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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30周年 旧金山召开研讨会

1989年被中共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左),与前中共《解放军报》记者张林在研讨会上。(周凤临/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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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6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周凤临旧金山报导)6月1日,来自湾区等地的各界民众,齐聚旧金山中国城的国父纪念馆,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八九民运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

旧金山八九民运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周凤临/大纪元)

六四30周年来临之际,更多亲历者打开了尘封的记忆,站出来公开为这段历史见证,其中包括当时的《解放军报》记者江林,以及用相机记录六四的刘建。

军报记者江林:亲身见证天安门广场死人

刚刚从中国到加拿大不久、时任中共《解放军报》记者江林,在出国去加拿大的5月28日当天,已透过《纽约时报》、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讲述了自己与中共上将张爱萍的儿子、时任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处处长张胜和家人,于1989年6月3日在天安门目睹军队开枪杀人的经历。

6月1日,前中共《解放军报》记者江林,以亲身经历做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群众的见证。(周凤临/大纪元)

在研讨会上,江林说:“我可以肯定地说,天安门广场是死了人,而且不止一个!受伤的人就更多!!”

“我们是在听到天安门西部开枪,从午门向天安门走的途中,被武警打得遍体鳞伤的,我被打伤头部昏过去了。”江林说:“后来是被张胜背出去的,他与太太儿子当时都失散了。”

江林回忆说,在他们被打之前,武警还围住一个人在打,那个声音“我一辈子都没有听到过那种声音,就是一个人不到临死的时候,发不出的那种声音”。

“我是被张胜背到午门的门口,但是他没办法走了,说可能肋骨断了、已经喘不过气了,而且太太和孩子都还在里面。”江林说:“当时从午门往天安门看,火光冲天,枪声不断响起。”

6月1日,前中共《解放军报》记者江林,以亲身经历做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群众的见证。(周凤临/大纪元)

“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学生、市民)肯定被打死了!那时我非常伤心,不愿走,也站不起来。”江林说:“当时过来一位骑自行车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通过他的自行车把我搭到东华门,一路喊救人。”

“后来我被外国记者用车送到协和医院。”江林说:“当时的情况是,协和医院的整个地面都铺满了血,走路都是黏的。而被送到协和医院的伤员,全都是从天安门广场过来的!因为所有长安街上的医院中,协和医院是最靠近天安门的。”

“我被送到协和医院的时间大约是在6月3日晚上11时到6月4日凌晨1时之间,那时就已经有很多伤员了。”江林说:“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6月4日上午10时左右,那时候是在体疗室,伤员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屋子。而且这期间,一批一批的伤员被送往别的医院。”

刘建:要用当年的照片给女儿一个证明

刘建用照相机记录了这段历史,近期将摄于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两千张照片公诸于众。2018年,刘建与女儿谈到六四惨案时,刚刚到美国不久的女儿不相信,而且是一无所知。

用相机记录六四的刘建,近期将自己摄于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两千张照片,公诸于众。(周凤临/大纪元)

这一家庭事件,使刘建感到非常惊讶,让他想起了尘封已久、几乎要忘记的记忆,在1989年,作为一位摄影爱好者的20岁艺术系学生,他曾经拍过一批六四照片。

刘建说:“当时争取民主自由、好的社会制度,反贪官、要改革,这些诉求都是公认很正确的一个运动!北京还包括各个企业、政府部门的人,都参与进来了。”

为了教育女儿,也为了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刘建托朋友在国内找了一个月,才找到了这批底片,有惊无险地带到了美国。

刘建回忆说,在第一次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过程中,回想起来开头十分顺利,但当中共宣布为“动乱”之后,明显感受到气氛紧张,学生变得非常警惕而不愿意被拍,照片一下就少了很多。

用相机记录六四的刘建,近期将自己摄于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两千张照片,公诸于众。(周凤临/大纪元)

刘建说,6月3日晚上,他住在翠微路同学家,听到一直有很多枪响,由于当晚光线不好,就没有出去拍照。“6月4日早晨6点多,我就拿相机出来了,从长安街有很多平板三轮车,拉来了很多尸体,水利医院后面的房子一些尸体,有脑袋打碎的、胳膊打掉的,就没有拍,只拍了一些还算完整的。”刘建说。

“这是我人生中,20岁第一次看到被子弹打死的尸体,太震撼了!”刘建说:“这样残酷的现实……”

“戒严后就停止了拍摄,一直很低沉,直到现在。”刘建说:“这些年轻人,他们不应该就这样死去。”

陈天石:六四学生并非没有政治诉求

当年北京师范大学85级学生陈天石,是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最早的一批参与人和创办者。陈天石说:“每年到六四的时候,心情都很沉重、难以安眠。”

2年前来到湾区定居的陈天石非常感慨地说:“我们不要因为时间的迁移、因为个人的名利而去说谎,看到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是怎么想的,过去的想法是什么、现在的想法是什么,要静静地去想清楚。”

当年北京师范大学85级学生、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最早的一批参与人和创办者陈天石。(周凤临/大纪元)

陈天石说:“1989年4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发起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胡耀邦的追悼游行,出了校门,我高喊口号‘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本来担心同学会不会跟着一起喊,结果所有学生都跟着一起喊。那个震天的回响,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震撼!”“后来又加入了‘反对官倒,铲除腐败’的口号。”

他还回忆说,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前,高自联的一些同学决定,要写一份请愿书,这就是在4月22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请愿的书卷,就是那样临时提出来的,完全是学生自发的。

陈天石表示,在这之后,成了一份正式的文稿,包括7条:“1. 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2. 反对官倒,铲除腐败;3. 开放报禁、实现言论自由,允许民间办报;4. 开放党禁,实现结社自由;5. 废除北京关于游行示威的10条规定;6.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7. 军队国家化。”

“从现代、当代促使社会转型的公民权利运动模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份明确务实、可以实现的政治纲领。”陈天石说:“那些认为我们没有‘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字眼,就是体制内改良的说法,是一种误解。”

任松林博士:八九命运30年的升华

任松林博士说,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矗立的自由女神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连华盛顿特区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也采用了她。

任松林还表示,八九六四的鲜血,促使了东欧剧变。任松林说:“八九六四的鲜血,中共在街上杀人,令所有人、甚至连中共体制内的将军们都明白了,他们一辈子维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任松林博士。(周凤临/大纪元)

“在1994年,当时连我的概念中,都认为六四要平反。”任松林还说:“但是到今天,没有人再要求为八九六四平反,今天人们想要的,是要结束一党专制,迎来一个民主社会,这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了。”

“从要求六四平反、到勿忘六四、到发扬八九精神,这是一个升华。”任松林说。

“在八九六四以后,中共稳住了政权,它的经济确实提升了不少。”任松林博士分析说:“但是国内的矛盾是没法解决的,有人说击鼓传‘花’,其实这个‘花’从八九那年开始的,谁接手里都是一个烫手山芋,现在这个‘花’是传不下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到六四这一天,中共会草木皆兵。这让统治者心颤,让统治者害怕!”

当天还有身在国内的民运人士杨海的女儿杨倩怡,以及民运人士邬萍辉的儿子邬鹤鸣,主动传承八九精神的精彩发言,博得大家的掌声。◇

(此文发表于1241A期旧金山湾区新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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