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8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袁世钢台湾综合报导）台行政院规划推出“五倍券”振兴经济，但民众党立委张其禄从公共经济学理论分析，点出政府忽略实务与理论差异的谬误，使发券的效益与现金无异；而取消民众1千元“配合款”则失去原设计的意义，等同马政府时代的“消费券”。他认为，目前仍处于纾困阶段而非振兴。
张其禄指出，五倍券的政策基础是来自公共经济学理论，有关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州政府）间“补助政策”的“财政联邦主义”，也就是中央如何透过不同的补助方式来使地方实践政策，其中包含现金、限定用途的补助款、配合款、实物补助等4种方式；而行政、交易成本与实践政策的效果成正比，现金最低，其次依序增加。
其中，“限定用途的补助款”相当接近“券”的设计，因用途已被中央指定，减少地方任意分配的空间，能彰显现金所缺乏的替代效果，精准将补助资源应用在政策目标上；而“配合款”的限制更严苛，地方需先执行中央政策达一定程度后，中央再予以补贴，即类似“倍数券”的设计，民众必须先支付1千元才能再获得政府贴补。
不过，张其禄认为，“五倍券”的政策设计虽符合公共经济理论的一般性假说，却忽略了实务上的情境变异，也发生了“不同分析层次”上的错误援引。他分析，由于补助是直接分散至大众而非地方政府，补助金额占个人收入比例甚低，不如补助款占地方政府总预算的大比例，使“倍数券”的经济效果与“现金”无异。
尤其在个人所得效果及替代效果部分，将因“规模”或补助金额太小而无显着差异。换言之，无论民众多获得2千元或4千元，既不会使收入发生结构性变动（所得效果），也不会立即显着提升消费（乘数效果），因此多数民众应只会将此笔补贴应用于既有或必需的民生消费上，仅达成部分替代效应。
张其禄表示，“券”的好处顶多是限时消、有利政府事后统计消费流向，但除了极高的行政及交易成本外，需要从瘦鹅身上拔毛的“倍数券”更容易引其民怨；而取消了民众1千元的配合款后，就完全失去“倍数券”或“配合款”补助方式的设计用意，不会有“倍数”效果，实则与马政府时代的“消费券”无异。
张其禄强调，就疫情的影响情况与政府所能发放的补助金额而言，目前仍只能算是纾困而非振兴，国内多数内需及服务产业需要的是纾困的及时雨，不宜再经繁复的行政手续；纵使是为了振兴，也不宜再耗费庞大的行政成本印制，直接回馈至民众身上；若能排富，则可将人均补助的金额提升与集中，更能加强经济刺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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