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大紀元記者周蕾德國柏林採訪報導）1989年6月4日， 天安門大屠殺發生之後， 東德共產黨大力支持中共暴行。東柏林的一個基督教會頂著東德國家安全局的壓力，在柏林弗裡德裡希海因區舉辦了一場大規模的悼念活動，抗議中共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在「六四」二十週年之際，本報記者周蕾採訪了參與組織這次悼念活動前東德最後一任國防部長萊納爾‧艾波曼（Rainer Eppelmann）先生。
記者：艾波曼先生，您還記得二十年前，您是怎麼得知「六四天安門屠城」的消息的嗎？
艾波曼： 記得， 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我正好在家裡私下看西德電視節目，從電視上看到了中國軍隊鎮壓學生的畫面，那個場面讓我非常震驚。在那之前，我們知道中國學生駐紮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和平示威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東德當時能夠收看西德電視台的節目。
所以，我們知道，不僅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東德局部地區和俄羅斯都有民眾上街遊行，要求「結束專制」，中國民眾也走上了街頭。這一消息給我們極大的鼓舞，我們認為我們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民主化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也正因如此，在看到中國的當權者如何殘酷鎮壓對其執政方式不滿的民眾進行鎮壓時，我們就更加震驚。我一下就想起我爸爸以前跟我講過的1953年6月17號蘇軍坦克衝向手無寸鐵的東德抗議者的情形。當時，很多人被坦克掛倒，碾死。那時，東德的民眾也以為坦克會停下來，但事實上坦克沒有停，而是壓死、壓傷了很多人。而現在，天安門廣場上上演的正是同樣的一幕。我的心一下就涼了。直到1989年秋天，我們自己走上街頭抗議的時候，我還會想起那一幕。
有過1953年的遭到坦克鎮壓的經歷，89年北京對學生的鎮壓更加深了我們的憂慮。我們內心裡希望東德的執政者不敢像北京的執政者那樣施暴，但是誰也打不了包票。為了紀念在北京被屠殺的學生，我所在的一家柏林教會舉辦了據我所知當時在柏林地區唯一的一場大型悼念活動。
記者：是什麼時候舉辦的？參加的人多嗎？
艾波曼：具體哪天記不清了。我記得就是「六四」剛剛過後。參加那次彌撒的人不只是柏林弗裡德裡希海因區的，還有其它一些基督教教會和平組織的人也來了，來的人非常多，應該有800到1000 人。
因為人特別多，所以我們關上了外面的鐵門， 打開了教堂的木門，以便讓站在庭院裡的人能看到教堂裡面，教堂裡擺上了巨大的白色花籃。這些花一直擺在教堂裡，直到徹底枯萎了才撤掉。這些白花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抗議。
我們當時主要強調的就是：「拒絕暴力」。 只有在公民參與的情況下，一個社會才能發展。中國學生採取和平的方式參與社會進程，這是值得期待的事情。這場學生運動堪稱範例，而中國政府的行為證明它執政徹底失敗。
舉辦這場彌撒時，我們偶然發現在教堂後面停了一輛顯然是東德國家安全局的卡車，卡車蒙著帆布，裡面裝滿了石頭。也就是說，國家安全局是有備而來，一旦讓他們抓到機會，他們就會動手。大家心情都很緊張。當時， 昂納克生病，克倫茨是頭兒，他大力支持北京用這種方式鎮壓學生運動。幸虧幾個月後，他就倒台了。
記者：您認為中國六四學運對東歐民主化進程有哪些影響？
艾波曼：對東德來說，這種影響當然不如波蘭團結工會或捷克的「七七憲章」那麼直接。但給我們帶來的首先是希望，我們感到民主化的訴求不只局限在歐洲，而是在中國也開始了。在東德，我們可以通過西德電視瞭解民主社會的生活，而中國不同。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站出來了。他們說，我們對專制不滿，我們希望變革，參與國事，參與決定自己的命運。這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鼓舞，所以我們在看到學生運動被殘酷鎮壓後才會那麼難過。至今，我都很佩服那些有勇氣走上街頭抗議的人。
記者： 您現在是「清算德國社會統一黨極權基金會」主席。「六四」事件在中國始終是言論禁區，您怎麼看待對中共罪行進行清算的問題？
艾波曼：中共到現在還沒有意願反思自己所犯過的錯誤，沒有人哪怕是在內部說，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的所作所為是一場錯誤，今後再不能出現這樣的事，我們要向人民謝罪。我很懷疑中共有沒有改革的能力，中歐和東歐的共產極權全都沒有自我改革的能力，因此它們必然要離開歷史舞台。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頑固不化、不能改革的政權早晚會垮臺。中共也必須知道，如果它不向民主化方向轉變，不能夠反省自己的錯誤，就會有其他人來接替他們，如果它自己不下台，就會被人趕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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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萊納爾‧艾波曼（Rainer Eppelmann）曾是基督教牧師，東德共產極權倒台後，艾波曼在兩德統一前的東德民選政府中任國防部長，現任「清算德國社會統一黨極權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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