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4日讯】由周国平的自传到曹天予的往事解读，问题的关键，曹天予是不是告密者，这次我可能再次倾向曹天予的说法，即曹不是告密者，告密是指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捅上去，但曹天予的揭发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所以准确地说，他应该被称为诬陷者。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也要学一下曹天予，交待一下材料的来源。我的材料来源几乎全部来自曹天予，即曹的文章《周国平“自传”与往事解读》，特别是他从几百万材料中选出的几千字。曹天予在文字的取舍上下了功夫，他的文中引了大量的来信和他写的信，几封信几乎是引用了原文，但四月四号给郭沫若的信却没有引一行字，他写道：“4.4给郭沫若写了一信。说要找他聊天，谈几件事。当时企图是：（1）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亲；（2）表明自己与他有界限。自己一贯想拉他摆脱张影响、让他搞马列主义的。（3）他家里应设法让他离开张”。没有信的内容，只有企图，从他用两个信封给郭沫若写信，怕秘书看见，可以证明不是只想“找他（郭沫若）聊聊天”，谈几件事，而是已经把“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亲”。既然是“全盘”，就肯定包括X。所以，在四月四号，曹天予已经把X的事情捅了出去。没有引用一个字的另一封信是他六七年五月四号的申诉信：“以及我1967年5月4日写给中央文革陈伯达申诉信的原件，上面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来信字第529号”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办信小组：1967.7.23收。申字第13951号”等红色公章。看到这封转发过的信，我若有所悟：1967年7月那次神秘的保外就医，是否与这封信有关呢？”，但内容一字未提，四万多字的文章中也没有引一句，为什么在你的这篇申辩材料中，不引用你当年的申诉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大量引用你的检查，是你在“特定的背景”，“被指定的调子”，“被迫成的” 检查，而对出自内心的，为自己的辩护却一字不用。
曹提到了给陈伯达写信的事，使我想到了八零年凌云（公安部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给孙经武父亲的回信，信中提到在文革中，谢富治和李震为X的事攻击凌云和徐子荣，说他们包庇了反革命，欺骗了周总理，使这些反革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文革中，加重了对我和孙经武的处理。这两件事有没有联系我不能肯定，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时间上的吻合，二是因为你和陈伯达，谢富治的对立面是一致的。你的矛头指向的是旧北京市市委，旧北大领导，旧公检法，不知道你的申诉信写了什么，得到了“神秘的保外就医”的奖励。至于说到包庇反革命，欺骗总理，是不是指当时公安部没有按你的指控定罪？这些只是疑问，弄清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你的申诉信的原件公开，退一步也可由刘冰雁（曾为你平反出过大力），林春（你的妻子）出面，请几个和你我没什么瓜葛，又有公信力的人一起看看申诉信。
不管曹怎么用心地在文字上取舍，他还是露出了一个诬陷者的真面目。看了周国平的自传，我认为六四年批判曹天予提到的“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结成X小组，周国平、曹天予没有参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会议，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这些事根本不存在，认为是批判会上的不实之辞，再也没想到是曹天予自己编的。当X被视为洪水猛兽时，一般情理，人们该躲得远远的才是，曹天予为什么要给自己编这些谎话，这的确大出我的意外，但现在分析一下，清清楚楚地看出曹天予的阴险狡诈。在X问题上，曹天予充其量也只是知情不举，经过谎话改装后的他，罪名也大不过是知情不举，他没有多大损失，但这些谎话却能使他捞到不少好处，一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请他，求他威胁他，他不为所动，没有参加X，二是他劝我们不要搞组织，不搞刊物，不搞政治等等，这些都是他在公安人员处可以表功的，三是他可以在周国平，方小早类似的人中吹吹牛，自诩为X的灵魂，最重要的是，他这些谎话是对我们杀伤力极大的诬陷，X只是四个年轻人办的一个文艺的手抄刊物，根本谈不上什么组织（受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的影响，一群反叛的青年艺术家聚会在巴黎的洛东达酒馆），二月十二号在我家后的小树林，聊天似的商定了X的成立。经曹天予的编造，变成了一个有正式成立会，有宣誓，要制定全面保密计划，对泄密者进行威胁，要订立攻守同盟等等，说白了，就是成立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曹天予对成立会有详细的描述：“在五道口餐厅开所谓“成立会”轮流表示态度（宣誓？）时，我也在场。（共五人：孙、张、郭、叶、我）。最后轮到我，我表示我不参加，不干。张火了：你不参加你来干什么？我：那我就走。张：你走也不行，出了事也跑不了你。 你是幕后军师，是主谋！我：要是那样，那我先去交代（当时弄僵了）。我后来又说：我只希望你们出了事别连累我，我是不会去检举的。张也表示这可以，说：把你牵出来，你是出过问题的，我们也没好处。只有使问题严重。于是，事实上订了攻守同盟”。第五个讲话的他和以后的对话都写得很清楚，但前面四个人的话（或誓词）没有提一个字。现在他可以不提，但六三年他在公安部的揭发就不能不提，他既然编了个成立会，编了一个五个人的表态（或宣誓），他就必须为公安部编上具体的内容。这里曹编的每一个字都是诬陷，在他的八个口袋，几百万字中的材料中应该能找到。二月二十号的成立会是不存在的，除了郭世英死了，还有孙经武和叶蓉青可以证明，带公安部大印的材料上也很清楚，X成立于二月十二号，曹天予的二月二十号的成立如果是真的，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公安部故意改动了时间，把二十号说成十二号，但二月十二号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公安部的改动没有任何意义，改动是为了要做文章，公安部没有在二月十二号这个时间上有任何发挥。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骗了公安部，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公安部七十多天的审讯中，有关X的案情，公安部是全部清楚地掌握的，更何况有你的成立会宣誓，保密条例等等的具体指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滑过去，最后公安部的结论仍是X成立于二月十二号。这证明了公安部对你的这一揭发是否定的，就是说，这是诬告。
这些还都是他自己讲的，实际上，他向公安部的揭发中应远不止如此，他对他自己都可以鬼话连篇，对他所谓的挚友郭世英和没什么交情的张鹤慈，孙经武，想来是很难不发挥些创造力的。
再谈关于外逃的事，在五一郭世英想自杀，失踪，家里四处找人的混乱中，曹天予看准了时机捏造了我们企图外逃，而对他幸运的是，在他的陷害后。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郭家有武装巡逻，我们背后有盯梢，这使我们真的想起了外逃。
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时间，曹告发时我们并没有想到外逃，他看了我的《谁是谁非》的文章，引用了些对他有利的说法，但却没有引用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在质疑周国平时说，五月初以前，郭世英没有外逃的想法：“实际情况是, 郭世英过去从没有想过出国, 但他对我和孙经武的出国表示支持. 最初的想法, 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 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必须牺牲少数人的发展. 所以他认为我们不适合留在国内. 后来这个想法虽有变化, 但是他还是想在国内有所作为. 他是我所知的最早的所谓”体制内改革者””。另一个关键一条是，曹天予不应该知道我们想外逃的事，这一点他承认了：“周说他找陈是因为我告诉他郭张“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 这纯属无中生有。我已在4月23日与世英“绝交”，他们的意向怎么能知道？有什么管道？”。那么再看看曹天予文章中的另一个说法：“4.19中午，遇见郭。郭告诉我，他给我写了好多信，都撕了。于是就出去了。我要他乐观些。他说过去学外交不想干是傻子。
我：你要出国，那机会不是很好吗？他：那时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只觉得搞外交拘束。要现在，那是求之不得了。4．21、4.22，我见郭与张一直在一起。我怀疑他们已经干了什么事了，于4.23 把郭的书籍等等以及书信全还给郭，以示绝交。郭的脸色白了。但第二天又送来一本张鹤慈的“存在主义简史”。我看了，直到4. 29才还郭。那以后，郭成天不在校。我一想我这“绝交”可能更会激郭乱干（叛国），心中惊慌，但又不知如何措施”。既然他承认不知道我们计划外逃，但从文章中看“我怀疑他们已经干了什么事了，可能更会激郭乱干（叛国）”。我真想知道他有什么特异功能，仅从我和郭世英一直在一起就能推断出来我们一直要叛国，这次总不能又推到周国平身上了。如果我们在五月一6号以前真有外逃计划，我们第一个要瞒的就应该是那个告过密的曹天予。四月份曹天予说我们企图叛国的根据是什么，所以五月五号曹天予告诉周国平，我们外逃被发现，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因为他四月份就认为我们要叛逃，或说就编造我们要叛逃。曹说四月二十三号跟郭已经绝交，他已经不知道我们的意向，再看他五月七号找于立群：“当她听到我说从周国平处得知他们要外逃（不是一般地说说要“出去”，那是郭与我时不时挂在嘴上的，而是真的、马上要干、会被视为“叛国”的那种“外逃”）时，神情十分紧张，仔仔细细地问了前前后后。当她确信此事为真时，表情绝望悲愤”。于立群是仔仔细细问了前前后后，而为了让她确信此事，你也应该是仔仔细细地回答了前前后后。但你都回答了什么呢？回答了什么能使她确信，能使她绝望悲愤呢？你对外逃前后有两个说法，一是说你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出逃，只是周国平告诉了你一句话，这一句话再仔仔细细，前前后后也不能使于立群确信此事，另一说是你又说“四月份郭与张一直在一起，我怀疑他们已经干了什么事了”和“我一想我这“绝交”可能更会激郭乱干（叛国）”。你自己都是“怀疑”，“可能”，又怎么能让于立群确信呢？那么，为了使于立群确信，你仔仔细细，前前后后又编了些什么谎话呢？五月六号后，我和郭世英有企图外逃的几天，我们没有任何动作，只是说了说，孙经武回京后，大家一商量，就放弃了外逃的打算。你又怎么能够仔仔细细，又何来的前前后后呢？
第三个主要陷害就是地下政治，曹说：“张向往英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有搞地下政治的冲动”，他又说：“我把自己定位在搞学术、在哲学上、理论上进行思想斗争的学者，对地下政治不感兴趣，对他们的冲动也一再劝阻”。他在给公安部的揭发中，如果用的是“地下政治的冲动”这种词，公安部肯定会退回去让他重写。更重要的是，他没说清楚我们的地下政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他们的冲动也一再劝阻”，那么是哪些冲动？证明这是诬告也很容易，象他陷害郭世英和我偷机密档一样，公安部在给我们的定案中，对曹天予揭发的这些，公安部门都没有收单，这就是诬陷的最好明证。
你的诬陷在你自己公布的材料中，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在你未公布的材料中，应该更多。在你的文章中，你把一个年轻艺术爱好者的聚会，一个温和的的X，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地下政治组织，你把几个在思想言论上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变成“抓进去也不怕，只要能发生社会影响就行”的激烈的对抗者，你把一个外逃的企图变成了“而是真的、马上要干、会被视为“叛国”的那种“外逃”，你使问题变得尖锐，变得迫在眉睫，使公安部门必须马上出手制止，就是你这些陷害，诬告，把你的所谓“挚友”，郭世英推向火坑，使不满二十岁的我在劳改队度过了十六个春秋。
你在文革后，利用人们对文革的痛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把自己装扮成X案中的唯一受害者，事实是，我们进公安局后，你仍在大学读书，在追求女生。六四年你的被批判，起因也并不是因为X。平反中，你说X中真正惹事的，因家庭背景而未受处罚，你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反而受到牵连。平反中，你用X一案捞了不少好处，事实是，郭世英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和孙经武付出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几年，而这一切，源于你的捏造陷害，这恶毒的一击。
喜欢走法律途径的曹天予，你想不想再走一回呢？我是不会主动提出的，因为你不配。拨开画皮，对你进行道德审判，我想已经足够了，但你如果想试试，不论在中国，美国或者澳大利亚，我都会奉陪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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