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
幾天前,四川省自貢市的失地農民維權代表劉正有,轉給我一份上訪材料,題目是《不做假帳的遭遇和希望》。上訪人曹曉麗是原國營四川省榮縣食品公司會計,助理會計師,擔任會計工作近二十年。我不知道她前十多年的會計是怎麼當的,是不是有過按照主管領導的旨意做假賬的工作經歷?
2004年4月29日,從俞梅蓀處拿到四川省自貢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失地農民劉正有寄來的《失地農民與政府官員331對話實錄》,本文是按照劉正有本人的意願,對於“對話實錄”的編輯整理和補充說明。
2003年9月22日晚,積極從事公民維權活動的法律學者俞梅蓀,收到從四川省自貢市傳真來的文字材料,抄錄如下:
拙文《給兩位朋友提個醒》寫出後,得到包括劉曉波先生在內的諸多朋友的善意提醒和批評,我自己也覺得其中的某些用語不夠準確和妥當,現予補充說明。
2004年4月11日,筆者專門上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網站,下載了張文軍、魏小題完成於2002年11月22日的《追尋2000萬元移民資金的下落——河北省桃林口水庫工程移民資金審計紀實》一文,從中瞭解到經過審計部門權威審核的事實真相:「1999年7月,審計署京津冀特派辦對河北省桃林口水庫工程竣工決算進行了審計,審計結果中的兩大問題引起了審計人員的關註:一是水...
2004年4月11日上午11點,筆者應剛剛辭職的前《中國改革》雜誌社主任記者趙岩的邀請,到位於中國氣象局院裏的《中國改革》雜誌社會見了來自秦皇島市的3名庫區移民維權代表。他們分別是昌黎縣箋條港鄉東沙河村的王子義、昌黎縣馬坨店鄉大林上村和杜連財和昌黎縣箋條港鄉草廠莊村的李文舉。參照著俞梅蓀發表在香港《中國法制》2003年總44期上的《秦皇島市失地農民維權討要移...
在我自己的心目中,一直是把劉曉波先生和傅國湧先生當作精神上的朋友來看待的,所以,看完2004年4月27日大參考總第2247期轉載的劉曉波的文章《由段琪瑞的侄孫死於六四屠殺而想到的》和傅國湧的文章《知識份子戴晴之死》,覺得很有必要給這兩位朋友提個醒:寫文章的人首先應該爲自己筆下的文字擔當責任,然後才可以要求別人及整個社會擔當責任。搞政治的人更需要政治智慧加政治...
2004年4月16日下午,應北京啟民研究中心主任、法學博士李柏光的邀請,我到位於北京大學東門的萬聖書園參加《憲法在人民心中生根開花——唐山、秦皇島、寧德、福州農民罷免活動研討會》,本文依據很不完整的個人記錄改寫而成,此前曾以《「公民罷免年」前途渺茫》上網發佈過一份初稿,此稿是經多位朋友核實指正的改定稿。
2004年4月19日,原《中國改革》雜誌農村版新聞部主任趙巖在電話中告知,福建省福州市閩侯縣青口鎮宏四村農民維權代表肖祥金,於4月12日被福州警方秘密綁架,至今下落不明。
2004年4月16日下午,應北京啟民研究中心主任、法學博士李柏光的邀請,我到位於北京大學東門的萬聖書園參加《憲法在人民心中生根開花——唐山、秦皇島、寧德、福州農民罷免活動研討會》,本文是依據很不完整的會議記錄改寫而成的,未經相關人員核實,文責自負。
19時30分,剛剛看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就接到用手機打來的一個電話。對方是一位河北口音的女士,她說是張友仁的女兒,是借用別人的手機給我打電話的,我的電話號碼是她父親偷偷寫在紙條上交給她的。
由吳敬璉任名譽總編輯、溫鐵軍任社長兼總編輯的《中國改革.農村版》,在2003年2月號發表過一篇《移民上訪路——河北省桃林口水庫移民群體性事件報導》,作者是來自北大和清華的兩名見習記者李敬和鄭現莉,攝影記者是該刊執行主編趙巖。
2004年3月12日深夜,參與唐山農民維權活動的著名法律學者俞梅蓀與我通電話,他在電話中極其艱難地口述了自己幾天來寫下的日記。因舌頭化膿說話不便,他的少數話語不太清晰,我的記錄也不可能十分準確,特此說明。
2004年新年前的一個下午,一位在河南省農村任副鄉長的老同學打電話約我見面,在前門附近的一家賓館裡,我見到了這位同學連同鄉里的副書記和派出所所長,他們問我與中央信訪部門有沒有關係,我說沒有關係,書記和所長很失望地離開了。同學告訴我他現在負責鄉里的信訪工作,幾乎每個月都要到北京來一趟,一方面是要把上訪的農民抓回去,一方面是要通過花錢把農民交上去的信訪材料予以註...
2004年3月5日上午8時,我準時打開電腦,在郵箱中意外看到律師朋友俞梅蓀發來的郵件:「Sent: Thursday, March 04, 2004 10:40 PM,Subject: 0304投稿-俞梅蓀-我在京城大逃亡日記。」一位一直在從事農民維權的著名律師,在2004年度的人大和政協會議隆重召開之際,卻正在首都北京「大逃亡」,這在我看來就像是阿拉伯人的...
2004年3月1日22時39分,K179次列車從北京西客站駛往河南鄭州,車上坐著在首都北京當了半年童工的小侄子。
2003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就吳思、北京青年報社侵犯陳永貴名譽權一案做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此舉在新聞、法律、教育、文學、學術、出版等相關方面引起強烈震撼和廣泛關注。
2003年10月25日,我在郵件中看到一位海外華人關于良心犯歐陽懿的情況介紹,因為沒有保存郵件文本的習慣,忘記了這位可尊敬的朋友的姓名,只是在日記中記下了歐陽懿的妻子羅碧珍老師的通訊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遂中區觀音小學,郵政編碼是629000。
假如美國這個國際警察哪一天能夠幫助中國人打擊一下中國政府一直沒有能夠公開公正地治理懲辦的貪官污吏,連同那些凌駕於中國人民和中國憲法之上為所欲為的特殊人士和特殊材料;尤其是能夠像幫助日本、韓國、黑山-波利維亞、阿富汗那樣,幫助中國人建設一種像美國那樣的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憲政制度,將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偉大的人道勝利。
憲政是一種政治生活的習慣,唯一的學習方法就是實地參加這種生活。憲政的學習方法就是實行憲政,民治的訓練就是實行民治,就如同學游泳必須下水,學網球必須上場一樣。
曉波先生拿“吃狼奶”的“民族魂”魯迅的“‘刀筆吏’的意思”,來批判壓倒70年後的“從小就吃狼奶長大的青年”,有意無意中犯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更大的嫌疑。
不讓民衆自由發言和公開監督的暗箱政治,從根本上敗壞了國民的誠信觀念,暗箱政治操縱下的暗箱市場和灰色交易,導致了社會信用和經濟信用的徹底喪失連同大面積的社會不公,同時也扼殺了民族工業和本土經濟的創造力和競爭力。這就是當下中國經濟的殘酷事實。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借用鹽谷溫《支那文學史》相關資料時不遵守學術規則加以說明,顯然有周作人所說的“抄了別人的著作,却不說明是譯。那麽非偷而何?”的嫌疑。
在《阿Q正傳》已經面世70多年後的今天,筆者堅持認爲:比之於文字上的剽竊抄襲,最應該根治的依然是阿Q式的國民,特別是發表言論的文化人,事事處處都要搶佔“存天理滅人欲”的身份制高點和精神制高點,來壓倒清算別人的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的精神癌症:“精神上的勝利法”。
在爲躲避“華蓋運”同時也爲“管自己生活”而“躲進小樓成一統”的魯迅眼裏,“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既不會卑微可憐到“孺子”的地步,他自己也不會神聖純潔到“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地步。大概只有中國本土高唱“呼兒咳喲,他是人民大救星”的革命群衆和革命領袖,才會把自己與別人史無前例地分割成兩個品種和兩個階級
失去“良知”的好像不單單是幾個“醫務工作者”,真正的罪魁禍首反倒是掌握強勢權力並把學校和醫院都辦得像官府衙門一樣沒有人情味兒的教育當局、醫政當局乃至行政當局。
比起緬甸女英雄昂山素姬、印度聖人甘地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中國的丁子霖、劉曉波、楊建利等海內外的仁人志士在"精神力量"方面並不遜色
在當今中國,經濟學家雖然享有較爲優越的發言權,與政府的決策權之間,還有著很遠的距離。中國社會究意能不能夠在現有國情的前提上徹底打破政府部門和國營企業的制度性壟斷,從而朝著逐步改善和化解由公有制崇拜和私有制歧視所造成的城市與鄉村、工人與農民、國營與民營、強權與弱勢之間待遇懸殊的二元結構的利好方向和平演變,還需要拭目以待。
中國的執法行政部門,從來都不是以中國公民的雇員也即真正意義上的公務員的身份來執法行政的,而是以人民的管理者、專政者和統治者的身份,來執法犯法的。換言之,現行的社會制度並沒有爲中國民衆提供出一套監督和修理沒有和不能實踐“三個代表”的執法行政部門的權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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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美國將面臨極端天氣帶來的多重挑戰。中部和東部大部分地區將受到危險的、破紀錄高溫的襲擊;與此同時,西部部分地區的野火風險正在上升;而墨西哥灣地區浴缸般的水溫可能會助長大西洋颶風季的第一個熱帶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