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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0日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之后，坊间大都不以为然；虽然党的喉舌在不断的吹风，一般人都以为和前一段时间推行的“三讲”运动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江泽民推销自己的一个环节而已。即使是那些党的理论专家也并未领会到其间奥妙，因为人们对政治宣传已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很难再去领会这些宣传下面的深意。真正敏感的倒是那些党内的左派，前不久做为新左派干将的吉林省委书记林炎志撰文对党内这种“修正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指出共产党如果要把资产阶级吸收进来，党的本质将会发生变化。左派们对“三个代表”理论的深层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可以说是中国的“先知先觉者”。
7月1日，江泽民亲自对“三个代表”的理论进行了诠释，表示在目前的时代，并不能简单的以财产多少来做为意识形态的划分标准，江泽民含糊其词的提到，要把那些经过考验的其它阶层的精英吸收进来，用比较简单的话说就是把那些握有财产的“新生的资产阶级阶级”吸收进党内（在此之前中共声称已消灭了资产阶级）。
江泽民的讲话使世间恍然大悟，共产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就要改头换面、脱胎换骨，“三个代表”为这种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共产党一直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政党，它把自己的统治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它推行的革命内容就是消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剥削阶级”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对共产党的性质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出无产阶级不能只是简单的夺取国家机器，而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并还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得到最终的解放。共产党成立的目的就是带领无产阶级进行这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但随后风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很快分化为两部分：以列宁为代表奉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政党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主张渐进改革（议会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在近一百年的实践中列宁主义式的革命失败了，而社会党人的“软性革命”在很大程度获得了成功（现在欧洲国家大都由左派执政）。
一百年的实践也表明，所谓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不能依靠“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主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是斗争的关系，这种矛盾是可调解的。另外随着现代文明的进展，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消失。
反过来观察中共的发展过程：至七十年代末期，中共确实在进行一场列宁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它依靠“无产阶级”（中国是农民，俄国是
工人）夺取了政权。在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共不仅剥夺了“剥削阶级”的财产（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地主富农），通过各种方式从肉体上也消灭了这个阶级。当中共完成了“所有制”的变革之后（消灭了私有制，完成了以国家为名义的公有制），失去了原有的“革命对象”，也失去了方向。在这个暴力过程中形成的不受任何挑战的权利集团真正成为了南斯拉夫前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失败（“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毛泽东感到迷惘和愤怒，他把这种失败归罪于党内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于是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权利斗争，而是毛泽东为他失败的“革命”寻找出路的一种努力（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支持一场对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夺权斗争）。
今天我们看待毛泽东及他的“迷惘的革命”时，可以看到他的悲剧中一个不可变的因素和一个可变的因素；不可变的因素就是他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和对私有制的否定（共产主义革命对人的基点设定为将人变为超人），因此这场革命从整体上看是反人性的。另外革命成功之后，他们不想将权利归还给社会（去完成恩格思所说：国家和阶级的消亡过程）；没有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下至上的普选），因此这场革命失败了。如果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革命委员会”接替共产党各级政权之后，引进民主机制还政于民的话，他的“革命”还有成功的希望。那么后来的戈尔巴乔夫还要向他学习，因此这也是一个可变因素。
毛泽东的革命确实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各阶层的收入从没有象那个时期那么接近），虽然这是一种“均穷”状态，但社会地位是接近的（教育和医疗，住房基本是免费，当然农村除外，农民被毛泽东已经出卖）。
邓小平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回归过程，也就是共产党把通过“革命”垄断的全部权利部分回归于社会（主要是经济领域）。共产党在漫长的垄断权利的过程中早已成为一个怪胎。成为一个和社会其它阶层相对立的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虽然垄断了国家权利，也垄断了对于被以国家名义集中的社会财富（国有资产）的支配权利，但他们虽然可以挥霍和浪费这些财富（通过错误的决策），但仍然不能把这些财富名正言顺的归于个人名下。
“改革开放”提供了这种机会，邓小平在提到“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时，并没有对这“一部分人”加以解释，并没有说明准备在垄断政治权利的共产党集团之外再制造一个与之相应的经济上的“有产阶级”；他还抱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小康生活”。
“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从绝对值来看（和毛泽东时代比）中国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况得到了一定改善，经济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其中最主要因素是共产党承认和容忍了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谁能够成为这个“有产俱乐部”的成员呢？谁又能从把这个庞大的公有财产（名誉上的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得到好处呢？非常明显，参与财富积累过程的人都应有相同的权利（包括一直被排斥的农民），都应持有这些“国有财产”的股票。事实上大多数人被排斥在这个重新分配的过程之外，农民阶层不必说，做为城市居民的工人阶级也成了再分配过程中牺牲品。长年的低收入使他们没有积蓄，而原有的社会保证的丧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等），以及随意的裁员，使他们基本生活受到威胁，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成了真正的“无产者”。与此同时，官僚阶层在“高薪养廉”的名义下大幅加薪。握有权利的各级官员则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使自己成为或正在成为“有产者”。在这个共产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江泽民抛出“三个代表”的理论并不奇怪，他必须为这种“转型”寻找出合法的解释。马列主义理论库显然已经不够了，其它的理论又显然不能现成的拿来使用；他只能用这种含糊其辞的方式来表达。这“先进生产力”已经不是由以往的“无产者”构成，而是由新的有产者（资产者、官僚阶层、其它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首先富起来的人）构成。
在这个毫无公正可言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传统的“无产阶级”被彻底抛弃了。当然也许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将不得不结束这个曾经声称代表他的政党；以及以他的名义（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专制独裁制度。中国的民主也许并不需要等待“中产阶级”的出现，而最终结束这个制度的恐怕还是这个已经被彻底抛弃了的“无产阶级”。2001年7月15日
(转自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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