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7日讯】2003年7月﹐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在5天之内竟连续发生了3起农民自杀事件。该事件经过8月11日中国央视一套《新闻调查》栏目详细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的极大震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看来远比人们想像的还要严酷。
第一个自杀的农民叫李立文。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桐木乡政府派出的工作组要对他处以罚款。罚款的原由是﹕他在退耕还林的地里栽了桑树﹐并套种了黄豆和红薯。这尽管违反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的规定﹐但事先政府却并没有向农民宣传相关的政策法规。然而﹐在事后﹐也就是作物即将成熟﹑收获的时节﹐乡政府的工作组进驻了该村。工作组的官员既要农民拔去作物﹐又要对农民进行罚款。李立文一家年收入200元都不到﹐却要交多达560元人民币的罚款。被逼无奈之下﹐他吞服竟还是赊来的农药自杀。
政府本来是为民众效劳的服务性机构﹐现在却异化成了一个创收的企业。而它创收的对象﹐竟是贫困至极的农民。自杀的李立文的年龄已接近60岁﹐他还有一个聋哑且智力不太正常的妻子。而在西方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却是政府福利政策尤其关照的对象。
第二个自杀的农民叫李祥﹐是一个村民小组组长。李祥所在村民小组的农户﹐年初在乡干部的号召下﹐大多在退耕还林的地里套种了经济效益较高的烤烟。然而﹐朝令夕改的乡政府﹐在烤烟即将成熟﹑农民马上要见到效益之时﹐又开始下山摘桃子了──对套种烤烟的农民处以罚款。以乡人大副主任薛成芳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该村民小组后﹐他们大白天公开利用工作时间在房间打麻将﹐却指使村民小组长李祥去农民家里收罚款。李祥既不愿违背良心去收农民的罚款﹐又无力抗拒强大的乡村政权的野蛮政策﹐最终只有选择自杀。令人气绝的是﹐李祥喝下农药被家人发现后﹐与李祥同住在一个大院的工作组官员﹐面对李祥家人的求救声竟没有任何作为。最后还是较近的另一个山头的村民﹐在李祥家人的呼救下赶来抢救﹐终因时间耽误﹐李祥死在了乡卫生所。
工作组官员面对农民自杀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使我想到了清代杰出诗人袁枚。袁枚在某地做官时﹐有一年﹐该地遇到了蝗灾。面对肆虐的蝗虫﹐作为父母官的袁枚竟对天嚎咷﹕“蝗虫啊﹗你吃掉我的肝肺吧﹐求求不要再吃老百姓的庄稼了﹗”袁枚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尚能爱民如此。而天天高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乡村官员﹐却对自杀农民见死不救﹐表现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冷漠。他们哪是什么人民的公仆﹗他们不就是一群活生生的﹑啃噬农民利益﹑甚至农民性命的蝗虫吗﹖
第三个自杀的农民叫陈音富。他是在料理完好友李祥的丧事后不久上吊自杀的。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乡派出所警察在调查李祥死因时﹐对他进行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审讯。陈音富之所以受到审讯﹐缘于乡人大副主任﹑工作组组长薛成芳为了洗脱自己在李祥自杀一事中的干系﹐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给派出所警察写了一个纸条﹐指称李祥的死与陈音富有直接关系。这难道仅仅只是在误导警察吗﹖这分明是在提供伪证。如果说李祥的死体现出乡村官员良心的冷漠﹐那么陈音富的死﹐则使人们看到乡村官员灵魂的卑劣。
第一个喝下农药自杀的农民李立文﹐尽管被邻居及时发现﹐经抢救活了下来﹐但面对央视记者采访时所流露出的眼神﹐依然是对未来生活的绝望和无奈。第二个和第三个自杀的农民李祥和陈音富﹐都是31﹑32岁的壮年﹐身后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幼儿和年轻的寡妻。他们的妻子怀里揣着幼孩﹐面对央视记者采访时的泪流满面和惨痛的哭声﹐令人不敢想像这些孤儿寡母们未来的生活。
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应该承认“三个代表”是个好东西。但“三个代表”在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受到无限尊奉的同时﹐却在中国大地（尤其是农村）受到最广泛﹑最严重的践踏。其实﹐“三个代表”只是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是民主和法治。因而﹐扎扎实实地从制度上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从实践层面上给人民兑现“三个代表”的承诺﹐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转自《民主论坛》asiademo.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