只有十平方米大的牢房內被硬塞進了二十名囚犯，永遠站立直到死去為止。這裡的審問系統類似中世紀的審判所，是被設計用來讓抓獲的犯人承認有罪用的，折磨他們的酷刑包括電擊、熱烙，懸掛等。審問完成後，犯人們以及他們的家人通常就會被帶往位於金邊市中心15公里遠的殺戳場處死。在那裏，為了節省子彈，紅色高棉的暴徒們用鐵鐐、刀、棍棒拷打犯人直至死亡；甚至把人吊在烈日下暴曬，再活活剝皮；把嬰兒拋向空中，比誰用刺刀挑得準…。前朗諾政權的外交部長鄭璜曾是這裡的一名囚犯，紅色高棉處死他的方式是把他活活捆綁著，再把他的內臟挖出來；他漂亮的妻子被輪姦後用鐵釘活活錘打在乳房上；他19歲的兒子則被關在一口棺材大小的鐵籠裡，裡面放進劇毒的毒蛇、蜘蛛、蜈蚣。據統計，S-21集中營先後處決了17000人，僅有7人倖存。
最令人驚駭和震撼的恐怕倒還不是這些暴行，而是如此殘忍地折磨屠殺政治犯的兇手們竟然都是些二十歲上下的小青年，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幾歲。因此，有人們把他們稱為「少年赤柬」。
這些心狠手辣的「少年赤柬」都來自柬埔寨的鄉間，在進S-21前，他們中有的是小學學生，有的是實習和尚，有的在家裏的農田幫忙，幾乎沒有人曾住過城市或在那裏打過工。
紅高棉看好這些頭腦簡單的年輕人，在吸收他們為S-21工作之前，專門給他們上了兩個星期的政治課，灌輸共產主義的理念。加入S-21後，集中營的頭子康克由進一步對他們洗腦說：「你一定要擺脫打囚犯是殘酷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仁慈就被錯用了。為了國家、階級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們。」要把囚犯當做「連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類以外的其他生物」。因為接受了這種理論，年輕的獄警在折磨和屠殺犯人時當然也就沒有了心理負擔，不但沒有心理負擔，反而還會升起一種光榮感崇高感，因為在他們看來，按照組織的指示，從肉體上折磨和消滅敵人絕非慘無人道，而是革命的需要。
凡是看過《S-21赤柬殺人機器》的讀者可能都還記得，影片一開始，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子——當年的年輕獄警，在那彷徨地說：「可以辦什麼儀式，以告亡魂嗎？我並不想這樣，我其實寧願戰死在沙場…」。他更為年老的母親則在一旁，凝視遠方的雙眼透著沈痛與悲憤：「我的兒子在家裏時根本不可能傷害誰，但他們卻把他帶走，讓他變成一個殺人魔…」。片子中，有位S-21的倖存者曾問當年的獄警：「同樣是人，為何當時能下得了毒手？」這些當年的娃娃兵黯然無力地回答說：「我們不把他們當人，他們是敵人，上面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們相信了……」。
青春本應是美好而純潔的，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卻將成千上萬人的青春引入了踐踏良知助紂為虐的罪惡之途，玷污了青春本應有的美好和純潔。今天，法西斯主義已成為歷史，共產主義卻仍在少數幾個國家苟延殘喘，繼續毒害著那裏的青年人。這是青春的悲劇，更是共產主義應該被清算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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