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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1日讯】 最近，中国“文革”时期的样板戏走俏于大陆、香港与台湾三地，据说许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不吝重金购票，满怀热情去观看昔日“样板戏”今天重现辉煌。正苦于无热点可爆炒的各路新闻媒体纷纷出动，探求“样板戏热”背后的“政治内蕴”与“文化内涵”。有人说，四十岁以上的人看样板戏，是对“文革”时期的怀恋与对今日生活的不满，还有人说，人们看样板戏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消费，要警惕“文革”思想的回潮，……种种观点，不一而足。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样板戏今日走俏中国，文化消费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意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与文化权力都呈高度垄断状态，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全部由当时党的文化主管部门垄断，而作为文化消费者的人民大众则根本谈不上什么“灵活偏好”的“消费者主权”，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文化产品的单一硬性供给。一方面没有别的戏剧可供观赏——特权者如京剧改革的旗手、样板戏的缔造者江青等人当然可以观看一些外国电影，如《简×爱》之类，但享受这种“泊来文化消费品”在当年毕竟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对芸芸众生来说简直遥不可及——另一方面由单位组织人们去观赏，以对“样板戏”的态度来判断一个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没有感情，这种“文化消费”自然不是纯粹的“文化消费”，政治含义显而易见。
从戏剧本身而言，与其将这八个样板戏当作戏剧形式的创新，还不如将其视为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载体。“文以载道”，八个样板戏的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以及文革时期的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新旧民主革命时期钦定的主旋律，其指向无非是论证这一段历史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由于当时文化消费品完全由政治机构垄断，导致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更兼所谓“样板戏”本身代表的社会文化内涵远远高於戏剧的艺术形式本身，越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有所了解的人，就越能感觉到特定历史时期以“政治波普”形式表现出来的八个样板戏与“四人帮时期”的法西斯专制之间的联系，因此也就越没有办法原谅今日样板戏的走俏。认为样板戏的出现代表了“文革”思想的回潮，这种看法主要来自这些满身创痕的“过来人”。
笔者当年处于青少年时期，但对那些符号化、脸谱化的样板戏并无好感，八个样板戏并未看全，《龙江颂》、《海港》这几个样板戏推出之时，我看到海报介绍就不再想观其内容。但对样板戏今日重新在中国走红一事，倒也还不像一些经历过“文革”磨难的人士那样，视“样板戏”的重演为“文革”思想的回潮。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来看，人们今天去欣赏这些“样板戏”，四十岁以上的人不过是在青春已逝之时满足一把怀旧之情。由于有了这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怀旧情绪，看样板戏于这代人而言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消费。而“文革”后期出生的人则多因好奇心驱使，想知道当年为什么举国若狂地欣赏“样板戏”，而他们的了解多以样板戏本身的艺术含量为出发点，因为这代人生活在可以自由选择“文化消费品”的今天，并不了解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是如何在政治高压下被迫进行单一文化产品的消费。这与去年全国举国若狂地消费那部前苏联垃圾一样，当然都要归功于现在那种历史虚无主义教育。
前几天来了两位台湾朋友，闲聊中谈到了台湾近日的“样板戏热”。他们是这样解释这种热：当年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文革”时期，台湾还未实现民主化，台湾人民因此也没有眼福一观红透960万平方公里的八个“样板戏”。而现在这大名如雷灌耳的“样板戏”居然来到台湾演出，大家出于好奇心纷纷前往观赏，再加上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国文化，省籍原在大陆的人们比较喜欢《沙家浜》一剧的唱词，更乐意听听久违了的京剧唱腔，如此而已，没什么观众想到艺术之外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内涵。香港人观看，其心态也多类于此。
我个人认为，样板戏在“文革”时期是政府向公众灌输意识形态文化的一种艺术工具，样板戏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波普”。今日时移势易，文化产品的供给早已多元化，作为文化产品卖方的文化商人，在人们对潮水般涌来的中国土产的清代宫廷戏、香港专事搞笑的市民电影与武侠片、台湾言情的小女生电影，以及日本冗长的电视连续剧的轮番轰炸产生深深的厌倦感之时，动了一把“人无我有”的商业头脑：你们既然吃厌了奶油蛋糕、白面馒头，那我就给你们端上一道高梁窝窝头，利从冷门出，看我不赚个盘满钵满？
昔日由政治家们出于政治利益驱动而导演的“政治波普”，今日则成了由商人们出于商业利益驱动而导演的“文化波普”。人们兴高采烈地欣赏这八个“样板戏”时，大多数人只不过“得其形而忘其神”，早已忘却了它们昔日承载的政治内涵，只是将它们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加以欣赏罢了。
──原载《问题与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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