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邓小平以及胡耀邦、赵紫阳启动了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由于突破了共产意识形态的牢笼，其政治后果是难以避免的。
其实，邓小平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非毫无认知。事实上，在一九八零年他曾强调过中国走民主法制道路的必要性。
但是，波兰团结工会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南海，共产党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导致北京在政治上向后退缩。
邓的两难在于，他必须用背离共产主义的市场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抛弃共产主义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共产化只能做，不能说；而且只能在经济领域做。
有鉴于此，整个八十年代，邓的方针是所谓“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四个坚持”，即“经济放开，政治收紧”。这导致中共“逢双反左，逢单反右”，左右摇摆，出尔反尔。路向矛盾的方针正如两匹南辕北辙的奔马，在撕裂中国的政治结构。
除方针的矛盾外，造成政局左右剧烈振荡另一原因，是八十年代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隐患。即：“名实不符，权责不一”。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而政治责任却归胡、赵担当。这种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
但是，由经济改革而释放出的政治能量却是当局无法完全驾驭的，它对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导致官方与民间一张一弛的周期性互动。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八十年代的政治韵律即可清楚看到这一点。
1978年，邓小平在党内舆论以及民主墙时期的党外民主思潮的气氛中上台。
1979年，邓的权力巩固后，立即逮捕异议人士。
1983年，邓小平指责中国的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着精神污染现象。”他把知识界中流行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等作为“精神污染”，从而开展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过这一运动在胡耀邦干预下，只持续了28天就夭折了。
1984年，“清污”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段政治上相对活跃的时期，在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会议上胡启立提出“创作自由”。
1986年，重新发表邓在八零年有关政治改革的讲话，顽固派邓力群失去中宣部长职位，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年底，从安徽合肥、上海到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
1987年，中共党内的左翼顽固派借处理学运之机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位知识分子，组织处理了苏绍智、王若水，并把矛头指向了党内开明派领袖胡耀邦，攻击改革“新政”，邓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
1988年，赵紫阳通过中共十三大扭转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后，中国出现1949年以来最为活跃自由的社会气氛。
1989年，胡耀邦去世，学运爆发，中共“六四”屠城，政治高压紧随其后(见59讲)。
由此可见，跌宕起伏的波澜，是中国政治在八十年代的基本景观。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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