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曾梓多伦多报导）六四15周年前夕﹐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来到多伦多﹐参加“让历史告诉未来”纪念六四系列活动。活动中间﹐记者对韩东方进行了采访。
韩东方生于1963年﹐1989年还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工人﹐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担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发言人。“六四”之后﹐被政府通缉﹐主动去公安局﹐要求澄清事实真相﹐但被控为非法组织的领导人而被监禁。后因在狱中患严重肺病﹐于1991年4月获保外就医﹐92年获准偕妻赴美就医。1993年11月回国﹐在广州被国家安全局逮捕﹐随即被送到香港﹐并定居至今﹐在那里帮助成立《中国劳工通讯》﹐倡导自由工会和维护中国工人的权利。他的这一选择可能是由于当年离开天安门广场前的一幕而促成﹐用韩东方的话说﹕“我有很多责任”。
15年前的六月四日凌晨﹐正在工人自治联和会帐篷稍事休息的韩东方被一群年轻人叫醒﹐并劝说离开广场﹐
韩东方﹕他们说﹐这里会死人﹐戒严部队会不惜一切的清场﹐会血流成河﹐我说这么多人在这里﹐为什么唯独我要走﹐我当然不走﹐他们就把我连架代拖的把我弄出了广场。到现在有一句话一直是我心头的负担﹐沉重到我到现在都没办法承受﹐一直都抹不掉去不掉。他们说这样两句话﹐一句是说﹐这里要有好多人死﹐但你不能死﹐另一句话说﹐波兰有团结工会﹐中国将来也需要有团结工会﹐波兰有瓦文萨﹐中国需要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团结工会需要中国的瓦文萨﹐我们觉得你有这个责任去担当这个角色。现在每次……有承受不起的感觉﹐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把我弄出广场后就又回去了﹐他们说﹐还有其他人他们要弄出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生死情况怎样﹐所以这两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头﹐躲都躲不开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继续往前走﹐没有权利把我自己太多留在过去的悲伤沉重中﹐我有很多责任。
1989年6月14日韩东方被公安部通缉后﹐自己到公安局要求澄清事实真相。一个星期的审讯中﹐他被认定是个不合作的人﹐因为他一直认定自己不是投案自首﹐而是来承担责任的﹕
韩东方﹕我说我来是为了担我的责任的﹐我是发言人﹐这个组织当初做的事情我要承担责任﹐他们每天把我从牢房里拿出来五次十次﹐特别是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觉﹐一个星期不能睡觉﹐晚上审讯时﹐在一个黑屋子里弄一盏大灯非常亮也很热的﹐照的你﹐然后背后有一个小灯﹐红红的﹐我想那是一个摄像机﹐要拍下来我认罪的镜头﹐我当然不能说。后来把我关到了关肺结核犯人的牢房里﹐一个14平房米的牢房里关20个肺结核病人﹐我是第21个﹐我没有病的﹐进牢房前那个警察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讲﹐他说韩东方你真的很硬骨头﹐但是你需要学会一样东西﹐就是合作﹐适可而止﹐这两样东西你在其它地方不太容易学会﹐在这个房间里住一段时间你会学会什么叫适可而止﹐什么叫合作……
在中国监狱系统最先要做到的把犯人的尊严先破坏掉﹐他要让你认为自己不是个人﹐他就好管理了﹐当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例子是﹐因为当时身体不好﹐胃不好﹐一吃东西就呕吐﹐我每天都拍门﹐要求看医生﹐看医生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你还记得自己是个人﹐还有人的权力﹐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部分打掉。记得有一次我要求看病﹐看守所的医生找了七八个犯人把我抬到医务所里把我按在床上﹐医生跟我说﹐我家有个组成秘方﹐可以治所有的病﹐保证一次过后你不再要求看病了。他拿了针灸最长的一根针﹐扎我的手﹐几个人抓住我的胳膊﹐把针从这边扎进去﹐这边穿出来﹐把针在里边捅﹐我看到针在这边一次次出来﹐那个痛没办法形容的﹐但我从来没有在警察面前有过屈服的表示﹐那次我受不了了﹐疼的实在没办法了﹐我就笑起来了﹐象疯了一样大笑起来﹐看着那个医生﹐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疯了﹐结果那个医生的眼睛﹐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的那双眼睛当时的反应﹐一些子就空了﹐好像盲人了﹐没有神了﹐一秒钟之内把针从我手里拔出来﹐然后就走了﹐从那以后这人再见到我﹐远远见到我他转头就走﹐永远再也没有再看过我一眼。可以看到在这个制度里边﹐它第一是要让人忘记他是一个人﹐第二﹐它可以通过医生来协助进行这种折磨﹐用医疗手段对人进行折磨﹐另外你可以看到这些行恶的人﹐这些不懂得抑制自己罪恶的人﹐他们也是有承受极限的﹐当到了极限的时候﹐他们自己是承受不了自己的罪恶的。我离开监狱时是因为我快死了﹐右边的肺整个都烂了﹐变成石头一样了﹐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不能自理﹐都是其他犯人在照顾我﹐他们怕我死在监狱里边﹐就要把我放掉﹐在一个解放军医院里住了三个星期后﹐家人来签了保把我保回去﹐还是那三个星期输液稍微恢复一点﹐我记得回家后第一次到协和医院看病﹐那时量体重只有40公斤。那时稍微可以走一点路了﹐刚出监狱时一点路都不能走的﹐他们认为我一定会死的﹐一二个月后﹐我回看守所拿我的东西﹐提审我的人看到我后就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说﹕“噢﹐你恢复的…”没有说出完整的话﹐就是说到这里﹐看他的眼神他几乎不相信我可以活下来﹐他们肯定我一定是死的﹐放回去死在家里跟他们无关。
从1992年出国后韩东方就再也没有回到北京﹐没能见亲人最后一面﹕
韩东方﹕父亲2001年去世﹐遗憾的是他去世时也没机会去看他﹐连他的葬礼都没机会参加﹐家里亲人把葬礼拍了录像﹐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一次都没有看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勇气把录像带放进去﹐播出来……
在谈到经济发展﹐外国投资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时﹐
韩东方说﹕说投资者到中国发展经济会给中国民主和自由﹐这种说法不光有欺骗性﹐还有很大的伤害﹐因为它曲解了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那里的人民要靠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中国是在国际社会里的一员﹐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是会形成一种压力﹐但是要明白一点﹐压力是压在哪里才会起作用﹐你有无穷大的压力却没有一个切入点﹐压力只压在一个不要脸的政府的身上﹐它不要脸﹐它不在乎自己的尊严的﹐只在乎投资只在乎经济利益﹐它甚至以所谓中国的投资环境好﹐中国的劳工便宜﹐以此来吸引外国投资﹐它背后的意思是﹐中国人我可以保证他不反抗﹐你来随便怎样压迫他﹐我可以保证他不反抗﹐中国工人没有权力组织工会﹐我可以保证他永远没有权力组织工会。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不要脸的政府﹐我们如果太依赖国际社会以道德压力来让他在乎它的面子﹐然后让它改变﹐让它放松控制﹐这是痴人说梦。
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让别人去恩赐﹐要自己去争取﹐我记得圣经来边有一段话﹐就是“通往真理的路是窄的﹐门是窄的﹐路是不好走的”﹐所以说我们跟这样一个专制政权挑战﹐在这样一个专制政权下争取民主争取人权﹐争取人的尊严那就象圣经里讲的﹐那就是一条通往真理的窄门﹐一条曲折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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