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7月09日讯】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三十年了，中国经济也有了发展。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那里去了？中国百姓是否享受到了经济改革及经济发展的成果？
草庵：其实，从公布的一些数据和实际现象，很能说明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之后的经济成果那里去了。看看中国富豪榜就知道的非常清楚。中国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是治标不治本。中共经济的核心是强化市场的寡头获利功能，其必然以牺牲和恶化民生为牟利手段。
这与构建橄榄型社会是南辕北辙的，从而加速了中国由防止利益寡头化的专制，迅速变脸成了维护利益寡头化的专制和市场丛林化。在没有民主制衡之传统机制保障的国度，市场化实质就是寡头化。没有他律的任何自我道德教化，因此抵挡不住习惯性的寡头获利功能，加速了由防范“寡头化专制”转变为全面追求“寡头化专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种利益寡头化的〈顶层设计〉是蓄意的。也正是这种〈顶层设计〉的两极分化，才激变出中国“土地革命”20多年的铁血历程。
伍凡：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主要是中国经济政策造成的恶果。中共不顾中国的劳资结构现状，胡乱地推行寡头自利的 “自上而下” 市场化。尤其是，在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期，不允许劳工组织起来对抗资本家；再者，〈行政寡头〉的市场博弈模式下，强推长官意志的〈市场寡头化〉改革，必然强化“资本强、劳工弱”的市场利益分配的天然属性。
市场在欠缺有效制衡〈利益寡头化〉的模式下，必然迅速地走向市场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了：劳工收入被压低的内需、和消费比率GDP占比的持续下降。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由改革初期的超过60%，持续下降到目前的30%多。
草庵：这种局面，并非中共领袖们弱智造成的，而是蓄意为之。因此，才有了今天中国改革和市场化的迅速两极分化，中共官员也因此大受其利。也正是这种天然属性的市场两极分化，造成了消费率持续下降，内需不足；百姓们相对贫困，无钱消费和拉动内需。民生遭到了严重践踏，使得改革和发展背离了改善民生的宗旨、而成为口头宣誓的目标。
百姓们承受着市场化的高房价、看病贵、上学难，如此的搜刮民财，才有了中共官员们的好日子、大亨们的迅速腰缠万贯。一则劳动力严重过剩下的市场化、严重压低了劳工的收入，二则抬高民生必须的成本，成为中国富豪迅速致富的两条主要途径。结果是〈市场寡头化〉和劳工血汗工厂化 “两手都要硬”，切断了中国向中产阶级壮大橄榄型社会转型的所有路径。
伍凡：在内需和消费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是持续下降的条件下，迫使过剩的产能不得不过度依赖出口，甚至是财政补贴外国人消费，来维持经济界主张的〈GDP保八〉。在中共刻意回避了内需和消费为什么被打压的本质核心下，疯狂地追求GDP，只能通过出口和投资来拉动。
而2008年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受阻；而死不悔改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更加依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速度。产能过剩更加剧了，中国商品被压向了世界产业链的末端。同时，过度投资又抬高了民生必须的成本，加上市场供求双重压迫工薪的增长，葬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工薪阶层”如同日本当年的工资倍增的可能。
问题根本就在于中共的改革核心不是为了“改善民生”，而是“勒索百姓”来保障中共官员们所追求的精英先富起来。结果内需和消费持续受到打击，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草庵：两极分化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是造成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经济增长模式两难困境的根本原因。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是对市场原教旨的纠偏，至少在欧美造就了战后2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和民生大幅度改善，造就了西方中产阶级的崛起；是西方橄榄型利益分配结构形成的主要因素。其强化的不是简单的市场功能，而是强化了劳资利益分配的平衡、和经济成长分享功能。
西方在推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和扩大就业的成功经济转型中，没有如中共官员放任“资本强、劳工弱”的市场天然属性，而是通过一切手段保证劳工的收入不被〈资本寡头市场化〉恶意压低的前提下的扩大就业，甚至动用国家财政赈济性扩大就业、大兴土木。
尤其是在推行市场博弈时，政治开放劳工自由地组织起来，采取一切手段制衡市场〈利益寡头化〉。从而成功地从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前的两极分化社会，转型成了中产阶级占40%的橄榄型的转型。也正是这种转型，才拯救了传统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必然危机。
伍凡：而中国的改革在中共官员的主导下却走了相反的道路。一面是改革前期农村经营方式的解放，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满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随着农村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极大地转变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劳工过剩。
同时大规模是企业下岗，不仅切断了几千万〈青春献给党〉的劳工收入，制造了严重的〈老来无人养〉。更是放任劳资市场因 “人为的” 严重的劳动力过剩，被资本肆意地弱肉强食。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严重超供，同时又全面地释放出强势的资本恶狗撕咬着过剩劳动力的伤口，才导致了中国资本的迅速暴富，劳工收入被压向了〈血汗工厂化〉。
也正是这种放纵资本市场化的野蛮压榨和剥削，中国劳工的收入才出现了严重的滞涨，导致了内需和消费的持续比重下降，加速了内外失衡和增长模式的两难。也才有了“没有几千万农民工人的苦难历程，哪有我们今天好日子”的豪迈，至少说明这种制度性设计是蓄意为之。在劳工市场出现和制造了严重过剩，而被资本野蛮的盘剥的同时，国家减轻财政负担的〈去福利、化改革〉粉墨登场了。
一面是广大劳工被市场化过剩而收入趋向〈血汗工厂化〉，一面是社会主义原来许诺的各种保障和劳工福利被大量的砍掉，“甩手掌柜” 成了中国福利改革最杰出的刀斧手，于是就业难、看病贵、上学难、高房价鱼贯而出，成功地上演了 “两手都要硬”。收入没有增加，而民生的成本却节节高升，狗腿子经济学都在怒吼，高房价就是坚持正确的改革和市场前进方向，而民生则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草庵：但这远远还不够彻底。 “吴市场”早已准备好了长期低利率，说是大幅度砍掉了百姓的福利还不够，还要用长期的低利率；迫使一穷二百的中国百姓强制消费，肩负起拉动内需的重任，对百姓的口袋和民生尾追堵截。
这一系列配套的掏空百姓口袋的改革举措，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之冠地高增长30年后，百姓的人均GDP依然在改革之前的世界100位左右徘徊，几乎丝纹不动。经济高增长的钱和财富都去了哪？都去了中国的富豪榜，去了世界增长第一的“三公消费”，否则一切都解释不通。
伍凡：但这依然不够彻底。长期的低利率迫使腰缠万贯的富豪榜为了保值，不是大量地囤积土地和房子，就是大肆地投机民生所必须的民生成本。用过剩和庞大的资本，推高民生基本生活所必须的、所有可以投机的稀却资源。要打我这过，留下买路钱。
逃避低利率的富豪榜，不仅把生活成本的消费大量地打入了企业生产成本，实现了逃税和转嫁；同时还通过打着投资旗号投机民生必需品，推高民生的安居成本，再次实施了财富洗劫。纵使货币当局如何宏观地调节货币供应，也无法阻止这批庞大的〈食利资本〉推高民生成本。房子、煤矿等等，凡是民生必须消费，都可以成为搜刮的投机工具。
如此看来，“先富帮助后富” 是完全不可能的理论假设。中国经济因此没能走向西方经济转型的中产阶级占40%的转型，也无法走日韩经济高增长通过精英文化严格控制两极分化的模式，而是走向了传统资本主义最黑暗的一面，政治主导和市场天性加剧的两极分化加剧模式，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难困境。
草庵：加剧了中国的两极分化和结构失衡之后，一些夸夸其谈的中共御用专家又开始吆喝什么新的〈顶层设计〉庞氏骗局，核心就是继续强化市场两极分化配置资源和财富的基础作用。无论是什么规划，被精英们编造的多了光彩夺目，不转变市场两极分化地配置资源和财富的博弈模式，治本的增加百姓收入、改善民生地扩大消费就不可能出现，没有足够的消费规模，扩大就业就无的放矢，或者是更加摊薄劳工收入地扩大就业，并将更加剧资本对过剩劳工的压迫和掠夺。
而科技创新、“十一五”规划、扶持中小企业、新能源、以及继续坑人的金融创新，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皮毛。如此看来花架子的〈顶层设计〉，更像是规避治本的改革陷阱。规划很好，只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了。
伍凡：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采取了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市场的、甚至是街头政治的一切手段，制衡传统的资本强势的劳资分配，才转型出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日韩的工人运动在60~80年代更是如火如荼，才保障了日韩经济期没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中共官员几乎都在假西方市场之名，推行市场寡头受益的强化两极分化劳资关系。
尤其是，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度，无论是封建专制、还是无产者专制，原教旨的市场化，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最极端的丛林。这也正好迎合了欧美对劳工制衡〈资本寡头化〉的不满情绪上升期出现的芝加哥学派。
西方的国内市场化，强调的是制衡；而中共官员推行的所谓的市场化，是谋求寡头和由此带来的不义之财，本质上是极端反民主和反政治制衡的。制衡的仅仅是别人的强势，维护的是自己的寡头。这才是中共官员的本质。大盗在没有警察抓住之前，永远不会放弃劫财的冲动，一直会为下一次图谋不轨而蠢蠢欲动。从舆论和思想上麻痹社会，继续寻找下手的机会。谢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草庵：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