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7日讯】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被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尽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越来越多地在国际社会展开“大国外交”，尽管中国已经签署了几个主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尽管中国政府有的时候也放低姿态愿意与西方国家讨论人权问题，或者不时地发表所谓的《人权白皮书》……但是中国现今人权状况之恶劣，不仅中国老百姓怨声载道，而且也一直受到世界舆论和国际人权团体的诟病。
究其原因，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一党统治”、“全面专政”，越来越缺少合法性基础，固然是一个十分主要的原因，在中国的现实政治机制中，民权或者人权也依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范畴。耀杰兄这本新书的价值，在于通过剖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兴起和衰亡，从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角度，开掘出中国人权事业之所以举步维艰的内在渊源。
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权观念的复苏和传播，只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比较受人瞩目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北京民主墙运动中曾经出现的《中国人权宣言》和“中国人权同盟”，当事人之一的任畹町自然被中共大牢伺候；贵州诗人黄翔当时在民主墙写公开信，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也难逃同样的厄运……其实早在中共执政前十七年，就出现过一个由中共人士直接操纵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团体的兴衰存亡，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知识份子步入歧途的重要标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黎照寰、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史沫特莱、吴汉祺、林众可、郭慰然、周建人、王造时、胡适、许德珩、蒋梦麟、李济之、马幼渔、成舍我等一批中外著名知识份子和社会贤达组成的，宋庆龄宣布该组织的任务有三条：1、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物件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2、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它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3、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然而，因为民权保障同盟内的核心人物的极左倾向，在国内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中，不幸卷入了“颠覆政权”的秘密活动（涉及到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与第三党邓演达、十九路军陈铭枢的三角联盟，以及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并且很快就发生了开除该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的暗箱阴谋，从而造成北平分会连同整个同盟的分裂和瓦解。在其重要成员杨铨（杨杏佛）被枪杀后，“昙花一现的民权保障同盟旋即烟消云散”。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回顾那段被政治力量歪曲改写的历史事实，不难发现宋庆龄前面提出的三个任务，并没有真正成为该同盟的主要任务，自然也无法落实完成。
耀杰兄在重新发现和□清这段历史后指出：“中国民权运动的第一同盟，本身就是一个见不得阳光的既自相矛盾又自欺欺人的民权怪胎”、“比起既黑幕重重又深不可测的蓝衣社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背景要更加复杂也更加黑暗”。耀杰兄是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工作者，更是一位心忧天下、秉持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这些结论出现在他笔下，其痛心疾首的感受，犹如一曲中国知识份子的挽歌。当然，他的结论对官方史学无疑是一种颠覆。震撼之余，我坚信，耀杰兄正本清源的努力，有助于我们真正看清楚中国知识份子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和那几个被神化了的知识份子领袖人物的本来面目。中国知识份子唯有正视自身的弊病，恢复独立之操守，才有可能重新挺起被打断的脊梁骨，进而重塑中国社会的良知。也唯有如此，中国人权事业才能走出万劫不覆的困境。
且不论宋庆龄的个人政治面目和历史地位，单说她当年为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的三项任务，迄今为止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位已经去世的历史政治人物，她的名字也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现今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有志于人权发展的活动分子，汲取民权保障同盟步入歧途的教训，也许可以探索出一条实现“三项任务”的新路来。再者，眼下如火如荼的公民维权运动，是否也能够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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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新著《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日前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披露了宋庆龄的真正角色，胡适与鲁迅势不两立的关系，史达林对中国革命的操纵等。并叙述了昙花一现的中国民权第一同盟被断送的过程：该同盟临时中委会违规开除胡适的会籍，中共的直接介入和蔡元培、林语堂的正式退出，该同盟副主席兼总干事杨铨被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拦路枪杀。（明镜出版社）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