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於民運爆發之初，刊發在北京召開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紀要，為爭取言論和新聞自由，做了一次義無反顧的拼搏。雖然《導報》因此遭滅頂之災，卻在中國新聞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頁。
悼念胡耀邦座談會於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召開，《世界經濟導報》四月二十四日以整整五個版的篇幅刊登座談紀要。事件的參位關鍵人物︰指示和支持召開這次座談會的《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主持座談會的《新觀察》雜志主編戈揚，組織並報道會議的《導報》編輯委員兼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前兩位已經去世，張偉國則流亡美國十六年了。
與八九民運同齡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如今已經二十年。張偉國近日與我談起當年，看得出，歲月，未能消磨他心中的激情與悲蒼感。
他說︰「那場座談會的主旨就是紀念胡耀邦，希望以此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會上大家除了講述耀邦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平反冤假錯案的功績以外，還談到耀邦遭受的不公正對待，產生於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會場外面天安門廣場，越聚越多的悼念胡耀邦與和平請願的學生，感染著與會者，他們在發言中要求政府與學生對話，建議當局在化解危機的時候，因勢利導，推動政治改革。」
參加座談會的都是中共改革派官員和知識界人士，包括胡績偉、李銳、李昌、於光遠、秦川、甦紹智、嚴家祺、戴晴、陳子明等人。其中嚴家祺和戴晴的講話引起上海市委的恐慌，成為當時市委書記江澤民親自動手封殺《導報》的直接原因。張偉國說︰嚴家祺講到，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式下臺的，在這之前，中國的其他領導人也是一樣。這實際上是政治改革需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戴晴概括地講述了，歷來中共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
以後的情況就是︰先有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主管意識形態的副書記曾慶紅，後有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見《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責令四月二十三日出版的報紙禁止發行，但仍有少量印好的報紙流出市面。《導報》不久被停刊，欽本立遭撤職。至六四後，盡管欽本立承擔起所有責任，試圖保護參與事件的部下，張偉國、陳樂波、許小薇、阮江寧等一批編輯記者仍被逮捕入獄。
江澤民因扼殺整肅《世界經濟導報》而被中共元老看中，六四後取代趙紫陽，當上中共總書記。張偉國說︰「扼殺和整肅《導報》成了江澤民登上中共權利高峰的敲門磚。「於是，六四後，由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催生、由江澤民開啟的經濟蓬勃、政治黑暗的時代延續至今，中國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向貪婪野蠻權貴資本主義的轉型，中國人的精神道德完成了向卑劣愚昧良知泯滅的墮落。張偉國說︰「在中國二十年的惡性演變裏面，江澤民扮演了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這是歷史的曲折。由於江澤民，使得中國社會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而《導報》事件也成就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位巨人欽本立，他的不凡之處在於，承受著無法承受的壓力，仍信念不改。張偉國說︰「《導報》同仁在他的影響下，形成一個共識，就是一步不能退。退一步退十年，進一步進十年。堅持下來，也許能為中國的新聞改革帶來一線轉機。」事實上，欽本立和他的《導報》同事的英勇作為，直接影響了全國的新聞和知識界參與到八九民運中去，包括《人民日報》編輯記者在內的首都新聞工作者走上街頭，要求新聞自由，發出「不要再逼我們說假話」的吶喊。
《導報》被封殺，是八九民運中，早于六四屠殺的一場對新聞自由的屠殺。欽本立就像是阻擋坦克的王維林，在強大的一黨專政面前，扛著一面新聞自由的旗幟。張偉國表示︰「欽本立所想所做的，是要突破共產黨對媒體的壟斷性控制，恢復民間辦報的傳統。盡管他的努力失敗了，因為有八九民運這樣一個背景，他也在共產黨的體制裏面，一度把新聞自由的邊界拓寬到一種極限。」
《導報》事件，也改變了張偉國的人生，使他和許多有良知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從體制內走到了體制外。
張偉國說，那時起，有人就說他「出局」了，生活歷經坎坷，思想卻進入新的境界︰「以前在體制內的時候，當邏輯思維踫到某個政治禁區，就要拐彎。等到出局以後，就無需顧及共產黨的禁區了。我跟朋友開玩笑講，把自己的尾巴割掉了。」這一變化，對張偉國來講，無與倫比，他可以進行以前不可能的思考。他說︰「像西藏這種事情，事關民族權利、基本人權，從這些原則延伸出去，後面的結論是很自然的，不可能繼續認同大一統的觀念。像台灣的事情也一樣，像法輪功的事情也一樣。到了體制外面以後，過去在體制裏邊的思想枷鎖全部掙脫開來。」
體制內與體制外知識份子都對共產黨持批判態度，但根本區別在那裏呢？張偉國指出︰「體制內認同中共一黨專政，或受制於一黨專政，他們總以為，一黨專政只能改良，這是體制內知識份子的基本前提。知識份子到了體制外，區別就大了，他們的批判首先是以廢除一黨專政為前提。」張偉國也贊成這樣的看法︰即便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作為體制內知識份子，著眼點仍在於共產黨的前途；而體制外知識份子著眼點，則是整個民族的前途。他說︰「站在全民族、全社會、整個歷史和人類發展的角度，眼界、境界就與體制內知識份子有天壤之別。」
知識份子本是無體制的。知識份子分野成體制內和體制外，體制內知識份子成為共產黨皮上的毛，權貴門下的食客，沒有人格、沒有靈魂，是現今中國令人嘆息的現象。唯有走到體制外，中國知識份子才能成為自己，才能獲得心靈和思想的自由。張偉國一九九三年流亡美國，目前擔任網路雜志《新世紀》和香港《動向》雜志主編。他是無國籍者，卻是真正的自己。而今張偉國對祖國的感受，與余秋雨、王兆山、孫東東之流，有什麼不同呢？他說︰「我很悲哀。中國共產黨在過去二十年走上邪路，並把中華民族帶入萬劫不復。中華民族有悠久歷史文化，但中國的現代化充滿曲折，我們正好經歷在曲折過程中。」
當全世界民主正義人士，紀念八九「六四「二十周年之際，人們會想起當年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呼喊、絕食的悲壯和遭解放軍坦克碾壓、機關槍射擊的慘烈，也不會忘記《世界經濟導報》和總編輯欽本立為中國新聞自由同樣悲壯慘烈的拼死一搏。欽本立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在軟禁中去世。張偉國流亡美國後，曾編纂《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記述八九民運中的《世界經濟導報》，以及欽本立主持《導報》，與中共鬥勇鬥智，在夾縫中探求中國新聞自由之路的種種。
張偉國說︰六四後，欽本立罹患癌癥，輾轉於病床之際，曾向同事們講述自己的遺憾與嚮往。總歸起來，就是臨終前寫給張偉國的那句話︰「《導報》精神不死。」
原載《爭鳴》雜志2009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