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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袁红冰:我为什么要逃离中国

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的法学教授袁红冰谈出走中国始末

袁红冰教授在悉尼接受大纪元专访。(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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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罗娜﹑特约记者方研悉尼采访报导)前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法学家、贵州省法学会会长、现任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袁红冰,日前在率团访问澳洲期间脱队向澳洲政府提出政治庇护申请。袁红兵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他出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毕其一生心血写成的四部著作得以在海外出版。中国当局曾经以“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为由秘密逮捕他,收缴了他视为生命的手稿。袁红冰忍辱接受了当局的释放条件,被贬贵州,并在被严厉监控的情况下达成了再创作和出逃海外的目标。以下为访谈纪要。

记者:袁教授,请你谈谈这次来到澳洲的一些情况和打算?

袁红冰:我是七月二十四号早晨坐飞机经布里斯本到达悉尼,到悉尼之后我就离开了旅游团,我这次到澳大利亚主要是想申请政治庇护,之所以要政治庇护是因为我写的四本书的出版,以及把它译成英文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 以前苏联人出现了一个苏尔米尼奇,他能通过古拉格群岛一书 ,把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升华为一种历史的价值,一种精神的价值。而我们中国人,坦率地讲,所受的痛苦比他们还要深重。我觉得我四本小说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 我相信这四本小说中所蕴含的自由的人性,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可以为中国的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取得一个辉煌的成就。

记者:你这次离开中国除了这四本书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比如想在海外有更好的发展?

袁红冰:我这次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寻求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没有半分这样的想法,只是想把我的小说告诉世界,让世界明白在中国文人的整体堕落中,还有一些人在坚持着自由的理念。但当我完成这事后,我会重新回到中国,让我的生命在中共的黑牢里凋残,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当代的中国,仍然需要有高贵的生命,把自己作为祭品献给自由和民主的真理,而我是一个高贵的生命。

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人们明白还有一些人,他不会为官位,地位,什么物欲的东西所诱惑,他们仍然愿意为了自由的声音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现在在中国,这个是太重要了。

记者:你被流放到贵州,怎么会给你那么多的头衔?又怎么会让你带团出国访问?

袁红冰:在94年被释放之后,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对我严密监视,另一方面也给我很多的头衔,什么贵州法学院(注﹐应为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编者)的院长,教授,什么贵州省教学名师,等等等等,好多人终生都难以得到的东西。那么他们给我这些头衔的目的,和他们监视我的目的是相同的。监视我也好,给我头衔也好,都是让我背叛自由民主的理念,变成他们恭顺的精神奴隶,并且不再写他们认为的反动小说。而我之所以接受这些头衔,就是为了麻痹他们放松对我的监视,从而使我在秘密状态下顺利完成这些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是,能够顺利地把这些小说带出来,以免被秘密警察像把我的“自由在落日中”手稿(A)一样被毁掉。事实证明,这些头衔也确实是对我这次成功地把手稿带出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由于我的文稿全部是由赵晶女士制作成电脑资料和光碟,同时,存有我的文稿的硬盘也是由赵晶女士秘密携带出中国国境的,她也处于随时被逮捕的危险之中。因此,她同时提出前往美国政治避难的申请。

记者: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你的第一本小说的?

袁红冰:这事就要从我少年时谈起,我是在内蒙古出生的,我祖先的血统上有蒙古人的基因,当登记户口时写的是汉人。我的少年时期都是在内蒙古度过的,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蒙古人,他们美丽自由善良的生命,都在这次浩劫中失去了。他们死掉了、被摧残了、消失了。他们的死、他们那种惨痛的经历,深深的震撼了我年少的心灵。在我19岁的时候,我向着内蒙古的苍天和大地发誓,我一定要让他们的生命、它们的灵魂在我的小说中复活。我一定要让他们苦难的经历转化成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诗。这是我对我的良知必须承担的天职,于是从19岁开始写这本小说,蒙古人所遭受的摧残,也就是当时共产党当局对蒙古人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以这个为背景撰写小说,一直是我的一个最主要的事业。

记者:你的第一本小说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怎么会有A、B二个版本?

袁红冰:94年的时候,经过20年的构思写作这本小说已经全部完成,而且我已经通过我学生的帮助把它制作成软盘,存放在二个地方,我以为这本小说不可能再被他们毁灭。《自由在日落中》这本小说,里面不仅有我的灵魂,而且有我少年时候那样深刻地在良心的震撼之下所产生出的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对美丽人格的向往,对那些摧残自由人生的罪恶仇恨,它们都凝聚在这本小说里。这本小说已经写出来了,都无所谓了,我就决定要组建一个自由工会式的的组织——《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这个组织我是和黄中秋、王稼祥、刘念春(音)这些朋友一起来做的。当时做这件事时的时候,我是极其清楚中共是不会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的,他们最怕的就是民众中有了伸张自己权力的组织,而国家权力私有制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要剥夺所有人民的权力,所有民众的真正权力。我准备好让他们把我抓进去。我就把他们准备审判我的法庭当作审判他们的法庭,而我就是带镣铐的法官。

3月2号我就被逮捕了,被连夜押送往贵州,同时他们动用各地的安全机构对我父母的家、我在北京的办公室、帮我打印软盘的学生的姑妈家全部被搜查。而他们把我押往贵州的基本原因是我在北京有太多的朋友、学生,在各个公检法的部门我有很多的学生,这样的影响力在北京逮捕我和审判我都不是太好。而贵州自古以来都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自由在日落中》手稿就这样落在了他们的手里,并被毁掉了。

当局怕我把小说的内容曝光,就跟我提出三项条件,一项是把我终生流放到贵州,永远不许回北京去;第二,不发行《自由在日落中》这本小说;第三我再也不写这类的小说了,以这三个条件作为释放我的前提,而我也接受了这些条件,我接受这些的主要原因是我还要重新写作,因为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写作。

我被释放之后分进了贵州师范大学任教。我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写作,他们对我监视是极其严厉的,至少有三种方式,有的是学生中安插人、有的是教师中安插人、有的是他们自己有丰厚工资的特务。而我是学法律的,对他们的这套程序清楚得很,所以我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秘密地写作没有休息,每天都要写5到6个小时,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我就把《自由在日落中》写出来了,所以我把这重新写出来的《自由在日落中》称为B稿。

记者: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其他3本书,它们是在怎样的灵感之下创作出来的?

袁红冰:在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说之后,我马上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把我从少年时期一直到94年被捕、重新写出《自由在日落中》的B稿这段经历告诉世人,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许许多多还不为世界所知道的人、很平凡的人,他们却是在为争取自由的生活,进行了极其可歌可泣的战斗。这些东西如果让它淹没在历史中是一种罪恶,于是我就写了第二个小说《文殇》,自传体的小说,基本上以我从少年一直到96年的《自由在日落中》B稿完稿这段时期所从事的民主活动为线索,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主运动。

写完之后,为了散心,我去了一趟西藏,我从西藏有关的人员那里看到很多59年至文化大革命中藏族同胞被当时的中共暴政残害的历史资料。从很小的时候,我对佛学就很感兴趣,我对佛教学者有比较深刻的研究,我去西藏这次看到这些资料,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藏族人民以这些资料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

这其中有二个原因,一个是我确实感觉到藏传佛教以及和藏传佛教相连的一个圣洁的精神生活,现在确实是出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内蒙古人自己的文化、民族特点基本上是被摧残了,在一个精神不自由的社会,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思想(马克思)是所有人都不可违背的这样一种精神压抑之下,西藏的宗教文化生活正处于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我有义务用我的小说来把这种宗教文化记载下来,即使有一天它被彻底摧残,我想我也完成了对人类文化历史的责任。

另外一个原因,藏族同胞长得都很彪悍,但是他们都很善良,因为他们都信佛不杀生的,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汉族人的耻辱。当然就一个民族而言,在汉族中也有很多同情藏族同胞遭遇的,总的来说,作为自由知识份子,我有义务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应该明白这是共产党官僚集团主义的罪名,而不是哪个民族的罪名、也不是汉族的罪名。总体来说,文化大革命时候,藏人那种惨痛的经历比我小的时候亲自经历过的蒙古人的痛苦经历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巨大的人性的悲剧。所以我必须把它写出来。这样我又用二年多的时间创作出了《金色的圣上》,通过一对藏族男女苦难生活的描写,揭露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藏族宗教文化灭绝人性的摧残。

最后一本小说《回归荒凉》,它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性普遍堕落的悲剧。它的主题是现代知识份子的堕落,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所有的良知出卖给了腐败的权利和肮脏的金钱,只要能获得世俗的荣誉和地位,他们是不要学术和良知的。当然也有比较高贵的生命,面对这样一种知识的堕落,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归荒凉。

国家权力它有可能扮演二种角色,当国家权力是文明的、进步的、公正的,它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角色,它会引导整个社会走一条向上的路;当国家权力是私有的、腐败的、不公正的、肮脏的,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最大的教唆犯,它会教唆整个社会堕落。而中国的现代知识份子正是在这种私有国家权力教唆下,正在迅速地堕落,变成物欲的动物,完全泯灭了一个知识份子应有的社会良知。

所谓知识份子是中国的民族智慧之镜,中华民族可悲之处就在于此。这个智慧之镜上面涂满了物欲的污迹。这是我写第四本小说内心冲动的原因。我向来认为中国人民所受的包括藏族人、汉族人、也包括蒙古族人,他们所遭受的重重苦难只有转化成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诗,他们才能成为精神价值,人类才能从这种精神价值中得到真正的教训。也只有上升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诗,他们才能成为整个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才会有价值,否则他们就会淹没在人类历史中,被人忘却,那些血就白流了。

中国之所以这样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悲剧,就是每一次巨大的社会悲剧之后,都没有人把这些悲剧上升为精神价值,给人类提供一个警示,从而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大家现在都有感觉,中国人现在心灵在堕落、道德在堕落、怎么样来改变这种状态,首先需要就是一次精神复兴运动,否则一个经济上很发达的国家和一群缺乏道德感的人,这二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话,那是整个世界的灾难、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灾难。基于这样的认识,把创作这四本小说当成我神圣的天职。

记者:在你此生中最惨痛的经历是什么?

袁红冰:我觉得此生最惨痛的经历就是在贵州发生的,我从少年时期就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的流浪汉,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坚硬到足够抵抗任何打击。但是在贵州省的第一次审讯时,当我得知《自由在日落中》手稿已经落了他们的手里,所谓20年的心血全部毁于一旦,情何以堪?人何以堪?从审讯室回到关押我的地方,我真是痛不欲生,简直自己就像是行尸走肉,不知道做什么好。我经过20多年构思完成的小说就像我的儿子,我有他突然被杀死这样一种感觉。在牢狱中经过了三天痛苦之后,我就决定一定要想办法重新写出这本小说,只有如此才能对得起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自由的蒙古族青年。

记者:你在六四前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袁红冰:北京大学从80年到89年时期是一个极端的学术自由时期,那种学术自由的氛围是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上历史一定会记住胡耀邦的。从北京大学的历史上看,能够跟80到89这段时期相比的,也只有蔡元培先生首创北大的时期,也只有这二段时期,才真正体现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灵魂。

89年4月19日下午,我正在北大的16楼宿舍里,突然一阵狂风暴雨,很多粗大的树干都被狂风吹断了,我当时就觉得似乎要出什么大事,不久,我的朋友走来告诉我,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当时我很难相信这个消息,我马上给胡耀邦的儿子打电话,我告诉他,我代表我的学生向他表示哀悼,同时表示我们决对不会让耀邦同志的身后太荒凉。当天晚上,我们七个人就写了署名的大字报,要求对耀邦同志重新作出评价。因为我当初是86级的室主任,组织我的学生把大字报打到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我当初拿出稿费5万多元买纸买材料,让大家去贴。要求对耀邦同志重新作出评价,这个运动到最后发展到了六四之前。在六四的晚上,长安街的整个广场发生的事,我都亲自经历了,我还救出了一些人。当时看到那些市民、学生倒在血泊中,我痛不欲生,尽管我对专制政权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我绝对没想到它会用坦克和枪弹来镇压自己的同胞。当时所以没有和那些学生一起去死,就是因为我写了20年的小说,《自由在落日中》还没有完稿,还有10多章没有写完,我不能去送死。这次主要不是谈六四,我就用几句话来概括,六四运动是中共建国以来,自由民主运动的最神圣的崛起,我们对它只能仰视,无论是在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对六四的精神指手画脚。

六四之后,我就被列为北大头号清查对象,由于我和一些老师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一些很细节化的东西,官方即使经过那么严酷的政治迫害式的审查也没有得到真实的信息,我还是比较平稳地度过了这次政治迫害。

记者:六四后中国的民运陷于低谷,你在想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是在六四之后,如何重新掀起一场民主运动新的过程。因为六四之后,很多人被血腥的镇压吓坏了,有的人开始对六四反思、甚至认为六四是一种罪恶,像这样一种庸人之见,一时间成为一种很流行、很时尚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民主运动进行一次新的定义。所谓新的定义,就是要以自己新的行动来证明民主和自由的真理它是镇压不了的,它对人们的灵魂的召唤和吸引力不是枪弹、坦克所能阻绝的。

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尽管我还在受审查,仍然开始了一些新的民主的策划,具体主要是92年搞了一本《历史的潮流》,反对极左的思潮,由当时著名的自由知识份子在一起编了这本书,编后马上又被禁了。我就在6月14日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100多位自由知识份子参加的反对极左思潮的讨论会,像王若水、吴祖光、秦川、李伟、张先梁(音)这些德高望重的老知识份子都参加了,想把它作为六四之后民主运动发起反击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接着就又搞了抗议警察对自由派画家严政学的施暴等等一些其他活动。到了94年的时候,我就决定要组建一个自由工会式的的组织——《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为此,我被流放贵州,从此过着一种和家人长期分离的生活。

记者:为什么中国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人们并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

袁红冰:这个基本原因我想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人民所受的苦难,他必须转化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诗,才能升华为生命的价值,人们才可以以这种精神价值为镜子来映照自己,来避免以后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中国在近代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灾难之后,都没有进行这样的真正的精神升华过程,我们的知识份子都没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像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写了些隔靴搔痒的东西,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一部真正的,除了我写的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本小说是真正地从人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因此文化大革命所受的那些苦难如果没有像《自由在落日中》这样的小说来总结它,来反映它,它基本上白流了那些血。那些苦难也就白受了。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后才会就有六四,人们都觉得,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这下好了,要接受教训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接受教训,所以才会出现六四这样的情况。

记者:你能不能概括的谈谈你自创的英雄人格哲学一书,究竟怎样的一种哲学?

该书是我针对中国近代人格的堕落所提出的一种新的生命的哲学。它是以一种对人类最终极的哲学思考为背景的来创造一种和自由一致的人格。所谓的英雄,它能够超越一切宿命的枷锁而向往自由。而这个自由是人们在最终极的命运中也就是虚无的命运中找到合理的归宿。这就是我的整个英雄人格所要表达的所要创造的一种意境。目的是想要中国人脱离物欲的深渊能升华到一种精神的意境。使他们的生命脱离自私的,贪婪的、丑陋的、鬼诈的等等这些渺小的心理状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种超越了物的人。这个英雄就是敢于把自己作为祭品,献给民主和自由事业的人,这是我们当代中国最需要的英雄。这本书其实也是运用了许多的智慧方法才通过了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出版的。

站在悉尼歌剧院的台阶上,袁红冰教授面向大海即兴吟诵了充满真情的诗句:

“南太平洋的万里波涛啊,请为我作证,在我的心中充满对祖国的眷恋。有一天当我乘着自由海风的旋律,重回中国的时候,我希望能看到我的祖国已经生活在一种符合自由人性的制度之下。如果我背叛了心灵,苍天和大地将失声恸哭。我的著作是墓志铭,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高贵的生命,他们是雕刻在墓铭志上永不凋残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判决书,它是对那些反人类罪行的最终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阳,它象征着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它象征着中华精神复兴的起点,它象征着重铸中华灵魂运动的起点,我的书就是我的心灵,是我用心灵点燃的精神圣火,是我以自由知识份子的名义献给人类的文化神殿的宝藏。”

袁教授那浑厚低沉具有蒙古特色的声音在悉尼歌剧院周围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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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8-02 7: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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