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访谈录》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原生态的采访记录，作者名之曰“边缘人采访录”。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有些“问题”的。书中的几十个人物，表面上看确实都是社会的“边缘人”，但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正是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座，构成了坚韧的、沉默的、卑微的中国“人民”。“主流”与“边缘”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按照我的理解，“主流”是少数，而“边缘”却是多数。所谓“主流”，是指少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占压倒性地位的上层阶级；而“边缘”则是指多数受压抑、受排斥、受扭曲的中层和底层，真实的中国、“活”的中国体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本书的副题与其叫“边缘人采访录”，不如叫“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
被采访的主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从杀手、神医到乞丐、酒鬼，从卖笑小姐、买欢客人到流浪画家、民间艺人……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不熟悉却又似乎很熟悉的世界。主人公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的表达在我们听来，也许如同天外来客，也许如同家常便饭。他们或者愚不可及，或者绝顶聪明，或者年轻得像一张白纸，或者饱经沧桑像一颗老姜。当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悠闲地坐在咖啡馆里醉眼朦胧地看着玻璃窗外的灯红酒绿时，80年代名噪一时的诗人廖亦武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民间、走向底层，集数年之心血完成了这部“中国新闻史上从未有过的采访”。我想，这本书的作者不仅是廖亦武（老威）一个人，而是他与被采访者们共同用心灵完成的。
《中国底层访谈录》中有许多苍老的人生，流动成另一部历史。有一篇是采访老右派冯中慈的，读着这个普通人的故事，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与忘却，孰是孰非？正是在这一悖谬之中，真相才得以展开。冯中慈本来是“根正苗红”的革命青年，组织上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没想到他却爱上了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女孩，也就是他以后的妻子文馨。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正在进行之中，文馨因为提意见被“选”为右派，党委书记命令担任团委书记的冯中慈与之断绝关系。如果当时冯中慈顺着“组织”竖起的杆子往上爬，这辈子也许就青云直上，可是他不愿意做背信弃义的小人。他质问书记：“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书记说：“对人民不搞阴谋诡计。”并指出：“爱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冯中慈在“爱党”与“爱女人”之中选择了“爱女人”，结果被开除党籍，补充成右派兼坏分子。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双双发配边疆。待到“平反昭雪”的时候，已经是青春不再、白发苍苍。这种沉甸甸的爱情，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而在当时，又有几个人会坚持“爱”比“原则”重要呢？
另一篇采访录，主人公是老地主周树德。周树德起早贪黑挣下一份家业，在49年以后却被划成“地主”，遭受残酷的对待。而他那游手好闲的鸦片鬼兄弟反倒因为是“贫农”而变成了人上人。周树德说：“我的两个长工上台控诉我剥削他们，寒冬腊月逼他们下地，工钱也克扣了。我心里不服，因为我也与他们一道下地，新社会也没有说冬天就不上班。……我爷我爸，全是泥腿子，六七十岁，还与长工一起下田，有时牛都累得吐血了，人就接着拉，就这样挣来的家产，还不如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两手空空出乡几年，就衣锦还乡，要起新房子了。”当我面对这样的活生生的“口述实录”时，自己从历史课本上背下来中国现当代史的条文和从政治课本上学到的有关“地主”的定义都失效了。89岁的周树德一语中的：“听说现在又可以买房买地了，地主又多起来了。地主嘛，无非是土地的主人。”确实，人生于土地，人天生就是土地的主人。
书中的每个篇章都自成一个世界：老右派、老地主、老艺人、老医生、老军人……其实，每个人所体验到的历史，比空洞的、由大事记组成的“大历史”更加重要。我想起卡夫卡的日记，在德国入侵的那一天，他却认认真真地描写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他认为日常生活才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们太相信由“大事件”建构成的历史，而那不过是“伪历史”而已。读读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吧。
《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只不过苟延残喘到了“这个时代”而已，他们的意义更多的是“文献学”和“考古学”上的。而我更加关注的是那些直接参与和创造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表达。例如，所谓的“三陪小姐”，她们当然是“边缘人”，但从人数上来看，她们已有数百万、上千万之众，绝非“一小撮”。而我们对她们除了蔑视以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态度。因此，我很敬佩采访者对她们的关注——她们与我们一样，是可怜又可悲的“人”。倾听她们的声音，比起飞天玄妄地在书本上谈论“自由”来，才是真正地向“自由”表达敬意。书中有一位“三陪小姐”的倾诉，王小姐坦率地说：“我没文化，更没本事，大道理讲不出来，只希望平平安安度日，多挣些钱。”在谈到未来时，她说：“最理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么我一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现在医学发达，要变成纯情少女容易。”而对于“性产业”的“合法化”，她作为一个身在庐山中的人，意见是：“依我看，为了便于管理，我们这行还应该发证，至少是健康或卫生许可。在医院检查，身体达标后，方允许从事这种行业。我知道，国外一般是划出一个红灯区出来，在红灯区外从事这个活动的属于非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绝对不可能这么做。”而另一位小姐则更赤裸裸地说：“我喜欢这个，我感谢成都人民，他们让我发财，要不我将一辈子窝在乡下。”她还说她喜欢边干活边聊天，那样挺起兴。情绪一旦调动起来，“既舒服了身体，又赚了钱，还深入了解了男性世界”。她表示，做小姐的只要心细，就能从一百个男人中尝到一百种滋味，当然不会全是快活，不快活的时候也要强作欢颜。这样逆来顺受地搞几年，攒足钱，就可以隐瞒历史，安装人工处女膜，嫁个好老公，“我要用千锤百炼的本事把老公伺候舒服，让他天天都围着我转。国外不是讲究试婚么？当小姐就是试婚。”看一个人如何理解“小姐”，就可以看出他（她）是如何理解中国的——有道德至上主义者的方式，有实用主义者的方式，也有人本主义者的方式。我能够感受到，廖亦武采取的是后者。对于这样一些本真的表达，我们用不着进行任何价值评判和理论分析——我们面对的是生活本身。
时下，知识界津津有味地谈论关于后现代、后殖民、国学、全球资本主义等等宏大的话题。我毫无兴趣，因为这些大而无当的话题与特定时空中的“中国”无关。这些文章是夹杂着英文的方块字，印在苍白的纸上。相反，我愿意对廖亦武先生的选择和实践表示衷心的敬意。这一“非新闻”甚至是“反新闻”式的记录，因为真实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在这个时代，写诗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所以天赋极高的廖亦武放弃了写诗。然而，这些底层民众充满悖谬的、最清晰却又最含混的表达，却在另一个意义上接近了诗歌。
－－原载《思想的境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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