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08日讯】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准备期：1984-1999
医学界资深人士介绍，1980年代，受器官移植技术和民众经济能力的制约，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有限。在对死刑犯摘取器官数量少，且主要供应医疗卫生单位科研和教学使用的历史背景下，该暂行规定具有较强的约束性。
当抑制免疫系统从而可防止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身体对新器官排斥的药物环孢素（CYCLOSPORINE）被引入中国后，极大地提高了移植的成功率。到了1990年代，大陆器官移植进入快车道。1989年以来，每年实施肾移植1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累计完成13594例次。当技术不再是器官移植障碍，大陆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很快初具雏形，且呈现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报告中揭露，在中国盗窃死刑犯器官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被利用的死刑犯常常还没有断气，相当于是变相活摘。在中国大陆，移植技术和免疫抑制剂在90年代末已经成熟，中国缺乏器官共享体系，一般是当地医院和当地的死刑犯进行匹配，在1999年前，来自死刑犯的器官，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也是主要的器官移植来源。每年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上下。但死刑犯器官由于受组织配型要求、冷缺血时间限制、是“过期作废的一次性资源”、并受时空地区限制，不是能满足器官移植这个暴利行业的最好资源。
即便如此，中共利用死刑犯器官谋利的移植产业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已经初具规模：纽约时报曾报导，愈来愈多摘自中国大陆死刑犯的肾脏、肝脏、角膜以及其他身体部位的器官，被卖给美国籍的患者，而接受移植者再回到美国，享受保险给付的护理治疗。尽管大多数摘自死刑犯的器官都移植给大陆民众，却有愈来愈多的东南亚、日本与美国的患者，也成了受惠的对象。这些外国患者如果在本国排队等候移植，可能要等上数年的时间，或者只有等死。中国医院非常欢迎外国患者，因为这些患者支付较当地患者高十倍的手术费用，而这些外国患者若是在本国接受器官移植，费用可能更高。
英国电视台报导，数以百计的马来西亚肾病患者，为了换肾，而以7500英镑的代价，远赴中国购买被处决的死囚的肾脏。吉隆坡国家肾脏基金的迪鲁文迪兰医生在接受同样的节目采访时说，几乎每一天都有肾病患者询问关于到中国换肾的事项。医院的记录显示，大约60至70名病人在中国换肾后，回到马来西亚时，还需接受护疗。
魏京生在1998年6月4日的美国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和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当他身为死囚犯时，一个卫兵告诉他，“几乎没有例外。先给犯人打麻醉，就像杀猪一样……我们用布把他们包起来，再把他们带到行刑的地方。无人在乎他们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而且，魏京生还说，他通过一位二十岁的同狱死囚犯人的合作，证实官方违背犯人的意愿摘取器官。那位姓张的年轻犯人与魏约定，假如他看到配有摘取器官装备的医疗组在等着他被执行死刑时取他的器官，他就大喊：“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医生。”假如没有看到这些情形，张就像其他被处死的犯人那样喊叫。
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沉默，张传来了信息。“我第一个反应是满足感，知道这个证据已证实了官方非法摘取器官的事实。但这种感觉马上就被另一种感觉代替了。”魏先生对国会的委员会说，“我第二个感觉是心头非常沉重，明白这位年轻人用了他的生命记录了一件难以置信的罪行。假如我没有机会把这罪行告诉别人，假如我没有机会争取制止这种罪行的继续，那么，我必须向这个年轻人道歉。一直以来，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责任感。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恶行。”
军医王国齐2001年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中共有组织摘取死囚器官贩卖活摘器官。王国齐参军后转入武警天津市总队医院，并考入武警卫生学校学习。自1989年11月起，武警医院派其到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学习，也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直属的解放军三零四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外大街一零六号。在解放军三零四医院，多次参与摘取组织器官，学成之后回武警医院继续工作。从1988 年到 2000 年之间， 他曾被医院指派，上百次在刑场和火葬场摘取死囚的皮肤和眼角膜。
1995年10月的一次，在河北省唐山地区滦南县的一次取肾及取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终身难忘的记忆。当取完肾脏后，囚犯还有呼吸及脉搏、心跳，车下的临时指挥问县法院的人，是否需要再补一枪。那人说，两侧肾脏都取出来了，绝对活不了，不要浪费子弹了。
王国齐亲身经历了医院为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千方百计地倒卖囚犯的人体器官，不为下属及具体工作人员着想，不给他们正当的心理保障的工作态度。其科室刘凌风主任与天津眼科医院及北京解放军304医院联合，要求每次取皮一定要取回眼角膜。然后再将眼角膜转手给天津眼科医院或304医院，从中牟取利润。院方做这些事情，不完全是为了病人，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为了巨额的经济效益，是为了他们个人的政治目的。医院有了钱，他们的成绩就大，就可以升官了。
中共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的态度过去一直很明确，关于王国齐向美国国会提出的证词，2001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说，“中国严格禁止买卖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导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他说：“一些境外媒体蓄意编造中国从执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随意取出器官进行移植，这是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海内外舆论，是别有用心的。”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声称，“境外一些媒体报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2007年，移植学会医疗事务主管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Francis L. Delmonico医生访华时， 负责接待的不止有卫生部长陈竺和副部长黄洁夫，军方人物就占了一半（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三零一医院）的政委文德功）。
一直到今天，中国移植界一直不被国际移植界接纳，是因为器官来源不透明。据Delmonico医生的说法，中方官员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让他们的移植人员被国际移植界所接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三零一医院）是全军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承担着全军各大军区、军兵种的疑难病诊治工作，为国家及军委领导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该院规定，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移植数量要保密，如果谁泄露出去，就取消做手术资格。该院医生向患者保证换肝的等待时间在一周以内。
2009年8月底，中共通过英文版《中国日报》向全世界用英文发布消息，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认摘取死刑犯器官，并承认中国大陆所有器官移植中，超过6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而中共官员历来的公开讲话中，一贯否认摘取死刑犯器官。但没有在中文媒体上有任何表示。国际社会也解读为中国政府在盗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态。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 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解释说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是死刑犯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死刑犯的人数一定比认为的要高得多。”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2009年度报告中指出，“未经允许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可能存在虐杀的关注。”
2012年3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A pilot programme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in China）。文章中提到：“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中共从信誓旦旦地反对盗用死刑犯器官，到高调地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这种转变是在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承认一件世界谴责的事实并非没有代价，但对于中共而言，这种举措显然利大于弊—有助于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经过几十年准备的器官移植系统转而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成为迫害法轮功中的一支特殊力量。（待续）
——转自《明慧网》
（责任编辑：简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