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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加强“党控” 跨国巨头纷纷撤离

医药巨头陆续宣布调整在华研发中心,引起外界对外企撤离现象的关注。图为2003年10月,GE的上海技术中心开张后,接待访客。(LIU JIN/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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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9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林燕报导)世界几大医药巨头近期陆续宣布调整中国境内的研发中心,加上科技巨头希捷年初的关厂风波,在华外企撤离中国的举动引起关注。中共政治制度加速左转,导致外资跳船行动加剧。

9月13日,美国GE医疗集团给中国雇员发信函,宣布上海技术中心(CTC)不再承担基础科研工作,改为交给美国和印度的两个研发中心承担。

9月7日,另一跨国巨头医药企业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也关闭了上海的研发中心。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诺华(Novartis)等都已调整中国境内的研发机构或研发项目。

不只是医药巨头,美国硬盘巨头希捷(Seagate)也在2017年初宣布解散中国境内的苏州工厂。有报导指,希捷高层几年前就计划撤离中国,同时在泰国扩大了一倍的产能;并从2015年9月起,开始在中国分批裁员。

透视这波外商调整研发中心的背后,跟中共加强“党的控制”有关。从《网络安全法》实施,到要求外企建党支部,中共反民主、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暴露无遗。加上中国“人口红利”用尽、环境全面污染,让这些外商不得不在“保全”与“赚钱”中取舍。

中共政策向左转,引发在华外商撤离潮的话,接下来首当其冲的是对外贸易以及外汇储备压力。 (STR/AFP/Getty Images)
中共政策向左转,引发在华外商撤离潮的话,接下来首当其冲的是对外贸易以及外汇储备压力。 (STR/AFP/Getty Images)

欧美商会发声 批评中国投资环境恶化

欧美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商会——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简称美国商会)与欧盟在华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简称欧盟商会),近期相继表示中国大陆外商投资环境恶化。自2016年以来,这种批评声已越发尖锐和响亮。这两个机构是美国、欧盟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

欧盟商会在星期二(9月19日)公布2017年度报告,指欧洲企业(在华)正在经受越来越疲惫的“承诺疲劳”,近几年来中共不停地保证要进行经济开放,但从来没有变成现实。

报告中写道:“在许多领域,貌似中共不是在进行开放,而是选择性关闭。”2016年,欧盟在华投资却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了2017年上半年,欧洲对华投资再次下降23%,有外媒分析指中国市场对外企的吸引力已经衰退。

商会主席伍德克(Jorg Wuttke)对媒体表示,自今春(中共)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加强了对企业数据存储的控制,也“引发了不确定性,破坏了商业信任”。

无独有偶,美国商会在4月公开发声,指在华美企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在其公布的2017《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有逾八成的在华美企成员认为外国公司在中国不如过去受欢迎,且每四家在华美国企业、就有一家表示已经或计划向中国境外转移产能,大多数的下个投资目标是转向亚洲其它国家/地区或转回北美。

对于造成跨国企业选择迁出的主要原因,排前面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重新确定战略优先级别,而担忧中共当局的监管政策则首次排列第三大因素,去年的排名是第五位。

被访企业大多数是跨国公司,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在中国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10%以上。跟中国以外其它业务运营地区相比,过半数(54%)的外资企业认为在华知识产权泄露和数据安全威胁更大,并在过去两年间未出现任何积极的改变。

中共《网络安全法》要外企顺从监管

中共当局要求境内企业从6月1日开始执行《互联网管理》规定,外企也是必须遵守的对象。德国媒体评论说,《网络安全法》是一个爆炸性消息,实际上是“向中共当局打开了公司后门”。

外国科技公司担心其在中国的分公司会被突然关闭,然后会受到当局持续的安全审查要求,比如:必须将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且在将大量个人数据转移至境外之前,还必须接受当局监管机构的评估。

除了安全,网络监管带给外企的还有现实的成本。根据美国商会2017年的报告,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企业表示,在中国境内,访问境外网站速度慢且无法访问或使用某些在线工具,还有四成左右的企业担心数据安全、知识产权泄露以及中共的互联网审查制度。

2017年5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听取“信息监控与渗透境外媒体”会议,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表示,中共的网络审查对外国企业就像是一种附加税,既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同时又浪费了福利。

此外,中共要求外企配合的网络管理规定是不对等的。首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6年发表《对外贸易贸易壁垒估计报告》,指美国并无类似的限制给中国企业,中共的网络审查机制已经对美国商业造成极大的影响,并造成美中之间的合作关系的不对等。

其次,尽管中共声称《网络安全法》没区别对待国内或外国企业,但按照过去的经验,外界仍认为,中共几乎肯定会用“隐蔽”的方式偏袒国内企业。

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明面上会采用目前正在制定的网络安全审核机制,重点是以安全为由限制外国公司。”

根据欧盟商会的调查,约一半(54%)的欧洲公司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在大陆受到的待遇低于中国本地公司。同样的,美国商业的调查显示,有近六成(57%)的美国技术研发公司表示对未来两年的中国监管环境感到悲观或略微悲观,而保持乐观及略微乐观的比例首次降到10%。

在华外企面临“党的控制”

根据路透社8月的报导,某些外企的中方合作伙伴敦促修改合资协议,规定将共产党人员带入企业管理机构里,规定党支部管理费用要纳入公司预算中,规定董事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由同一个人担任。

过去,这个规定被认为是一个象征性要求,但现在却成了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选择。一名受访的欧洲企业高管表示,改变的合资协议令高管们担忧,“一旦它(党支部)成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他们就有了直接的权力”。

另一方面,中共官媒在6月刊文引述中石化董事长王玉普的话说,旗下八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的“党建入章”工作已完成,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肩挑”。这八家上市公司分别在上海、香港、纽约和伦敦上市。

报导说,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的意见,除央企集团层面完成章程外,还有3,100个二、三级单位也被要求引入党建。

在中国境内的合资或合作企业,几乎上规模的都跟国有企业存在合作关系。所以这波“党建潮”究竟是否会转明为正式政策改变,还是被隐性潜规则,两种选择都令外企高管们坐立不安。

欧盟商会北京分会总经理海沃德(Carl Hayward)告诉路透社,7月召开企业高管会议旨在向商会成员了解,党支部是否被正式引入到合资企业的治理当中。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任何正式的政策改变。我们(也)希望如此,否则这样的改变将成为外国在华投资的阻碍。”

中共为何要强迫外国公司建立党支部?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专家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表示:一个是政治控制,其二是探听公司情况,其三是盗窃外国公司商业机密。

他形容,中共要求外企建党,就好像美国商务部长、财政部长提出要成为通用汽车、IBM、西门子或丰田的董事会成员,进行商业操纵一样(滑稽)。“世贸组织有责任反对这种做法,应该反对这种让政府代表进入董事会,帮助私人公司做决定的做法。”

政治左转加剧经济危机

美国之音引述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的话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共开始想加入WTO扩大出口,为了迎合西方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调整,假装认同普世价值。但在2001年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多久,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中。

自那时起,员工中至少有三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在华外企也进入“党支部”时代。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大纪元:“外企里成立的党支部是以所在地的上级党委指导和代管的,这恰恰说明了关键问题。”

他补充说:“共产党发现,外企不完全被中共在经济上控制,它也没办法实施绝对的政治控制,这就是中共要在外企建立党组织的原因。”

根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对香港上市的大陆国企修改章程的分析,后者强调党组织在公司内部发挥“核心作用”,并授权党委在营运、人事及发展策略多方面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供意见”。

谢田分析,外企党支部作为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翻版,是个怪胎;它既不代表劳方,也不代表资方,只代表共产党自己。“劳资双方早晚都会觉得有必要,把中共从企业中彻底地踢出去。”

进入2017年之后,北京当局不断做出政治左转的动作。不论是《网络安全法》或者“党建入章”的中共政策导向,都在加剧国内外危机。

纽约独立评论员夏小强表示:“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左转,使得国际社会更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红潮来袭的恐惧和担忧,这(又)使得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陷入更大危机之中。”

十一在即,中共十九大也将召开,中共政权在经历出生、成长后,已步入风烛残年、百病残生。实体经济萧条,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泡沫以及内贬外升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如果再遇上外企大量撤资,或拉响中国金融风暴的前奏。#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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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3 9: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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