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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4日讯】3)中共应顺应潮流放弃恶劣的打压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要民主的中国而不要专制的中国；要自由的中国而不要独裁的中国；要人权的中国而不要党权的中国；要法治的中国而不要人治的中国；要富裕的中国而不要赤贫的中国；要文明的中国而不要野蛮的中国；要开放的中国而不要闭塞的中国；要先进的中国而不要落后的中国；要缤纷多彩的中国而不要红色的中国。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是尽人皆知的。
没有民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自由，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人权，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法治，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富裕，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文明，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开放，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先进，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缤纷多彩，就只能成为一片苍白，哪怕这种苍白与荒凉以血淋淋的红色作为标志。 没有一切人世间的美好，却有一切残暴的丑陋；没有两岸人心的欢愉，却有默默低泣的泪水；没有生命的凯歌高昂，却有死亡的阴影笼罩。这种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可怕的罪恶不应当再次降临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不应当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直接面对着的现实存在。良知应当呐喊，正义应当警醒。
谁要是搞专制而压制民主，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搞独裁而消除自由，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搞人治而漠视法治，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死守皇权而镇压人权，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因无能领导而形成赤贫的现状，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堵塞信息而剥夺人民的知情权，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搞一党专政而不实行政治透明与公开，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执迷不误地继续坚持所谓光荣、伟大、正确的领导，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一意孤行地、一如继往地作秀而置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与社会发展于不顾，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在本是同根生的情况下，急于相煎相逼，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否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原则并沿袭以往的思维方式把台湾人民当作异类而加以污蔑和加以打击的，谁就没有好下场。
中国大陆应该重新调整对于台湾的长而久之地打压的不良政策。这种政策已经遭到了明显的失败。这种政策既没有给大陆自身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利益，也没有带来文化上的利益，而是缩小和窄化了台湾的生存空间，这实在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劳而无功之举，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耻辱的表证。
台湾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理所应当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外交权利等等。台湾的发达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台湾的进步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喜悦。大陆政府对此所应采取的态度无疑是乐观其成，而不是恶向胆边生地从事打压、破坏，倘若这样做，那也未免太卑鄙、太狭隘、太猥亵、太不够交情了吧？更遑论骨肉同胞、同宗同祖的亲情呢？
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为什么对于大陆政府来说竟象是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乃至竟成怏怏如丧家之犬似地必须除之而后快呢？这究竟是何道理？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对别的地区、别的国家可以礼让三分、可以握手言欢，对台湾就不能礼让三分、就必须咬牙切齿地势不两立、非得搞它个鱼死网破不成？这种表现是不是有些“宁与友邦、不赠家奴”的味道？一口一个“骨肉同胞”，又每每把台湾逼到走投无路的死胡同，一当台湾参加什么国际组织或什么地区性会议，不是颁发外交照会、表示遗憾，就是大放厥词地毫无情义地进行抗议。这种种表现是应当对“骨肉同胞”施与的吗？这难道是正常而合理的吗？
对同宗同祖的台湾、对同是中国人的台湾，为什么就不能谦让呢，为什么就非得死抱着毛泽东、周恩来的教条，不准许台湾以地区身份或其它的什么身份哪怕以国家的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呢？台湾的参加难道损害了大陆的什么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了吗？难道侵害了大陆的政治利益了吗？如果没有什么损害，那为什么要苦苦地相逼、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势不两立地非得要“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地进行全方位地外交封锁呢？
可见，这里面有相当浓郁的小农经济思想，亦即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的陈腐观念在作祟、在作怪。这是专制极权主义在处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的突出表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匮乏民主观念之一的宽容性的自我暴露。这同时也是贻害中国大陆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党内路线斗争在台海两岸关系上的合逻辑的外延与强化。这种内耗似的思维惯性仍然发挥着不容低估的毁灭性的灾难作用，从而使得“双赢“的美好愿望不能不受到极大程度的阻遏。
由于台湾跟中国大陆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光荣的一员，所以就没有任何理由对台湾实行毫无道理的外交封锁与打压，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于台湾的生存空间加以空前严苛的限制。台湾为什么就不能自由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台湾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我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追求他们自我认定的美好未来？
更有甚者，对于台湾领导人的出国访问，无论有无官方背景，无论是采取学术访问抑或以其他的什么名目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如临大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坐卧不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封杀：不许被访问的主权国家给台湾领导人发签证，不许主权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台湾领导人，不许台湾领导人到处走动、拜亲访友，不许台湾领导人造访该主权国家的政府组织。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许台湾领导人干这个，也不许干那个，而只许台湾领导人老老实实地呆在台湾岛内，却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地到其他国家旅游参观、参加会议或从事一切他们本应有权从事的一切活动。
独立的“中华民国”领导人却要每时每刻地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的摆布、指挥与调遣，那么是问，台湾领导人的自主权何在？台湾领导人的自我价值何在？难道台湾领导人连出国访问的权利都要被北京政府剥夺净尽了吗？如果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北京政府领导人，例如江泽民或李鹏访问其他国家一事发表抗议声明或要求被访问的主权国家不给江泽民或李鹏发签证，不允许他们前去访问，或对受访国政府说什么“不要做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请问北京政府有何感想？将心比心，请问这样做适合吗？
北京政府何以要威胁、要挟被访国并大言不惭地称之为“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影响中X 两国关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到底伤害了谁的感情？恐怕是伤害了独裁者的感情是真，而却根本伤害不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况且，作为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却要营营苟苟地计较被称之为“地方政府”的某个领导人的出访，实在是心胸狭窄、卑鄙龌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连这么一丁点儿的自由都不给，实在是于情于理不符，更与一个大国应有的气度相差得十万八千里，同时也是对具有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的现实嘲弄与自我贬低。
北京政府应该从这种老大自居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应该从这种封闭狭隘的和卑鄙无耻的中央王朝的核心权力中解脱出来，应该允许并鼓励台湾领导人勇敢地和充满信心地走上国际舞台，应该支持并提倡各国政府放下包袱地接待同是中国人的台湾领导人，应该让台湾领导人独立自主地和自由自在地行动，而不是采取打压、封锁与围剿的可耻可悲也可怜的反动政策。
要给台湾以出路，要给台湾领导人以出路，要给我们的骨肉同胞、给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以出路。因为这个出路不是给别人，而是给同是中国人的台湾人的，是给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光荣一员的台湾的，这实在是毫不过分的正常之举。
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台湾，对待台湾人民，对待台湾领导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况且，台湾还是中国美丽的宝岛，还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风光秀丽的旅游胜地，台湾人民也与大陆人民一样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台湾领导人也与大陆领导人一样同是一个炎黄的子孙。
所以，海峡两岸只有以相互平等，相互提携，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态度看待对方，才能够逐渐地消除由于长期的分治与隔膜而产生的各种误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辞，台海两岸的问题是“中国内政”，既然是“内政”，那为什么还要到处游说各个主权国家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这里面难道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吗？难道在国际舞台上逢人就讲所谓的“台湾问题”就能显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与远见卓识吗？难道祥林嫂似地甚或比祥林嫂还要祥林嫂似地喋喋不休于台海两岸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就不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失态？难道就不是一种令人耻笑的滑稽之举吗？
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每到一个国家访问，都要把台湾问题挂在嘴边上，都要让被访国的领导就台湾问题表态，都要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种业已重复了成百上千遍的与事实严重不符的陈词滥调。或者外国首脑访问北京，也如此这般地照猫画虎地重新演练一番“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出并不精彩的无聊之戏。
他们，一方面在各种宣传媒体上大肆批判台湾领导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并称之为台湾搞独立的所谓“企图”或“阴谋”，另一方面却又情不自禁地和自导自演地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这种悖论也许只有在北京政府这里才变得那样地协调一致，那样地顺理成章，那样地荒谬绝伦。
更为荒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竟要让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台湾是地方政府”等等的所谓原则和种种莫名其妙的规定。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打自招地表明，达赖喇嘛作为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乃是独立的西藏之领袖，乃是不属于中国的西藏之领袖。因为，按照北京惯例，只有外国首脑才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所制订的有关台海两岸“一个中国”原则的殊荣。达赖喇嘛无疑具有这种殊荣，也理当应有这种殊荣，只不过这个殊荣是北京政府无意中把不情愿给的东西给了达赖罢了。
4)历史铁证中共制造“两国”、两岸恩怨应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寻求化解
从一九九九年六、七月份开始至今，在中国大陆掀起了大批双李的运动。两个李，一个是李洪志，亦即法轮功的创始人。中共中央称法轮功是“邪教”，称李洪志为邪教的教主，所以要大批而特批，要批倒批臭，并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另一个是李登辉，李登辉是“两国论”的创始者。所以对李登辉也要大批而特批，也要批倒批臭，也要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当大陆的批“双李”运动蓬蓬勃勃地展开之际，亦即各种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连篇累牍地和众口一词地愤怒声讨之际，中国大陆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并没有听到被批判者的任何申辩，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于不同方面的不同信息。千人一面，千人一腔，舆论一律，一天到晚总是那么几句干巴巴的论调，足见丧失了客观性和全面性的宣传攻势哪怕再凌厉，也仍然是毫无生命力的、是有如过眼云烟一般地不能长久的。
在此，我们不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民国史。中华民国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目的的民族主义革命并在革命成功之后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后，蒋介石统一了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中，国军积极抗战，坚持正面战场阻击日本侵略军，经过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华民国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即便是与蒋介石长期作对的毛泽东，他在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时也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以表达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抗战并赢得光复的的崇敬之情。
然而，就在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国共谈判之前的几天里，在延安一次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却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其内容是布置全面内战，并把发动全面内战的责任嫁祸于国民党政府，试图转移人们的视线，迷惑国际、国内舆论，而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则把这种迷惑和这种欺骗推向了高潮。从重庆返回延安之后，毛泽东又连续召开了若干次党内会议并颁发了诸多文件，强调要准备打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
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由于抗日战争中的过渡消耗，已经元气大伤，与当时的长期遵循中共中央制订的政策，即“一分抗击日军，二分应付国军，七分发展自己”的八年自我膨胀与自我扩张的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相比，呈现出势力均衡、势均力敌的状态。这时，内战由于毛泽东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可耻欲望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双十协定”也挽救不了这一悲剧场面。因为毛泽东看得很清楚，国军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了，都已经消耗在对侵略日军的若干次重大的会战之中了。当然，毛泽东自己的所谓抗日武装力量是没有一兵一卒参加的，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战略方针的，最后还是要“鱼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渔翁。但是，毛泽东却反咬一口，指责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是摘桃派，是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据为已有的强盗。这就把真实的历史统统地抹去了，这也确实迷惑了当时广大的中国人民，更使后来的中国人民茫然不知所措。
在中华民国政府试图重振业已元气大伤的国力民气之时，在民国政府及其领导的军队尚未恢复正常的状态之时，内战终于爆发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虚与国军委蛇，东奔西跑作鼠窜状，美其名曰“运动战”。后来，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把苏军占领的广大的满州资源和缴获的几乎全部的日军战略战术物质包括被苏军俘获的四十万满洲国的伪军统统地交给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的军事实力对比骤然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共军显然占有优势，国军显然处于劣势。由林彪作主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即以四十万满洲国的伪军作主要构成的东北解放军，围堵长春国军已达数月之久，饿死城中守军与百姓几十万人，无异于制造了另一场“南京大屠杀”；攻打四平，亦即史称的“四平战役”，把整个城市打得片甲不留，尸体横陈，惨不忍睹，一片荒凉之景况；后又声东击西，包抄锦州，围锦打援，在黑山、大虎山、彰武等地阻止从锦西、葫芦岛和沈阳方向驰援的国军，并进行了现代战争史上最为酷烈的塔山阻击战。在把锦州这座古城完全彻底地摧毁并夷为平地之后，在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人纷纷倒毙之后，生擒守城国军总司令范汉杰，终于使这座荒凉得不能再荒凉、悲伤得不能再悲伤的破败之城落入了中共的手中，即中共所谓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以锦州战役取得全胜的所谓“辽沈战役”为始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乘胜追击同是炎黄子孙的国民党军队，又接着发动了“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对于本来就不富裕而民生凋蔽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极其脆弱的生产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已经在抗日救国战争中元气大伤的国民党军队却在共军“宜将剩勇追究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向全国进军的浩荡之流中只能是且战且退，徒有招架之象征，决无回天之能力。兵败如山倒，有如决堤之洪水，更象泱泱丧家之犬矣。蒋介石目睹了所有这一切，挥泪别大陆，携同残部和随从，败走台湾，重演了一把关羽走麦城的令人扼腕的历史悲剧。
在民国政府被迫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而退居澎湖金马列岛和台湾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而此时的“中华民国”正在广州行使其合法的政府职能。中共以建国为标志，只是一厢情愿地否定了它自认的“反动”政府，但在国际上却没有也不可能取缔“中华民国”的实际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视“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仍然视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为唯一合法的国家。此为历史，无可更改，更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一个新的时代，亦即毛泽东时代开始了；虽然一个新的王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王朝终于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大陆诞生了。
对于历史的追溯可以得知，中华民国成立在先（一九一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后（一九四九年年）。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非法的武装暴动、武装起义，亦即农民武装革命的手段，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策略，经过血腥的二十八年垂死挣扎，终于推翻了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
根据现代法学理论表述，审判程序的非正当性所导致的判决结果必然无效，亦即非程序的过程及其导致的结果均为非法。同样地，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的所谓的打家劫舍式的痞子运动，亦即农民革命和农民暴动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以及广大的城镇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历史罪过。更国号而登基，行欺骗而成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无一件不令人发指，无一件不触目惊心，无一件不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桩桩罪恶。
在从毛泽东登基到他在任内自然死亡的祸国祸民、民不聊生、大陆沉沦、冤狱遍布、草菅人命、杀人累累、内斗外斗其乐无穷的瞎折腾、胡折腾、乱折腾的二十七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台湾却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随后的蒋经国先生又开放党禁报禁，顺应了当今的民主之大势，疏通了民情渲泄的渠道，为台湾走向全面而彻底的民主化委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登辉更是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主竞选的方式走上了台湾行政管理的最高职位，成为选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台湾第一位民选领袖。
这种被中国大陆现有的统治阶级，亦即中国共产党称之为“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改变”的方式，恰恰反映了现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诉求，恰恰表明了台湾业已从专制、集权的领导人产生方式向着民主与法治的领导人产生方式转移的历史进步，恰恰证实了台湾的政治制度远远地胜于领导人产生方式丝毫也不变动、也不转化、更不新颖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台湾民主而大陆专制，台湾文明而大陆野蛮，台湾自由而大陆独裁，而不自由，而反自由。台湾的竞选和选举制度正以其眼花缭乱的莫衷一是，显示出民主与自由的本质特征。这正是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极为欠缺的，这正是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急需弥补的。台湾的民主化应当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化学习的楷模，台湾经验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
在业已过去的一九九九年接受德国记者的一次访问中，李登辉作为台湾民选的行政首脑，亦即“中华民国”总统，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现状为五十年来各自分裂、各自主政的现状，并称这种现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于是乎，中国大陆由一党所严格控制的媒体，不厌其烦地、连篇累牍地、密集火力般地炮轰李登辉的“两国论”。其手段与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体，别无二致，简直如出一辙，大有“打倒李登辉，解放台湾岛”的蠢蠢欲动之势，非得要把李登辉这个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这个通过竞选的方式走上国家行政管理岗位的现代政治家斗倒斗臭，且踏上一万只脚 —- 似应按照江核心的意思改成“踏上亿万只脚” —- 让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且不说李登辉指称的是史有铁案的雷打不动的事实，至少也反映了因分裂五十年而与中国大陆颇为生疏的台湾民众的民情，就是李登辉确实有过什么错误的乃至照共党看来“反动的言论”，似乎也用不着如此地大动干戈，大兴讨逆之举，大有剿灭异类之势，大有把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一锅端的毫迈气概。
更何况，李登辉所提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诚如李登辉自己所言，也只不过是要争得与中国大陆平等的谈判地位，正如当年存在过的东德与西德，现在存在着的南韩与北朝鲜一样。然而，毛泽东以及其后的邓小平、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台湾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并且干脆赤裸裸地以叛逆的一省“台湾省”相指称。
台湾这块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民情纯朴、天然无雕饰的风水宝地，台湾这个被“中华民国”的历任总统治理成的“亚洲四小龙”这一神奇的自由岛，台湾这个全面走向开明政治、透明政府与多党竞争的现代民主社会，台湾这个孕育着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制度创造力和文明发展的巨大潜力的玲珑剔透的明丽而璀灿的珍珠，与中国大陆在自封的英明、伟大、光荣、正确的独裁党魁的领导下所导致的满目疮痍、满目赤贫、满目荒凉的莺歌燕舞的坛花一现相比，有如西施比东施，天鹅比赖蛤蟆，总之是具有天壤之别的，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如果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已经为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而应当显示其现实的应有价值的话，那么“台湾的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恐怕更能接近我们生活的实际，更能说明中华民族的伟大的人格是决不能让动物化的生存权所可能涵盖得了的，更能显示现实的中国人民，亦即包括港、澳、台、海外以及大陆的全体炎黄子孙在内的所有的以黄皮肤、黑眼睛为民族特征的中国人自我创新、自我革命、自我认同、自我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一切其他各种潜力，更能弘扬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化、走向全球化的坚定不移的意志与不可“消除于萌芽状态”（江泽民语）的昂扬不屈的信念。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两个名号不同、制度不一，但实质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相连的有如兄弟姐妹一般亲切的不同区域、不同地点而已。这两个不同区域因其政府的不同而长期敌视，长期隔膜、长期分治、这两个地点因其政见的差异而距离遥远，并且不能缩小而呈现出愈来愈大的趋势。这是很不理想的状态，也是大多数甚或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悲惨局面。
一九七二年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会面时，当美国当代著名的权谋家基辛格与当时的中共总理周恩来策划确定美、中、台的战略关系时，美国抛弃了自己多年的战略盟友“中华民国”而认同北京政府关于台湾的有关条文，其中称之为美方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表述。但这种注意后来却成为克林顿总统的赤裸裸的承认了，这种转变可能也是造成目前美国政府对于台海关系无能为力的尴尬之处。
由于七十年代初美国、中共因对付苏联而结成的战略联盟，由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意义的考虑需要利用中共牵制苏联，而中国大陆也需要利用美国牵制来自北面苏联的危胁，中共与美国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上海公报”。这个所谓的“划时代”就是：一方面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缔约牵制了苏联，从而维护了国际政治势力的均衡，另一方面为中国大陆逐渐了解因封闭多年所造成的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打开了一条十分有限、十分狭小同时也是十分宝贵的一条缝隙。但是与此同时，却是以忽视台湾利益、忽视中华民族二千万台湾同胞的利益作为惨痛的代价的。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从不把国民党长期控制的台湾看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只是看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抗衡、相敌对的叛逆的“一省”，所以在外交政策上就极其偏狭地并且是不无武断地同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断交，而只同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毛泽东、周恩来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更为广大的国土和人口更加众多的臣民，还有的是具有一个掌控整个社会、整个意识形态、整个大陆资源和整个国际活动空间的“中央人民政府”，更有一个曾经打败过国军的强大的武装集团，亦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当是国之中央；而台湾人口只不过区区两千万而已，领土面积不过那么一点点的蛋丸之地而已，有什么资格与泱泱红朝大国之君平起平坐，有什么可能与大陆平等地分享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资源？
这种大国之君的丑态，这种毫无平等之心、更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的恶习，这种视非领属之地为蛮夷之地的封闭思路，无疑十分适应于毛泽东惯有的思想方式，亦即小农经济鼠目寸光的思路的。毛泽东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就像清朝末年的慈禧，从不把臣民、亦即广大的人民群众当回事儿，更不把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及其领导的广大的台湾人民放在眼里。真乃指点江山且挥斥方遒的“全无敌”也！真乃“数风流人手、还看今朝”的毛泽东先帝之圣明也！
话说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中华民国的围追堵截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赫赫战果，先是挑唆一帮子曾得到过毛泽东大批经济援助的非洲贫穷与落后国家和地区提议，后又游说西方国家，以违背联合国宪章的方式令人匪夷所思地驱逐了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接着纵恿与中华民国建交的诸多国家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而改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紧接着，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毫不客气地在国际社会上极尽打压台湾之能事，处处挤兑“中华民国”的外交空间，使得中华民国在国际事务中几无立椎之地。
邓小平于一九七七年再次复出后，通过宫庭政变的方式掀掉了拥有“党主席”宝座的、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衣钵，也对台湾展开了外交打压，也依然毫无变化地指称台湾的中华民国为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虽然在外交上更讲究所谓的“策略”。
到了江泽民主政的时代，对台政策也仍然以打压为主，仍然以围剿为主，仍然脱离不开毛泽东、周恩来所制订的对台政策的巢臼，仍然恪守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则，丝毫不见有什么创新，丝毫也显示不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更多一些的新思维、新路子、新政策。
要说没有一点变化，也不现实，中共或许正在不情愿地把“解放台湾”变成“和平统一”台湾。根据毛泽东的“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伟大的战略布署，中国大陆人民，亦即中共的愚民长期以来愚蠢地认为自己是人类的解放者，却不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乃是经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党专政领导下的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大陆的十多亿人民。政治上受尽压迫、经济上贫穷之至、文化上一片苍白，这就是中国人民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建政后迄今半个多世纪以来必须面对的直接现实。
从人均收入来说，台湾这个被中共称之为“反动派”的地方竟是中国大陆的二十七倍之多。是我们穷苦人解放富翁，还是富翁解放我们？是落后解放先进，还是先进解放落后，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
更有甚者，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根据李登辉的“两国论”认定台湾执意要独立，执意要分裂中国，执意要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不仅口诛笔伐，大加声讨，而且还要以武力攻台作威胁，以打压台湾作号召，以统一台湾作口矢，以穷兵黩武的血腥的战争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手段。陈兵厦门，导弹瞄准台北及台湾的其他大城市，声言决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而且在一党严格掌控的新闻媒体上连篇累牍地、不厌其烦地大肆鼓噪与李登辉的“两国论”作斗争和必欲置李登辉于死地的莫各其妙的批判之言辞。
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通过竞选于二○○○年三月十八日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副总统吕秀莲也因其“远亲近邻”，“如果中国是指中共，那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等言论而被大陆的党办媒体指责为“台独的死硬分子”，也遭到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党的喉舌说吕秀莲“数典忘祖”，“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卖国贼”，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不是泼妇骂大街，胜似泼妇骂大街。把吕秀莲骂得个狗血喷头，吕秀莲俨然成为中华民族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批吕秀莲只不过是敲山镇虎，指桑骂槐之伎俩也。吕秀莲只不过说出了她的那种担心和懮虑而已，只不过表达了台湾民众的具有相当市场的心理而已，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尤其不值得如此地大动干戈、大有荡平阿里山之势、大有炸沉台湾岛之势、大有不把吕秀莲等缉拿归案势不罢休的雄纠纠、气昂昂的当代枭雄之派头。
别说台湾当选领导人尚未宣布台湾独立，就是台湾当选领导人确确实实地宣布台湾独立了，宣布台湾成立了一个类似于“共和国”的新国家，那也不应该以台湾为敌，那也不应该以台湾人民为敌，那也不应该以台湾领导人为敌，因为根据“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原则，台湾还是中国人的台湾，台湾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可能性。台湾人民已经注定了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注定了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亦即轩辕黄帝的子孙后代，这是一点含糊也没有的，即使台湾人自己也得承认这个现实，也得面对这个现实，也不可能否认这个事实。
坚持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原则，有助于台海两岸、两岸人民和两岸领导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施政纲领、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有助于理智地、智慧地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争端、分离以及隔膜，有助于消除弥漫于两岸人民心头的种种误解和狂热，有助于通过有效的渠道进行应当着手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政治交往、经贸交往与亲情交往，并化解一切有害于两岸人民福祉的形形色色的危机。如果可能，要把这种危机转变成服务于两岸人民各自利益的有利时机，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贡献出两岸人民应有的全部智慧、能力和潜力，等等。 2.“永不开战的和平”原则
“永不开战的和平”原则的确立，是基于对沉痛历史的考量，对两岸现实的分析与判断以及对两岸未来的明确瞻望。倘若不能确立这个“永不开战的和平”原则，那我们就不能也不可能屹立于世界的文明之林，那我们就只能别无选择地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死亡之路。
1)要和平、不要战争
只要谈判，不要打仗；只要辩论，不要动武；只要握手，不要流血；只要笑脸相向，不要兵戈相见。总之，要和平、不要战争，乃是二十一世纪文明人的共同诉求，也是华夏子孙的共同心愿。
战者，两败俱伤；和者，双赢共荣。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伟大旗帜下，两岸之间还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和平地解决的呢？为什么非要捣蛋（导弹）相向，并威胁用核子武器毁灭台南的陈水扁“台独”选民呢？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纲领统帅下，两岸之间还有什么一已之私不能往后放一放，还有什么针锋相对的仇视不能得以消除或至少弱化一些，还有什么宿怨不能被抛弃、还有什么悲愤不能被搁置、还有什么愤怒不能被平抑呢？
人类的伟大力量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缔造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在于缔造和平、保持和平而不在于发动战争和保持战争状态。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正像杀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一样。发动战争就是开动杀人机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肆意妄为地涂炭生灵、草菅人命，其所造成的恶果则是血流成河、尸体横陈、满目疮痍，更谈不上什么人类的文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了。所有的人性之美好都统统地不见了，所有的兽性之丑陋都凶相毕露了。没有什么比战争更使人心惊胆颤的了，没有什么比战争更使人懮心忡忡的了，没有什么比战争更使人失魂落魄的了。
要防止战争，要排除战争于萌芽之中，要彻底根除战争的各种形式的隐患，要反对以各种名义甚至以某种所谓崇高的名义发动的各种形式的大小不一的战争。战争除了人类自相残杀的自我证明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战争除了人类走向毁灭的自我证明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战争除了人类大规模死亡的自我证明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只有丧失了人性的战争狂人才能对造成累累白骨的战争喜不自胜；只有缺德至极的野兽般的国家领导人才能对战争机器的发动感到由衷的欣慰；只有歇斯底里的伟大领袖才能对血流成河的阴暗的战争进行貌似正义的大肆鼓吹；只有龙袍加身的皇权掌握者才能以成千上万、成百万上千万人民的死亡换取他统治区域的扩大、他极权宝座的高升与稳定。无论以什么名义，哪怕以所谓崇高的名义，杀人总是不好的，杀人总是罪恶的，杀人总是与人性完全地背道而驰的。
为了保持主权而杀人、为了领土完整而杀人、为了国家的统一而杀人、为了保持江山社稷而杀人、为了保卫党中央这个红色王朝而杀人、为了保卫伟大领袖这个新时代的皇帝而杀人、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杀人、为了“十三亿万中国人民”而杀人，等等、等等，总之各种杀人目繁多，都似乎很正当、都似乎很正义，但有了一个杀人，有了一个战争，有了一个杀人的战争和战争的杀人，却都显得那么的卑鄙龌龊，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的不正当，也不正义。
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是什么？主权不就是一个国家的名分吗？怎么可以用主权的名义草菅人命呢？主权必须以人权为基础、为方向、为目的。没有人权或否定人权的主权是毫无意义的，是必须加以推翻的，是必须加以更正的。在中国大陆，领土只不过是一块或大或小的皇权控制地，是统治者据以进行统治的势力范围。这样的王国领土怎么可能比人权、比人的生命权重要，怎么可能比人的生存价值更宝贵？真乃无稽之谈！
中共统治者，为了它所建“国家”的统一而杀人、而发动战争，这种统一又有何意义？又有何价值？与其有这样残暴的漠视人权、否定人权和围歼人权的统一，莫不如没有这样的统一，莫不如实行尊重人权、爱护人权和保障人权的独立。
共产党的核心，为了江山社稷而杀人、而发动战争，那么请问，这样的江山社稷到底有何作用，到底有何意义、有何价值？与其有这样视民如草芥的大一统的江山社稷，莫不如没有这样的江山社稷，莫不如从根本上取缔这种非人道的江山社稷的存在。
为了保卫党中央这个红色王朝而杀人、而发动战争，这除了给中华民族造成不应有的极其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之外，是什么也不可能获得的。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连绵不绝的悲剧，只能是不绝于耳的叹息和滔滔似黄河、长江的泪水。
为了伟大领袖这个新时代的皇帝而杀人、而发动战争，这是历代封建王朝和社会主义王朝的拿手好戏。皇恩浩荡，需要黎民百姓去血洒疆场；广大的愚民则必定以血染的风采去装璜那万人朝拜且山呼万岁的高高在上的龙椅。
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杀人、而发动战争，这是一种并不高超的但却每每行之有效的诡辩术，这是一种欺骗人民、诈骗社会的弥天大谎。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党的权贵们自身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国家行政官僚们念念不忘的和须臾不可或离的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权力。我们听惯了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只是专制独裁统治者津津乐道且把玩不已的彻头彻尾的骗局。
“为了十三亿人民”而杀人、而发动战争，为了渲泄民族主义者的无知狂妄的心理之满足而杀人、而发动战争，这根本就是毫无道理的事情。除了拉大旗、作虎皮、搞搞虎假虎威的那一套哄哄小孩子的鬼把戏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十三亿人民”不需要战争，十三亿万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和平、和平！有战争，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战争是通往死亡的最佳捷径。没有和平，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幸福康乐的生活，就没有适合于经济建设的良好的环境，就没有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人才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资，就没有或必然丧失与国际社会的正常的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经贸交往、科技交往等等，更主要的则是没有了道义、没有了正义、没有了同情与理解。
有鉴于此，每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每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年少、年长，都要大声疾呼地反对战争，反对以各种“维护主权”的名义发动的战争、反对以“统一”的名义发动的战争，反对以“反对独立”的名义发动的战争。因为战争即野蛮，战争即耻辱，战争即罪恶。谁要是胆敢发动战争，谁就没有好下场；谁要是胆敢发动台湾海峡的战争，谁就没有好下场。发动战争的人，必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发动战争的人，必定是邪恶的战争魔王。
2)“台独”无罪、各省区的独立运动将使中国大陆迸发出勃勃生机
“台独，就没有和平；台独，就意味着战争。”这句话初听起来像是有理，台湾独立，脱离大陆了，这就有违“一个中国”的原则了，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开战。听起来像是合理的，仔细分析起来就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就可能不合理了，就可能变得荒谬了。
独立，是一个中性词。独立的含意是自主。自主，也就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论、自由地行动，总之是拥有自我决策和实行自我决策的权力和权利。不独立，也就是不自主。不自主，也就是具有依附性，也就是不能自我决策和实行自我决策，也就是必得听命于他人或其他组织，等等。
当一个人拥有自主权时，这就意味着他已经独立了；当一个组织拥有自主权时，这就意味着这个组织已经独立了；当一个地区拥有自主权时，这就意味着这个地区已经独立了；当一个国家拥有自主权时，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独立了。但独立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独立的程度与自主权的大小成正比。
当自主权较多时，独立的程度就比较高，这一点可以通过举例说明来理解：奴隶是没有什么自主权可言的，所以其独立的程度就比较低，甚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性。一个不独立的、亦即毫无自主权的人，说到底就跟奴隶差不多，甚或根本就是奴隶；一个不独立的、亦即毫无自主权的组织，只能是类似于奴隶的组织；一个不独立的、亦即毫无自主权的地区，只能以其巨大的依附性、只能以其奴隶般的顺从听命于上峰的安排与筹划；一个不独立的、亦即毫无自主权的国家，只能是宗主国的一个附庸而已，这个附庸国也就必然成为宗主国的奴隶一样的哈巴狗。
依据此种分析，可以认为，向苏联一边倒时侯的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比奴隶的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的附庸国家，而只是一味地听命于苏联共产党老大哥的中国共产党也无疑是成组织的一帮奴隶而已。从现实的角度看，十三亿中国大陆的人民又有多少人可以自我肯定地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自主权，自己已经卓然不群地独立了呢？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要想拥有自主权，套用李白的话来说，那就是类似于登蜀道，一个“难”字即可说明，甚至于“难于上青天”。所以，尚未独立的十三亿的中国大陆的人民，其实全都是可以喘喘气、可以走路、可以吃饭或吃不上饭的拥有生存权的奴隶，全都是打上了红色烙印的货真价实的党国奴隶。
而台湾与台湾人民就不是这种情况，他们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没有自主权，哪来的经济腾飞的奇迹；没有自主权，又如何能够改天换地进行全民直选？前者需要经济自主权，后者需要政治自主权。两种自主权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现实的台湾人民拥有比蒋介石时代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思想有自主权，言论有自主权，行动有自主权。总之，台湾人民是自主的、是独立的，这是台湾人民相对于台湾政府而言的自主权，亦即独立性。
相对于大陆而言，台湾实质上也是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我认定为“中央政府”，而把台湾称之为应当归属于自己领导的“地方政府”，假如确实如此，台湾政府应当每年都给“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税收、每年都应该向“中央政府”呈递财政报表，并受中央政府的指挥、统筹与调谴。因为，这些作为地方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是各省根本就推脱不掉的，也是必须如此这般地去做的。但是，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却从来没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政府上缴过一分钱，也没有给所谓的“中央政府”呈递过财政报表，同时也没有受到过中央政府的任何指挥、统筹与调谴。台湾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行政区划分的一个省的资格，台湾只能以中央政府尚未管理的地区自行其是、自我管理、自我筹划、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所以，台湾在本质上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的。
台湾不但在政治上独立，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不但在经济上独立，在文化上也是独立的；在科技上是独立的，在教育上是独立的，在军事上是独立的，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是毫无疑义地独立的。由此可以实事求是地得出一个再清楚不过的结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中华民国所在地。台湾新任总统陈水扁先生所说的“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说是指出了客观实情的。
实际上已然独立了的台湾，其实用不着修改宪法，用不着全民公投，用不着重打鼓、另开张，只要以台湾人应有的智慧，去全方位地寻求自我发展之路，光明是属于台湾的，也是属于台湾人民的；未来是属于台湾的，也是属于台湾人民的。
对于大陆政府而言，倘若台湾人民确实宣布自己独立，例如成立一个叫做“台湾共和国”的新的独立国家，公然与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北京政府就真的需要采取强悍的武力加以干涉并派谴海、陆、空三军攻占台湾吗？如果这样，那就太得不偿失了。台湾的独立，实际上只不过是取了个新的名称而已，无论叫做“台湾国”，“台湾共和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人民共和国”，“台湾中央人民政府”，等等、等等，无论起什么名称，名称毕竟是名称，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某个核心的英明领导下发动全面的台海战争，一鼓作气地去攻打台湾，去大量地劳民伤财并且送死，为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就为改变一个名称，改变成一个令党中央的核心面子过得去的名称，一个令全党欢心、全军欢心、全国各族人民都欢心的名称吗？这种可怕的战争仅仅为一个名称竟可以动用全国的武装力量、可以动用全国人民都参加的物资支援大军，竟可以血肉横飞地冒着兄弟姐妹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是哪家子的战争，这是多么荒唐的战争啊？
独立有什么不可以的？独立，亦即拥有自主权，又有什么不好？独立与自由是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独立是自由的旗帜，自由是独立的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独立，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坚实保障。
二百多年前，在美洲大陆十三个州掀起了挣脱英国殖民政府的独立运动，故而才有现在空前自由的国度 —- 美利坚合众国，才有人类文明发展光辉典范的现代美国。
独立不是卖国，独立不是非正义；独立是爱国，独立是正义；摆脱专制而独立，是对于民主的追求；摆脱独裁而独立，是自我解放的胜利；挣脱奴役而独立，是人权空前的觉醒。如果皇权不能根除，如果极权仍然肆虐中华大地，独立又有何妨？自由又有何妨？
与其有专制的统一，莫不如有民主的独立；与其有独裁的极权，莫不如有自由的独立。破除极权的独立，既是爱国，也是正义；既是正义，也是爱国。独立是破除大一统专制极权的有力号角；独立是消除皇权罪恶、追求人性完满的嘹亮凯歌。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昌打响之后，湖南独立、湖北独立、四川独立，随后独立的声浪遍及中华大地，满清王朝大一统极权统治的根基迅速土崩瓦解，从而结束了清王朝长达三百年的专制统治，创立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 中华民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中国大陆各省都先独立起来，以早日促成共产极权体制的覆亡，并没有什么不好。
民国确立后，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这位具有中国特色的看风使舵者，这位自称革命家的投机钻营者，以逼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了“总统”权柄，而后又贪心不足蛇吞象，竟大摇大摆地作起了洪宪皇帝的美梦。如果没有讨袁护国的独立运动，如果没有挣脱独裁与专制的独立运动，那袁世凯的皇帝梦岂不是又要继续做下去？由此可见，独立于封建独裁专制，是绝对的好事。
讨袁护国运动首先发端于云南，蔡锷将军辗转潜回昆明，召集同事与部下，先期举起了与以袁世凯“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脱离的独立大旗，随后跟随的有南方各省、直隶各省，北方各省，以致使袁世凯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以呜呼哀哉的死亡谢罪于天下。据说，从当皇帝到一命呜呼，历时不过八十一天而已。可见，伟大的独立运动是对于皇权、对于封建王朝的颇具震撼力的致命的一击。没有独立，就没有人权的站立。独立，是消灭皇权的兵不血刃的斗争；独立，是使王朝陷落的一片汪洋大海。
假如每一个人都独立，那么中国大陆将迸发出何等生机勃勃的伟力；假如每一个省都独立，那么中国大陆将是一片怎样繁花似锦的欢乐景象。与其有皇权的统一，莫不如有人权的独立；与其有党权的一致，莫不如有人权的独立；与其有人治的一体，莫不如有法治的独立。秦王赢政搞统一，是以诛灭六国为代价的，是以焚书坑儒为代价的，是以毁灭中华民族的人权为代价的，是以取缔自由为代价的，是以强权的滥施淫威为代价的，是以草菅人命为代价的。其代价，不可谓不大；其弊端，不可谓不巨。与其有秦始皇的统一，莫不如有各行其是的如意；与其有偌大的苏联，莫不如有可以不加盟的独联体；与其围绕着某个昏庸无能的核心转，莫不如放开手脚地各奔东西。与其做统一的奴隶，莫不如做独立的自由人。与其实行专制独裁的统一，莫不如宣布民主自由的独立；与其维持浑浑噩噩的僵化，莫不如激发各显其能的活力。
如上所述，从强权下挣脱出来而实行独立，有何过错；摆脱专制的奴役而成为自主权的拥有者，何罪之有？
3)中华民族必须走出战争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误区
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你杀我亡、我杀你亡、互相屠戮、两败俱亡的历史，基本上是历代政权压迫人权、围歼人权和消灭人权的历史，基本上以农民起义、农民暴动和农民武装斗争串连起名称不尽一致、本质上却又是如此雷同的王朝兴衰不已的历史，基本上是实行人治并在人治的基础上实行严刑峻法而草菅人命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也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人如麻而尸骨成堆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以弥漫的烽火硝烟山呼“杀”、“杀”、“杀”而赶尽杀绝的历史，也就是以某种正义的名义而发动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连绵不绝的血腥与暴力的战争史。
除了几次短暂的间歇之外，战争基本上主导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各种各样的乃至一切的社会资源都毫不顾惜地运用到杀人的游戏，亦即战争之中。而战争，亦即杀人的游戏，则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衰退或至少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不前。这一点可以用下列的事实予以证明：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零年的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王朝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如一千几百年之前的宋朝，而据说将近两千年前的唐朝贞观之治的时代要比毛泽东的时代好得多，亦即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处于唐朝的要好于处于毛泽东的共产王朝的。千年的风雨，千年的悲凉；千年的历史，千年的浩叹。
几千年如一日的你争我杀，几千年如一日的打、砸、抢、烧，几千年如一日的残酷无情的屠杀，给中华民族制造了几多灾难、几多懮伤、几多悲愤？
a)二千七百多年前，中华大地君主丛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每个诸侯国都怀抱着一统天下的美好理想，每一个君主都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绞尽脑汁、尽心竭力地奋斗不已。于是，战事频仍，烽火连绵，喊声阵阵，杀正紧。一个又一个诸候国在血流成河的千里赤地上化为乌有。每一个诸侯国都要以自己作为中央之国，每一个诸侯国都要求、甚至强求别的诸侯国对自己俯首称臣并划归为自己的版图。
这种理念，不能不形成风起云涌的残忍屠杀之状态。“独立，就意味着战争”（某军头语）。你不归属我这个诸侯国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你不认同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唯一合法，那么就必须对你进行征服，就必须对你进行战争，就必须把你杀得个人仰马翻、鸡飞狗跳，直到你以自我的灭亡而换取对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承认为止，直到你这个被指定为“非法的”存在对我这个“唯一合法”的王国顶礼跪拜为止；或者我被你征服，遍体鳞伤的我就以你为“核心”，按你的指示办，任劳任怨地围着你转。
b)通过相互残酷的自杀和他杀，通过连绵不绝的野蛮的战争，有的诸侯国被解放了，有的诸侯国则成为不可一世的解放者，成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广大地域的拥有者。被解放了的人民又听命于另一个新主子的召唤而走上对新主子俯身称臣和丧失自我权利的不归路，他们所获得的不过是一个变化了的名称，其实质仍然是照旧不误的奴隶。
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就是如此杀戮与解放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循环，这确实令人匪夷所思。与其被专制主义者解放，还不如干脆就不让专制主义者解放。专制主义者的解放与其说是“解放”，还不如说是“上刑”。这些只知道给自己的臣民们“上刑” 卤M制主义统治者们口口声声要“解放”被压迫的其他诸侯国的臣民，于是恶虎相斗、互相屠戮、打来打去，到了公元前四六七年，就剩下了七个国家，这七个国家也由于战乱不止，相互混战，所以被叫做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 这一段历史的风云变 菕B合联纵横而生生灭灭的春秋战国时代，真可谓是一片又一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杀人为乐事，以杀人为能事，人权是根本就没有的，主权倒是随处可见的。那时候，“主权高于人权”，只要是“党中央”（王朝）和“伟大领袖”（君主、国君或大小诸侯等被称之为“主公”的，类似于现在的“核心”、“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一声令下，便“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地浩浩荡荡地开赴解放其他诸侯国人民的伟大战场。
c)秦王赢政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终于建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如果说中国的建国始于何时，毫无疑问，这个赢正王朝的成立就是开端。但秦王朝的统一却是残暴血腥的统一，是专制独裁的统一，是民不聊生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没有好处，相反倒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于是，为反抗秦王朝的专制血腥统治，于公元二○九年，便爆发了大规模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后又爆发了楚汉之战。楚汉之战是由项羽、刘邦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内耗之战，当然所打的旗号也是为了“保持江山社稷的统一”“建立人民政权”云云。
楚汉之战以及一切类似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给当时的中华民族造成了无以弥补的损失，形成了民生凋蔽、生灵涂炭、啼饥号寒的可悲场面，使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促进和提高，相反倒形成了大规模的倒退与衰败，使社会时间遭到了无以弥补的普遍的浪费。如此等等的消极作用，使得中华的古史典藉也蒙受着过多的血泪悲剧的浸染，除了那些宫庭的应景之作不计之外。中国历史上几十次著名的、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几百次乃至上千次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都是迟滞社会生产力发展并使之得以极大破坏的根本原因，都是中华民族蒙昧、愚蠢与无知的劣根性的外在表现，都是中华民族难以愈越的历史局限性的特殊标志。
只有走出战争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误区，中华民族才能争取到永久持续的和平，才能克服蛮横霸道的一切不良之表现，才能不致于遭到炮火连绵的灭顶之灾。战争还是和平，何去何从，必须谨慎决择，必须英明决择，必须正确决择。
d)中国历史上从政的头面人物，亦即人们所称谓的的政治家，大部分是以战争作为舞台而有声有色地导演出自己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的。除了善搞权术而适应宫帷的神秘而肮脏的权力交易之术者之外，有的时候倘若成为传统政治家，还必须“宫帷”与“战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因为，两者都很重要。没有宫帷之权术，就不能为朝庭所重用，就不能高官厚禄地成为几品几品的顶戴花翎的拥有者；没有“战争”能力，也就不会杀人、也就不会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江山社稷”、为了“伟大领袖”或“领导核心”的英名圣主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就没有武功，也就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因此，在两种“文明”，亦即“宫庭之术”与“武力征服”都需要的情况下，社会的现实生活如果能够保持长久的或较为长久的和平，那倒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多么地不可思议的奇怪之事。
诸葛亮辅佐刘备三分天下，刘备之后又辅佐幼主“阿斗”治理“蜀国”。但这位被称作“智多星”的善摇羽毛扇的“蜀国宰相”却不事蜀国黎民百姓的休养生息，却不管蜀国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等等。总之，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反倒是以打仗为中心，以征服为中心，以“阶级斗争”和“国家统一”为中心，以战争为中心，要不怎么还能有“七出祈山”地远征曹魏的系列壮举呢，更不用说在这之前为了关羽的一个人的性命之损失而亲率大军远征东吴了。
这位给后人留下过闻名遐迩的前、后“出师表”的蜀国宰相“出师未捷身先死”，也算死得确实是到时候了，要不然不知又有多少无知而英勇的将士在这位英明领袖的英明领导下为了蜀国统一的千秋大业而抛尸沙场，成为肢体离散的冤死鬼了呢。
4)用和平的力量制止中华民族的敌人发动血肉横飞的台海之战
战争，作为毁灭人类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行为方式，是为战争魔王所津津乐道的，也是为一切有良知的人类所坚定不移地反对和坚定不移地制止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他们的教训实在应该记取，他们的劣迹实在应该不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凡是想以什么名义、以什么方式肆意挑起战争的人，都应该想一想希特勒的命运，想一想墨索里尼的命运，想一想东条英机的命运，都应该想一想这些战争发动者的可耻可悲与死无葬身之地的应有下场。
当时的不可一世已经风光不再，穷兵赎武的战争狂嚣已成笑谈，刺刀大炮坦克飞机的轮番进攻已成遥远的回忆，血肉横飞的残忍场面已经化作历史的云烟，这种种场景难道还要在台海两岸之间进行吗？难道还要让业已消失在世纪远方的暴虐与无耻在两岸中国人之间重现吗？
谁要是发动台海两岸之间的战争，谁就是大陆人民的敌人，谁就是台湾人民的敌人，谁就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谁就是全人类的敌人；谁要是发动台海两岸之间的战争，谁就是文明的反对者，谁就是野蛮的集中体现，谁就是追求历史的倒退和排斥社会的发展；谁要是发动台海两岸之间的战争，谁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破坏者，谁就是造成满目疮痍之悲剧的最大祸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中，从以往历次的世界性的、地区性的抑或国家内部战争的教训中，应该看到战争的血腥、无耻与肮脏，应该看到某些战争狂人的无比阴暗的心理和卑鄙龌龊的动机。
从中国历史上所有替天行道地讨罚逆贼、平抑叛逆的兴师动众和连绵不绝的起义、暴动与武装斗争的血泪凝成的教训中，应该看到中华民族本身具有的十分显着的非理性地、野蛮地争强好胜、死要面子活受罪、不惜代价搞内耗的种种弱点，应该看到中华民族的某些积重难返的劣根性，尤其是专制主义的思想已经像难以治愈和难以根除的病菌一样地浸入我们的骨髓，尤其是官本位观念已经深深地毒化了我们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有如原始部落一样地贫困潦倒而又自我感觉良好的大陆，尤其是家长制一样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的自主权、像封建大家长确立以自我为核心的权力构造一样地不容存在任何的违逆之举。
要结束战争的轮回，要以和平的力量制止一切形式的战争。战争即耻辱，战争即悲剧，战争即罪恶。台海两岸应当永恒地处于和平之中，两岸人民有权利也应当享有阳光的温馨、月光的如水之柔静，还有那春风化雨般的甜言蜜语，而不应当经受可恶的刺刀的杀戮、子弹的抨击、导弹的呼啸与飞机扔下的炸弹的洗礼。
5)消除战争、中共党必须对昔日的战争罪恶深切表达忏悔
要消除战争，就必须勇敢地面对可耻战争的过去；要追求和平，就应当拿出忏悔以往罪恶的勇气。倘若不能清算以往罪恶战争的根源，那么战争的阴影一定是挥之不去的，战争还会以新的面目、以新的名义绞杀我们的灵魂，也绞杀我们的身体；绞杀我们的身体，也绞杀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无以逃遁，我们的希望就会落空，中华民族浩荡的悲剧还会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浩荡不已。
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以老大哥的姿态向台湾国民党忏悔，虽然中国国民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也应该向在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忏悔，忏悔那不堪回首但不得不回首的过去。
国民党应该检讨自己，共产党也应该检讨自己。这两个党都背负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沉重的包袱，都举步维艰地经历过流血牺牲、屡败屡战直到赢得各自的光荣和各自的胜利。
两个名称不同但都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党，没有理由刀剑相向、没有理由互相排斥、没有理由你死我活。总之，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没有理由不忏悔过去的历史，它们应在此基础上，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在互谦互让互谅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妥协、达成新的框架协议、达成新的备忘录，并向着和平的目标勇敢而豪迈地进发。
中国大陆应当向台湾忏悔，中国大陆人应当向台湾人忏悔。中国人应当向中国人，亦即向自己的兄弟姐妹忏悔，现实的中国人应当向过去的中国人忏悔，疲惫的心灵应当向受到打击的心灵忏悔，受到打击的心灵应当向疲惫的心灵忏悔。大陆与台湾应当互相忏悔。在忏悔中不断地觉悟，并使灵魂得到应有的升华。这是十分正常的正义之举，这是走向永久和平的康庆大道。
况且，忏悔是文明的自我表证。忏悔是净化灵魂、消除罪孽的美好过程。忏悔是一场不动声色的自我革新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曰统治的中国大陆和大陆人民应当郑重其是地向中国台湾和台湾人民忏悔如下：
a)不应当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名义，于一九二四年初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把“民主集中制”写进中国国民党章程，致使国民党从民主型政权转变成威权型政权，转变成一党专政的政权。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b)不应当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兵变叛乱，脱离国民党军队而宣布独立，从而造成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武装叛乱，给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造成了执政的困难，也使中华民族的苦难雪上加霜。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c)不应当在一九三一年于江西瑞金建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与合法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的非法之举动，这是造成中华民族血泪悲剧的重大事件。未经中华民国民政部批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属非法。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d)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攻占芦沟桥事变之后，全国军民转入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不应确立有违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指示精神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错误的乃至反动的私利政策；不应策动“谏蒋兵变”的“西安事变”，从而使抗日力量在一定的时间内丧失了自己领袖的指挥，并造成了全国的一定程度的混乱；不应与日寇虚与委蛇，一见日军就免子一样地撒丫子地逃跑，实属犯下了逃跑主义的战略错误；不应在抗日中搞小动作、搞磨擦，影响国军在正面战场上阻击日军侵略的战略战术部署；不应在信誓旦旦地申明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不听从中华民国政府首脑蒋介石的指挥与调遣，公然破坏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e)不应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实行“土改”，从而破坏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从而使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发财致富的愿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受到了阻挠、破坏与围剿，这实在是对于中华民族自我发展的极其缺德的捣乱之举，这实在是对于中国社会正常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的全方位的颠覆与毒化。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f)当国军经过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尤其因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而使国军丧失了将近万名国军将领和三百多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之后，即国军精锐大都已为国捐躯疆场、国民政府本应该休养生息、重振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际，中国共产党却乘机摘挑子，并肆无忌弹地挑起罪恶连绵的所谓“三年解放战争”，从而使八百万中华儿女 —- 国军将士死的死、亡的亡，造成中国近代史上和世界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惨案。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g)不应把国民政府撵往台湾；不应使广大的国军将士 —- 这些当年英勇阻击日寇的民族英雄和大量的知识分子颠沛流离，有家不能回，故土不能归；不应使他们以漂泊不定的流浪者的身份客死异乡，也不应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返回他们梦魂萦绕的中国大陆。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h)不应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开始炮击金门并使这种破坏两岸关系的炮击延续达二十年之久。这种炮击无异于中国人的自相残杀；这种行为无疑是十分可耻的，也是可悲的。这是毛泽东长官意志对于台湾人民的戕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的组织体系对于毛泽东的决策必须执行的罪恶结果。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i)不应破坏并阻挠一九九六年的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发射导弹进行恐吓，并企图以此改变台湾人民用投票的方式选择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毫无道理的。共产思维习惯了王朝式的官爵分封制这一产生官僚的方式，自然就无法理解台湾人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地竞选。中共领导人既然认定专制是愚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自然就不能接受民众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如果民主真的成为人民的选择，那么邓小平伟大的禅让制岂不是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私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黑箱政治、密室政治等等岂不都立不住脚了？所以，他们以导弹恐吓台湾，以强大的威慑力不允许台湾人民自由地选择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如此蛮横的武力恫吓，本身就证明了共产党思维的腐朽与落后，更不用谈什么对先进与文明的奢望了。中共政治局的头头们明白，台湾领导人的民主产生的方式延续下去，对大陆必定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大陆政府得威胁、得吓唬、得让台湾那边知道，导弹（捣蛋）这玩意可不是好惹的。大陆的导弹多，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上不去，但捣蛋却是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上去的。共产党人这种阴暗而偏狭的心理，实在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遗笑天下，最后不得不没趣地自行收场。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
j)在二○○○年台湾举行第二次全民直选时，不应以中共国务院对台办的名义发表“台湾问题白皮书”，不应对台湾同胞进行威胁与恐吓，不应对台湾人民的心理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不应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不平等地对待台湾；不应打压李登辉发表言论的自由，虽然不同意李登辉的观点，但要坚决捍卫他说话的权利；不应打压吕秀莲发表言论的自由，虽然不同意吕秀莲的观点，但要坚决捍卫她说话的权利。这种让人说话的观点，才是民主的观点。而专制主义的舆论一律和不许别人说话的恶劣风气，确实是必须加以改进的，是不改进坚决不行的一种缺德之举。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忏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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