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0日讯】偶阅贵刋今天(04年9月26日)“自由谈”上登载的胡锡涛先生“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一文，让我再一次领教了中国大陆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文化人，面对千万读者白日撒谎而脸不红心不跳的特异功能。本不屑与之计较，实在看不过眼，在此除引用胡先生的一段原文供广大读者欣赏之外，笔者只想向胡先生请教两句话，以免浪费读者宝贵时间。
胡先生文章一段如下：“在我进入同济大学之后(笔者注：指1968年8月)，不到一个月，朱永嘉找我谈话。他说：“文元同志来电话，要我们马上组织人力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跟老徐（景贤）都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你是搞戏剧评论的，大概知道这方面情况。”我说：“这个批判题目肯定是江青布置的。”他很惊讶：“对呀！你怎么知道？”我说：“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有个纪要，江青着重指名斯坦尼，就是要批判斯坦尼的理论体系。(笔者注：如果原文此处有一个引号“””，表示胡先生对朱永嘉的回答到此为止，则大致可信，可惜原文在此找不到引号“””) 为什么要批这个早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死去的苏联名导演呢？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要为江青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扫清理论障碍。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从自我出发’，而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二者是冲突的。斯坦尼理论在中国影响很大，徒子徒孙很多，影剧界导演、演员基本上都信奉斯坦尼理论。批判斯坦尼，等于砸了影剧界很多人的饭碗。第二，江青夹杂个人情绪，她要报私仇。批判斯坦尼，是冲着孙维世而来。因为孙维世在延安时期就是出名的才女，江青对她很妒嫉。孙维世很清高，瞧不起江青卖弄半瓶醋的戏剧底子，更使江青怀恨在心。但江青对她无可奈何，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孙维世去苏联学习，专攻斯坦尼理论，回国后，出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因同情金山、欣赏金山的才华而结为夫妻。苏联专家列斯里（斯坦尼的得意门生）来华演讲，都由孙维世陪同并当翻译，在50年代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传为美谈。”(笔者注：原文的引号“””在此，表示上面的一长段仍是胡对朱的说话) 朱说：“你既然这么熟悉情况，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吧。”我说：“不行。我只看过斯坦尼的自传《我的艺术生活》，没有看过他的全集，我也只是个半瓶醋而已。写这篇文章，要得罪戏剧界一大片人。何况我也很钦佩孙维世，也很欣赏斯坦尼的理论。我与孙维世无怨无仇，何必由我开刀？你们不要老是拿我 当枪使。写文章是苦差事。你让我写，不如请《文汇报》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他们的水平肯定比我好。”朱说：“这个主意不错。但万一别人写不成，你必须接手。”我只好表示同意。
一， 笔者谨提醒诸位读者，胡先生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968年8月，当时笔者正在上海，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或者对文化大革命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1968年8月正是上海“清理阶级队伍”和执行“公安六条”，白色恐怖最疯狂的年月，谁人只要议论一句伟大领袖和他的夫人，就属于“现行反革命”，足以判死。胡先生居然敢对别人(而且还是专吃政治饭的人)大挖江清的老底，不知胡先生身上怀有几块“免死牌”？
二， 胡先生在该文忆述自己如何发现和赏识余秋雨的同时，也表露了自己在张春桥、姚文元手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三朝元老的经历，出自胡先生手笔间接地造成千百万无辜受害，对全中国普通大众影响至大的大批判文章 恐怕不在少数，阅毕胡先生大作全文，未见半句忏悔。胡先生该篇文章题目里有“余秋雨是否需要忏悔？”字眼，我们不禁要问：胡锡涛先生，你又是否需要忏悔？
──原载9月26日“新世纪”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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