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共文革把大陆变为“东方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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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05日讯】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北京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他专门谈到了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冤案。仅此一案,就牵连138万多人,打死1万7千多人,打残6万多人。

康生一眼就看出赵健民是“叛徒”

据赵健民回忆:1968年1月,赵健民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22日凌晨2点,赵健民等人接到临时通知,立即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后,直接点名问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赵健民说,他没有支持炮派,现在云南形势很乱,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康生厉声道:“你放毒!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一番连珠炮式的发问后,康生说:“凭我革命40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叛徒。”“你疯狂得狠,你这个叛徒混进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当晚,康生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这一关,就是长达8年多。

赵健民当时是西南边疆一个大省的省委书记,打倒一个省委书记,当时,没有毛泽东点头,是绝对不可能的。康生最善于揣测毛泽东的心思,在他认定毛泽东想打倒赵建民之后,才敢如此讲话。赵建民后来也说,打倒他,不是康生一个人的主意,“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相互勾结的典型的帮派阴谋”。

赵健民被认定为刘少奇在地方的代理人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目标,是要打倒他认定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刘少奇原本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国家主席。只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与他的路线不一致,非要置刘少奇于死地不可。刘少奇后来被扣上“叛徒、内奸、特务”三顶大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的逻辑是,中央出了刘少奇,地方“肯定有”一批拥护刘少奇的人。于是,一批地方党政高官倒大霉。到1967年8月,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被中央和地方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高官达37人。

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就被认定为刘少奇在地方的代理人之一。既然刘少奇是叛徒、内奸、特务,赵健民也“自然”也成了叛徒、内奸、特务。在康生讲话、赵健民被抓之后,红卫兵专门成立了一个“打倒赵健民联合作战部”。这个作战部编了一个刊物,叫《红宣兵》,第42期刊登了《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反革命罪行调查》的长篇文章,内有4个小标题:(1)赵健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大叛徒;(2)赵健民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3)赵健民是破坏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4)赵健民是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的大特务。

为什么赵健民成了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了呢?有两件事,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时,赵健民任山东省长。因为赵出身农民家庭,知道一亩田可以产多少斤粮食,当时,全国各地“放高产卫星”,说一亩田可以产多少万斤粮食,他不信,反对“浮夸风”,结果被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大帽子。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批判赵健民。称赵健民1956以来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赵健民被撤职,贬到一家工厂当副厂长。直到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赵健民才被甄别平反。

第二件事发生在1967年。当时,赵健民已调任云南省委书记。1967年3月1日,赵健民向自己的老领导、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建议:中央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者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还建议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中的“大民主”。赵健民有所不知的是,就在不久前,中共高层一批老干部,因反对“文革”一些做法,引起毛泽东震怒,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健民的意见正好与他们暗合。康生当时没有表态,但事后密告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年后,康生说,赵健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用合法手段,夺取中央最高领导权。

有十万抓十万 有一百万抓一百万

赵健民被“监护审查”后,毛泽东派谭甫仁主政云南。谭甫仁一到云南,就将原来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简单定性:将“八二三”派认定为“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革命造反左派”,在各级革委会中执掌大权;而将“炮派”定性为“保皇派”,立即加以全面整肃。

当时,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激烈武斗。1968年1月10日,以李国祯为首的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77人,从昆明出发前往下关,准备接回该团在武斗中被围困的600多山东老乡,等待退役回山东。到达后,卷入当地两派武斗,站在其中“炮派”一边,双方互有伤亡。当地驻军党委“阶级斗争意识”非常强,通过一连串的“幻想”,编造出“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推翻中共政权的离奇情节,全部硬扣在这77人头上,还给他们取了一个特别的名称——“滇西挺进纵队”。然后,上报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军区党委未加核实,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1月21日,康生等接见在北京开会的昆明军区领导时说:“滇西挺进纵队”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赵健民是他们的“黑后台”。

谭甫仁到达云南后,先是领导“夺权运动”,然后,紧锣密鼓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一次又一次掀起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并将凭空编造出的“滇西挺进纵队”定性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滇挺”和“国民党特务组”这两顶大帽子满天飞。谭甫仁公开宣称:“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绝对不能手软。”

此后,围绕着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假案,云南全省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2000年10月云南出版社出版的《云南省志》卷四十三记载,受审查者138.7万人(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被立案审查者17.95万人,被打死逼死者1.72万人。

不提审 不讯问 也不许申诉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康生,都知道赵健民根本不是什么“叛徒、内奸、特务”,也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黑后台”。康生和赵健民都是山东人。康生当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时,赵健民在康生手下工作,对赵健民的历史一清二楚。1936年赵健民被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被释放,这段历史,中组部和中监委1957年已作了审查结论。

1967年1月22日凌晨,赵健民被“监护审查”后,先是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院子里,后被转移到临时关押“犯人”的北京交通干部学校。关了一年多,中央专案组既不提审,也不讯问,就把他这么关着。赵健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气愤的不行,天天破口大骂。直到1969年12月30日,中央专案组以“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将赵健民逮捕并关进秦城监狱。

20天后,赵健民被秘密押回昆明,先是被关在云南省第三监狱,1971年被换押到云南省第二监狱。为抗议长时间没完没了的非法关押和身心折磨,赵健民曾三次绝食,三次给中央和云南省委写血书,但是,照例长时间无人理睬。

中共将大陆变成“东方的疯人院”

直到1975年1月,在文革中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后,赵健民的夫人杨瑞波辗转托人给邓小平送了一封信,情况才有了转机。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1975年9月,赵健民才得以走出监狱。

当赵健民第一次听说因为他的案子,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被牵连,数以万计的人被夺去生命时,禁不住失声痛哭。

毛泽东整赵健民,根本不是因为赵健民有什么罪,而是故意存心拿他做“牺牲品”,以达到打倒他当时自认为的最大政敌——刘少奇的目的;同时,将他认为站在刘少奇一边的人也统统打倒。一个人牵连138万人,打死打残7万7千多人,这是十年文革“全党、全军、全民发疯”的一个缩影。

1971年元旦,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评论文革时说,中共“将中国大陆变成了东方的疯人院”,可谓一语中的。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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