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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7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郑琪芳╱特稿﹞由于县市政府1年以上未偿债务总余额已达前3年国民生产毛额（GNP )平均数的2.2%，超过法定上限，台湾财政部因此提出“公共债务法修正草案”，将上限提高至3%，但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仅无助于改善地方财政，反而可能加速恶化。
近年来因经济景气不佳，政府税收未见成长反而衰退，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同样恶化，今年底中央政府累计未偿债务余额将达前3年GNP平均数的34%，若债务成长的速度未改善，3年后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就会达到法定上限。
中央政府至少还有3年的时间，但地方政府现在就得面对超额举债的问题，公债法规定，县市政府债务余额不得超过前3年GNP平均数的2%，但县市政府今年的债务余额却已达2.2%，另外，有4个县市政府的短期债务余额也超过了法定上限。
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财政压力也相当严重的中央政府，似乎无能为力，因此，财政部只发函要求4县市政府限期改善短期债务超限的情况，至于比较难以调整的长期债务余额超限问题，财政部则同意修法，提高法定上限。
财政部的做法颇有可议之处，政府之所以订定举债上限，就是要做为各级政府举债的“警戒线”，现在县市政府的债务余额超越了警戒线，财政部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理应督促县市政府改善，更何况，公债法已经对于各级政府超额举债的状况，明定相关处分措施。
而今，财政部却在县市政府联合要求下，同意提高举债上限，不禁令人质疑，财政部是否轻忽了地方财政问题？而这样的心态，又如何能改善已严重恶化的中央政府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