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8日讯】大纪元编译报导/ （据7月20日多伦多星报报道）北京驻香港的联络员高先生发出了直接了当的严厉警告，“香港是商业城市，不是政治城市。香港如果太政治化，其社会稳定必将受到影响。”象往常一样，他的话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事实上，香港人衷心地赞同高的观点，他们认同金钱是香港的动力，而政治一般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现在不是一般时候，所以原先的说法就行不通了。7月1日，50多万人在香港的市中心游行示威。7月9日，5万多示威者再次集会。香港政府因此被迫推迟了原定的国安法的实施。上星期天，在既象征着香港殖民历史又象征着今天的临时政治中心的立法委大楼外面，又有2万多人集会。
领导了反对国安法的天主教主教陈日君说，“人民感到孤立无援。他们的不满程度已无法忍受。香港人民是智慧的，也是文明的，但是他们不被允许自己主宰自己。香港人民真正地热爱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从来不被信任。”
现在，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香港这个通常安定沈稳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问，一个已经失去大众信任的跛脚政府还能维系多久。香港的人民力已经取代了购买力了吗？究竟是民主的火山即将爆发，还是民怨的激情不久即将冷却下来？
前反对派政要陆恭蕙预计说，“这一事件不会消退。现在正是危机状态，民怨或将沸腾。”她说，领导层再也经不起忽视这种批评他们的声浪。因为普通民众、不问政治的专业人士、中层工人等都已觉醒。她说，“这几次参加游行的人不是原先那些经常上街的人，而是50多万被激怒了的普通民众。”
不过，游行本身倒是和平的。在闷热的天气下游行了好几个小时的软体程式师马可·赖说，“香港人民很宽容。只要你给他们足够的空间，他们用不着谁来管理他们。但是现在他们给政府激怒了。”
香港拥有比加拿大还高的人均收入。这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人们构成的人口密集的都市已经被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和西方式的多元主义所分裂。香港大学的政治学家卢兆兴说，“香港的政治身份是分裂的。有香港政治身份，又有中国政治身份。二者之间的关系正日益紧张起来，因为中国政治身份更倾向于孔夫子主义和权威主义。”
香港的700万人民正在注视着横跨亚洲的包括他们的兄弟台湾在内的民主化进程。他们在想他们还需要等待多久。香港实行的仍然是一个老旧的殖民地时期的“职能”体系。少数立法委员由直接选举产生，而多数立法委员以及特区首长则由权贵阶层选举。对香港这样一个复杂的城市来说，这种“职能”体系等于是一个机能不良的独裁专制系统。人民要求有更负责任的政府，要求自己对政府的管理有发言权。
“香港普通民众的声音非常清楚，” 卢兆兴说，“只要特首不由直接选举产生，人民就毫无权力之感”。人民现已表明他们拒绝认可现行的政治系统，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起来反对他们的政治主子。
在目前日益增长的压力下，董建华内阁的两个主要部长已经辞职。非选举产生的董建华在与媒体见面时也被迫恳求公众理解。这个由于北京的原因而被搞得灰头土脸的特首许诺在实施任何不受欢迎的政策之前都将征求公众意见。
他的象征性的第一步，是赶紧到北京汇报工作。作为多年前曾被中国大陆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现在被北京指定的领导人，只要他能按北京的吩咐行事，他的位子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们显然紧张不安。他们要求香港回到经济上来，不要自找麻烦。他们相信，示威游行为的是经济。上星期的失业率据报道达8.6％，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正指望着经济的复苏能使香港人心安定下来。
但是北京也许落伍了。实际上，一切为的是民主。这一点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明白过来了。即便如此，他们在处理这一问题上至今还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在高发出“太政治化”的警告之前，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抨击香港“阴谋推翻政治秩序。”中共的喉舌严词抨击民主阵营，“香港基本上是经济城市。香港人民一定要认清他们的诡计，不要中了他们的政治圈套。”他们称一定要赢得这场“攸关保持香港现行政治体系的斗争”的胜利。他们指责香港反对派企图“夺权”。
人们可能认为和平地推动政府的选举改革是一种健康的民主形式。但对大陆媒体来说，这却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大陆谨慎地控制着媒体对香港游行示威的报道。香港的民主运动不可能波及到对面的大陆。
民主力量团体的领导人政治学家约瑟夫·程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香港。中国当局担心的是示威游行所产生的影响。”
确实，7月1日50万人的游行示威使人们想起了1989年中国动用军队屠杀抗议学生之后香港100万人的大规模游行。那次示威游行触动了北京的神经。他们因此在与英国进行最后的谈判时，要求在香港基本法中加上一个威胁性的条款以便将来全面修改国安法。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23条的由来。今年董建华政府把23条翻出来要重新立法。他们为了满足北京的要求，将叛国罪、煽动叛乱罪等包括在内，以期窒息一切反对中国的声音。他们针对的是在大陆遭禁的异议团体，例如法轮功等。提议中的23条招致了大众的猛烈反对。他们批评政府忽视了从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法律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关于23条的抽象辩论时高时低地持续了近一年。人们对23条的反对情绪后来与政府在萨斯危机上的处理不力和经济下滑等因素交织在一起。
政府一味盲目地要推行反颠覆法。结果却唤起了人民要求改革选举法。对23条的辩论如今已超出了叛国罪和煽动叛乱罪的立法，进而集中在香港尚欠缺的民主监督和权力平衡的问题上。而这些问题是世界各国实行类似的国家安全法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董建华上星期承认7月1日他从电视上看了游行之后一晚上睡不着觉。但他再三回避是否在2007年之前推动民主进程的提问。董建华无疑处于窘境的中心。但同时，人们注目的焦点也正渐渐地转向其他主管香港宪法改革的官员身上。香港90年代驻加拿大的最高使节斯蒂文·林，是董建华内阁最近的公共关系主任，对2007年前的民主化进程有举足轻重的责任。现在，他闭口不谈有关问题。
象董建华一样，他坚称，现在距基本法规定的实施全民普选的日子2007年还有4年，他将针对人民是否要选举的问题作些研究。近来他已经征询过反对派的意见，但表示不论游行的情况如何，他都不会匆忙行事。上星期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到面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专门的方案。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走。我与你们一样有强烈的愿望，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的答案。
然而，在答案找到之前，问题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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