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2月04日讯】【黄河清按语：五年前，刘宾雁告诫我们：“你们知识份子到底干了些什么……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也许我们真正是在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五年来，几乎没有人记得更无人提及他的这一真知灼见、思想升华。我有幸当场聆听了他的讲话，事后根据录音，与《刘宾雁纪念文集》编辑小组记录整理了这一讲话，编辑在《刘宾雁纪念文集》里。值刘宾雁五周年冥诞之际，重新打字成稿，以飨读者。】
我想，我么这一代人，大概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吧，要继续存在下去，有一个意义，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大家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些……至少是中国的历史吧。
我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个事，你们听了就会感到惊讶：我现在八十岁了，我真正作为一个自由人，生活在中国，只有，只有六年时间。1925年我出生到1931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打进来。这六年是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他推行的一套东西，我的记忆好像是自由主义，那么，接下来就是日本人占领，十四年，我完全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接下来，抗战胜利。接下来，内战。然后就是国民党、共产党，统一中国。四九年之后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至少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日本人从来也没有像毛泽东、更没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统治中国。
我就只说一件事。1939年，日本占领哈尔滨已经八年啦，学校里用的课本还是张学良时代的课本儿。没法想像！你可以出书，假如你是作家的话。你可以自费出书，你可以拿到街上去卖。我的一个大朋友，一个作家，当年也就是21岁，已经出了两本小说集了。现在你到北京看看，那些跟着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比方说胡绩伟，出了几本书，都要自费出，但是不许上市！你就干赔。然后你还得搭上邮费，送给朋友。多么可怜啊！
这就是我从四九年以后，唉，到七九年的时候，损失了二十二年，就是从32岁到54岁，最好的那段，人生的那个中段，没了！还算我身体好，所以回到这个世界呢，还是做了一点事。不相信后来有今天这样的大倒退。不相信，过于乐观。
接下来就是十七年，（笑）八九年之后十七年的流亡。你说，完全失去自由嘛，也不是，而且在美国享有的自由比中国要多一点。但是我失去了祖国。
所以，我这八十年的一生啊！嗯，我真正做事情，啊……今天这个隆重的这样一个会议主题……我真正为中国人做事情的时间不超过九年。八十年里面的九年。就是1956年到1957年那一年，然后1979年到1987年1月那八年。大家想想看，中国人多可怜哪。而我在中国人中间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死。我精神没有崩溃，身体没有垮掉，没有家破人亡。这在右派里面绝对是，嗯，最幸福的中间的一个。当然，王蒙比我更幸运一点（众笑声）。这是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我相信大家听了会感到新鲜，一个80岁的人只有八年是自由的，而且——是不是？——是在张学良时代。
第二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这件事背后的这个——是个什么规则？是个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惊讶。我是在八十年代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就是，1957年我当右派，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不当右派，我就完啦！我现在（笑）要么就死去了，要么我现在是一文莫名，就是，嗯，一无所成，这一辈子。
四种可能，不当右派。
第一种可能，就是给你记在账上，给你党内严重警告啊，嗯，或者留党察看哪，但是你还是党员，你还可以当记者。对不对？然后我就会继续写文章，继续讲话，攻击大跃进。对不对？然后再给我记到账上，或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然后六二年再给我平反。这样的话，到了六六年文革一开始，那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绝对跑不掉！我非死不可！有个别的右派，很有才华的，是部队的作家海默，沉默的默。我当年非常羡慕他，因为他戴着右派的帽子，1962年，陈毅老总在广州开戏剧工作会议，就请他去了。就问他在哪儿：“海默在哪儿？”说“没有。海默（两字不清）劳动呢。”就派专机把他接到广州来。我当时羡慕极了。可就这样一条，假如没有这一条，海默能活到今天。就因为有这样一条，文革期间，就把他装在麻袋里，活活地摔死了。因为什么？陈毅的……（四字不清）呀，他怎么看中了你啊？
这是一种可能，死掉！
第二种可能是活下来，而且是很安全地活下来，养尊处优。我当时也算是高级干部了。然后，我就可以像今天的刘白羽、林默涵、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 我家里也，也不会受苦，跟我一样地活下来。结果怎么样？结果什么也没有。我就见到很多老记者，很好的人，他不能不跟着人说谎，不能不跟着人去写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结果到了最后连一本集子都编不出来，干了几十年！
这是第二种可能。并不值得羡慕。对不对？
第三种可能，就是我跟“四人帮”搞在一起（众笑声）。因为我是，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啊，有很多人当年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这是又一个机会来了：1957年反右派被卡断的历史又恢复了，要解决各种危机。非常兴奋地想投入，但是我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根本不行。啊，张春桥我跟他还有点关系（众大笑声），所以很可能，跟，跟姚文元差不多了（众大笑声）。那就是五十几岁犯错误了（众大笑声）而不是二、三十岁。那就完了这辈子（众笑声）。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我记不得了。总之没有好下场（众大笑声）！所以，只有当右派最好（掌声、笑声）！
还有一条，就是精神不要崩溃，身体没有垮下来，生癌症的时候还能挺得住。对不对？还有着这样的因素。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块儿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知识份子道路为什么这么窄？
最后，我还希望大家跟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觉得我们八十年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一天到晚是改革派如何如何，邓立群如何如何。太过于集中到政治上面了。现在看来，不是，远远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就算明天早上胡锦涛暴毙、暴死，那又怎么样呢？嗯，恐怕连一个接替他的人都没有。这不必说了。我想，我们应该往深处想。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我认为根本的根本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回想一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有那一页历史上写得不是“失败”两个字？哪怕是胜利！1945年打败了日本，谁打败的？反正我，我的同辈私下议论，没有一个认为中国四五年能够打败日本。假如不是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假如不是美国在太平洋战胜了日本，还早着呢！1955年能不能打胜？1965年能不能？绝对是问题。我经历整个那段历史，我敢说这个话。没有几个中国人真正想抗日的。比汉奸少得多（众笑）！这是一个——说明一百年的历史，值得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为什么这么多人抽大烟、为什么那么多人娶姨太太？为什么英国的农业问题这么早就解决了，中国的地主有点钱都进了城，躺在那儿抽大烟？英国农业问题解决就是英国的地主参加经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百年，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想，你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第二个问题是……（笑），想不到了。总之是，总归是我们往深处看一看。比如今天我们回不去。你说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刚才说每一页写着“失败”两个字，还忘了说，1989年，那“失败”两个字本来应该没有的。我绝对相信，1989年，我们是能够取胜的。当然不是推翻共产党。谁也没想推翻它。为什么是这么个结果？你说都算到邓小平账上，我看不公平的。在那个紧要时刻，假如有几个知识份子站出来，学生真能听他们的，撤出来不就完了吗？连吾尔开希5月15日都去动员学生撤退了，结果撤了半场。
何况那十年时间，他们到底，你们知识份子到底干了些什么，那十年？那十年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的。你小说哪怕写出两部，一部小说，真正帮助年青人认识中国，至少不把赵紫阳看成坏蛋吧！那情况就会好得多。没有这样的作家！
我为什么能够，我今天在这儿接受大家给我的这么重的、我难以承担的、这样的荣誉？还不是因为写这种东西的人太少了吗？假如再有五个，王蒙、冯骥才、邓友梅，那多了，上海的茹志鹃，啊，她的女儿王安忆。二十五年了！你们哪一个人哪怕写一篇也可以嘛！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被逮捕，更没有一个人戴帽子或者是，或者是，或者处死，没有哇！你们心里难道没有一点愧疚吗？没有！也没有人追究，没有人评论。啊，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很少，形不成一个压力。所以才会有张艺谋的“英雄”出来，所以才会在“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之后，现在又在演“汉武帝”。据说艺术上相当成功，看得人多得很。
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就在想：“活该”（众笑声）！真是活该！哎呀，没办法。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也许我们真正是在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有人对国内形势估计比较乐观。我相信他们不是没有根据的。假如他们不是陷于极端的恐惧，胡锦涛不会这样子。他不是一个白痴，他不会愚蠢到今天这样倒行逆施。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好了。谢谢大家。
2005年2月27日
《刘宾雁纪念文集》编辑小组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2006年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