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3日讯】《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解散。此事件发生在中共中央16届4中全会召开、并决议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前夕。而被停刊、解散的原因据说仅仅是因为将要发表的有关朝鲜问题学术性言论。
众所周知，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表现在不断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催生民间经济活力。与此相应，民间思想、文化拥有了一定的成长空间。20多年来，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到中共16大提出建设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的构想。虽然历经曲折，但我们也似乎看到，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正在古老的东方大陆隐约呈现。
《战略与管理》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成长历程差不多伴随了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缩影、一种印证。多年来，它努力站在战略思维的高点，为方方面面的决策解惑答疑、出谋划策。它不仅着力塑造鲜明深远的大局观，而且致力追寻见微知著的时空感。从国家战略、宏观经济、对外政策，到“三农”问题、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等等，诸多改革的热点和焦点它无不涉历。也许，它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的话语中展现出来的理性思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中国思想的力量。
它不偏激、不愤世忌俗。它认为：“制度变革从来没有浪漫曲，简单的乐观主义和悲观的无所作为，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克星。”这种富有东方智慧的冷静，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难得果实。因为它从民间思想者的口中说出来，而更显得弥足珍贵。历史上，曾经有无数满怀豪情的“革命者”登上历史舞台，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然而，他们所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与伤痛，几乎与它所取得成就旗鼓相当。进入21世纪，如果说我们可能看到执政党冷静地以全新思维观照自我，着力加强自身能力，我们更清醒地看到民间思想者的理性求索，正在夯实未来公民社会的基础。
正是这种理性思想力量，让它能够为各种新思想、新思维打开窗户。它的多篇有关外交安全战略文章，即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天津社会科学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的王忠文先生有关朝鲜问题即是其中之一。
从历史上看，19世纪末，当时清政府因处理朝鲜农民起义事件不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直接导致国力已近衰竭的清朝战败，中华民族遭受割地赔款的灾难，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20世纪50年代，正是因为一场中国不得不卷入的朝鲜战争，30万志愿军入朝，与美国军队激战数年，虽然迫使美军在“38”线停战，但中国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而今天的朝鲜，正如王忠文先生所言：“遭受自然灾害，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是（金正日总书记）为了维持家族世袭统治实行极左的政治，并持续进行政治迫害政策。” 这样一个政权已经失去了变革自身的勇气和活力。它根本不能代表要求进步和发展的广大朝鲜普通民众。而且，它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穷兵黩武，已经走到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对立面。不仅如此，它还无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无视中国的援助和支援，在外交和国际安全领域我行我素，给中国政府推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无端制造障碍。
然而，深感遗憾的是，一个努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树立“大国形象”的政府，却被一个小小的极权政权所左右，肆意打压民间自由思想的生存空间。其原因不过了为了平息极权掌门人的“怒气”。
常常在一些媒体上看到“和平崛起”、“面向海洋战略”的字眼，ＧＤＰ增长了，城市的楼房长高了，中国人的生意做到了大洋彼岸了。我们似乎也晕晕然。就在执政党为顺应新世纪挑战提出“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口，一本代表中国20年来民间思想高度的期刊却被扼杀了。大约在执政党某些人的眼里，这正是执政能力提高的标志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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