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大紀元記者駱亞採訪報導）今天是六四20週年紀念日，曾被中共當局扣上「六四幕後黑手」的王軍濤回憶說，在當年六四的最後關頭，北京市民出於對政府不義的憤怒而捨生忘死保護學生，令他今生難忘。並表示，現在中國群體事件頻發，標誌著社會轉型的開始，同時也在鍛練底層的領袖。
在六四20週年之際，王軍濤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最難忘的是，在89民運的最後關頭，北京市民捨生忘死地與坦克、機槍、毒氣和達姆彈戰鬥，試圖保護學生的安全。「他們準備豁出一切，但當時他們並沒有自己的利益，而是出於對學生安全的焦慮和對不義政府的憤怒。」
經過六四之後20年的風風雨雨，他認為，當時學生們沒什麼自己的利益，青年學子為民請命，可歌可泣。「他們是免費上學，還有津貼。畢業後國家分配，都是最好的權力和事業機關。他們是為了天下公義而奮起。」
由於學生本身的局限性，所以，當時的學生運動力圖保持學潮的特色。「因為在當時的中國政治，如果這不是學潮，馬上就會招致強力鎮壓。當時我建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就是要建立一個各界影響學生的機制渠道。」
但是作為一場運動，他心存缺憾。「第一，沒有一個清晰的各界認同的訴求綱領，這就使得大規模運動的動員力和協調性很差。各種力量各行其是。第二，沒有與執政集團內部的改革派及時有力地互動，爭取好的結局。」
六四之後，王軍濤被當局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陰謀顛覆政府」和「天安門事件的黑手」等多項罪名，判刑十三年，但94年提前釋放，獲得赴美就醫的機會。
他說，那時沒想到提前釋放，以為是（中國）民主化了才能出來，「所以最想幹的就是到西湖上找一葉扁舟，邀幾位好友，趁月明波鏡之際，泛舟西湖，飲酒高歌。」
中共陷政治危機 群體事件促社會轉型
在談到中國大陸各種各樣的千、萬人以上的群體事件層出不窮，越演越烈，作為一名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王軍濤表示，根據世界第三波民主化轉型的經驗，轉型發生在政治危機出現之際。底層群體事件表明，中國出現政治危機，民主化轉型條件日益成熟。底層群體抗暴的最大政治作用在於，充分暴露和揭示這個政權的腐敗不公以及殘暴本性，引發人們思考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及其緊迫感。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擺脫了對於經濟快速發展的滿足感，轉而關注發展的質量。他們通過群體事件認識到，中國需要政治變革。」
他說：「此外，群體事件會訓練底層領袖，這些人將來是中國政治轉型和轉型後政治力量的重要幹部來源。」
王軍濤背景資料
王軍濤自述：「我從小生活在北京的大院裡，了解北京大院文化的人都知道，在那個年代，生活在大院的人是與社會高度隔離的，我們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共產黨是榮膺天命的。我在小的時候是真心相信共產黨的理論，並非生來就知道共產黨是騙人的。」
王軍濤真正轉變思想是他十四，五歲的時候，那個時候，他組織了社會調查，深入民間，才看到了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看到農民的狀況，政治上的迫害，觸目驚心的現實，從此，他開始了踐行他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理想之路。
王軍濤說，中國的第一代反對者都是理想主義者，少年的王軍濤充滿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的情懷，「或為遼東帽，清操麗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輯，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王軍濤的夢。
17歲，王軍濤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開始用行動兌現自己的夢想，一步步地走過78－80年北京民主牆事件和80年北大民主選舉事件，並創辦民辦刊物《中國之春》（1978－1980），北京社會科學研究所和《經濟學週報》。
六四事件後，他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陰謀顛覆政府」，「天安門事件的黑手」等多項罪名遭中共當局判刑十三年。王軍濤的「顛覆、煽動案」，中國大律師張思之為他作辯護。
王軍濤是《趙紫陽與中國改革》徵文編輯組的五個編輯成員之一，其他四人為陳一諮、嚴家其、何頻、劉青。
94年赴美就醫後，王軍濤在海外選擇了在學術上進一步研究和深造。九年的時間裏，他先後獲得哈佛大學公共管理專業碩士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經常遊走於西方主流和美國成功華人中間，推動中國公民社會，民主憲政的理念。
中國社會的現實，觸目驚心的內幕，心靈的感受，苦難的遭遇，生死的抉擇，構織了一個特殊的環境，也造就了無數能獨立思考的人，三十多年困頓與內心艱難的抉擇的心路歷程寫出王軍濤對中共體制的徹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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