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5日讯】关于上街游行，香港蔡子强在文章上说： “如果对于三四十岁中生代来说，最记得的是 “六四”；那么对于二十岁新生代来说，将来最会记得的，一定是 “七一”。这令我想起，我们这一群五六十岁的亲共派老生代，对于香港六七年暴动期间的上街游行，也应有不少的思考。
说到那一年的游行，人们最能记忆的也许就是由亲共学校学生，中资机构职工和亲共工会工人所组成的典型毛派游行队伍了。他们身上的白上衣，蓝长裤；襟上的毛像章；手上的红书仔，整整齐齐地操上港督府示威的队伍，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未有忘记。然而，人们也许都忽略了，其实暴动期间还有三次不为人所知的“飞行集会”式游行示威。这三次游行示威的组织者是中共地下党所组织的 “香港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并由 “学友社”和 “青年乐园”所领导的 “官津补私”学校学生及亲共学校学生斗委会组成的 “学界”共同参与。（有关照片刊在香港大公报1967年11月编印的 “港英必败，我们必胜”图片集）。
阿权在六七年时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他参加了由 “官津补私”斗委会所组织的文艺战斗队（文战队），曾在北角春秧街作过街头演出。他也参加了那三次 “飞行集会”，对当时的情况他有如下很生动的追忆：
[文战队的 “资深”队员其实只是我们四个男孩子，却要在示威游行中肩负一个重任：高举横额和带领高呼口号，并在散队时协助其他队员安全撤退。当天接近下午一时左右，由 “学界”事先通过地下党的秘密渠道通知动员而来的约一千名学生群众，已经在北角华丰国货公司附近，侨冠大厦，新都城大厦内外徘回，扮作闲人游荡。他们三三俩俩，或走着，或站着，都等待着一声的号召。准一时正，我等四个文战队队员从人群中冲出，跑到道路的中央，利落的张开横额并高呼口号： “港英必败！我们必胜！”学生们立即响应，迅速涌出马路并排列在我们后面，结集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我们开始踏着大步，高呼口号，藐视香港殖民者的一切反动法律。这次示威游行，因亲共学校学生的参与更壮声势，工人群众也手持 “物件”到场介戒备。大量的亲共机构派出公司车辆在各主要路口尽量封锁和堵塞来往交通，以保护学生的安全。
就在第一辆灰色警车到达，防暴警察脚刚着地时，游行队伍已散开撤离了。我带领着几个文战队队友向位于半山的苏浙公学撤退，然后取道赛西湖附近的小径步落北角的另一端。途中遇上其他队友，才知道防暴队经已驻防侨冠大厦外围，黑黑的枪嘴指向大厦各层； 部分撤离时失散的队员及学生取道渡海小轮到九龙或红磡。事后才知道，大部分过海的学生均被防暴队截查或留难，也有人被捕。
在以后的约半个月内 “学界”还组织了两次 “飞行集会”式的游行示威。在中环中区消防局前那次，文战队肩负了更大的任务：要将一支红旗 插在一个高约七呎的电箱上面。当时我想，在散队前的几秒钟内将红旗稳固地插在高位上并不是一件易事。由于警方有了上次的经验，有大量学生在同一时间徘回在中环一带等待集结的情况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因此，这次防暴队来得特别快，大有要一网打尽之势。当游行开始，我们举着红旗正领着队伍前进的时候，经已发现敌情，一辆辆满载防暴队的警车像一排排的灰色幽灵，由远而近。我和另一位队友相互支撑着登上了电箱，把红旗固定后跃下时，差不多与防暴队同步。正在危急之时，一把很熟识的声音高呼： “打倒走狗！”把防暴队的注意力转移了，也掩护了我们混入人群中准备撤退。那位高呼口号的也是我们的队友，他发现我等插旗后正处于危险之中，便不顾一切地引开警方的视线，幸好他后来也安全撤退。
经过北角游行的教训我们决定不经渡海小轮过海，因为在小轮上的廿分钟，已让警方有足够的时间以逸待劳地在彼岸等着我们了。不过，那时的警察已把大约四个政府大球场般的范围包围起来，我们和约二至三十个学生被团团围着尚未突围。眼看这回可没有逃脱的机会了。突然，有一只手把我拉着： “随我来！”一个不认识的人把我们引领到中区消防局内。消防员也有参加亲共消防工会的，我们就由其中一位消防员带领着站在窗前，观看警员如何善后刚才还纷乱不清的局面。这一经历真可说是 “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了。
中区游行后没几天， “学界”又通知再要组织一次在九龙旺角弥敦道闹市上的游行示威。由于预计参加的人数比前两次多，整个行动的安排较上两次来得更细致。所有在弥敦道附近的中资机构，国货公司，工会等都安排了 “避难中心”，准备收容不能及时撤离现场的学生。隐敝的救护中心则设在中侨国货公司内。大概这次是准备与港英政府大打出手了。和前两次一样，分散在旺角弥敦道一带成百上千的学生，正三三俩俩地等待着，只等红旗一扬便可跑到街上结集游行。但百密始终有一疏，过了约定集结的时间了，红旗却还未亮出，每人都开始心情紧张，因每迟一秒钟危险性便相对增加一分。在人人都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文战队的一位女队友冲出马路中央，大声喊起一段毛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红旗未到，示威横额未达，这段语录就成了号召的信号，就是命令。由于这位女队员的自觉和勇敢，将本来经已非常焦急，正无所适从的学生们迅速集结起来，在港英政府能调动警力前来镇压之前开步游行。在队伍解散前一刻，横额和红旗方见出现，游行总算是顺利完成了。
此后，由于 “港共”继续放置真假 “炸弹”，市民生活受到威胁，对亲共派的作为产生抗拒和反感， “学界”再没有举行群众性的大活动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被派往深圳人民解放军军区进行一次为期十五天的政治学习。]
这种 “飞行集会”可说是继承抗日战争时期的游行示威传统而来的。它的特点是 “快”：以最迅速的方法传递游行的指令；以最迅速的方法结集和解散群众。在没有游行集会自由的时代，要上街表达反对声音，都得付出可能被捕，被杀的代价。过去的游行民众在成功集结后，多与官方对峙提出诉求，胁迫政府妥协，但结果都伤亡惨重，被捕者不计其数。在同样没有游行集会自由的港英殖民时代里， 阿权的 “飞行集会”其实也非常危险，随时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当时的每次示威都因大批便装，军装警员的迅速掩至而被迫解散，游行只能维持二十分钟至半小时左右。虽然示威的组织者安排了及时解散队伍，没有与政府对峙的计划，每一次均有学生被捕，但整体来说，已经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了。在当时来说，中共组织这样的游行，作用只能是显显姿势，练练胆子对于当时的大局而言影响不大。
但是，回想 “飞行集会”的秘密传讯，快速结集和解散的过程，使我想起这和早前台港两地报导过的青年人 “快闪族”活动，是何其相似。虽然他们玩的只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游戏，但他们的快聚快散，显示了一群人的共同意愿，同行同步的一种齐心的力量。这是在现今通讯发达的时代中，宣示力量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也是他们对自由的享受了。这也让我想起了 “不锈钢老鼠”刘荻在网上的建议：某月某日网虫同时往当地投案自首；发起一个 “今天我们都是自由人”运动，同一天大家都以自由人的标准行动说话。这却是她对自由的热切追求。虽然她明示这只是虚拟的现实主义方案，但想起中共前党人所领导的 “飞行集会”，也不得不让我想到这实践的可能性，同一时间，同一意志，一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去完成一件集体的意愿。 “飞行集会”也许就是实践追求自由的方案之一。
参与 “七一”大游行的香港人，与世界各地享有自由权利的人民一样，当然用不着 “飞行集会”了。他们在充满自由的空气中游行，在黑衣人海中有披麻戴孝的，在庄严口号声中有敲鼓奏乐的，活像一幅游行嘉年华会的图景，没有镇压，也没有逮捕。这真是自由的可贵啊！
那时的我和阿权一样，对于不能公开自由上街，没有行使公民自由的权利，而要用那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飞行集会”去表达反对意志，感到深恶痛绝，深深地体会失去自由的痛苦。但是为了争取自由，在极权专制的社会下， “飞行集会”也许仍然是一种可行的宣示力量的方法。
2003年8月12日
2003年10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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