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7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电）即将接任行政院长的谢长廷今天发表“合作共生，开创安定新局”一文，强调台湾可以选择“合作共生”的“非零”安定新局；“合作共生”机制的产生，将是台湾跨越进步与倒退的临界点。在“合作共生”的“非零”年代里，台湾将能够大步迈向“正常、完整、进步、美丽而伟大的国家”。
谢长廷发表“合作共生，开创安定新局─我对当前政局的看法”一文，全文如下：
“…那是相信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那是光明的时节，也是黑暗的时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在直奔天堂，我们也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狄更斯“双城记”，首章“年代”）
终结乱象 台湾乐观
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对于台湾人民，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朝野的对抗、政党的恶斗、国会的空转、族群的对立，使得许多人对国家的前途抱持着悲观的态度，社会弥漫着怀疑、忧郁的论调。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因为我知道，这一切的不安与烦闷，是台湾即将迈入新时代的前兆。
领导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做为高雄的市长，一个城市的领导者，我没有理由悲观，否则就无法为这个城市指出愿景，领导这个城市积极向前。在未来，做为国家行政团队的领导者，我更不能存有任何悲观的心态。社会需要信心；为民众建立信心，是领导者无可旁贷的责任。就个人的人生哲学而言，我也是采取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立场。
我认为，人通常能够从过去吸取经验，创造更好的文明。人类的历史不停向前，每到一个新的阶段，总有新的社会政治机制产生。新机制的产生，目的是解决旧机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历史上，资本主义发达到某个阶段，贫富差距造成社会濒临瓦解，福利国家便应运而生。国际贸易发达到了某个阶段，为了解决争议、降低壁垒，GATT以及WTO便应运而生。台湾的民主化，也是同样历史逻辑的产物。当追求更多自主、自由的人民，不愿再接受威权政府高压手段的统治，旧的戒严体制就被打破，新的民主机制应运而生。
最晦暗的时刻，就是光明时代的开端。当前政治的乱象，不会持续下去。乱的现象，无非是在告诉我们，旧的游戏规则，已经无法规范我们所面对的状况。该是用新的思维，创造更精致的系统，来回应时代挑战的时候了。当新的社会机制创生，也就是人类的文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台湾此时，就是处在新的政治机制创生，国家发展与文明跃升的关键时刻。
文明进步 合作共生
人类文明进步的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无非就是“合作共生”的理性思维，取代了非理性或反理性的“自存”本能，而在当时的社会中取得主导地位。
“合作共生”，是我多年阅读、观察与思考所得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历史观。我认为，当一个社会里大多数人，以“自存”的本能在生活，则这个社会的一般性是为“非理性”。当社会的多数人，在“自存”、“利己”之外，还能够以“利他”、“共生”的思维来生活，这个社会就成为较高层次的“理性”社会。
台湾在戒严时代，是一个非理性社会。而民主化之后的阶段，则是从非理性向理性社会过渡。其间的差异，在于人们能否建立信任，进行合作，利己利他，谋求共生。
为什么“合作共生”符合较高层次的理性呢？在科学上应用广泛的“赛局理论”（Game Theory）可以解释。
一位当代美国作家、思想家罗伯赖特（RobertWright）写过一本重要的书，叫做“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Nonzero──The Logic of HumanDestiny）。他采用“赛局理论”来分析“合作共生”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其主旨与我的理念有相当的吻合。
简言之，人类的进步，是以“非零”（non-zero）的社会机制取代“零和”（zero-sum）的社会机制。所谓“零和”，是指参与赛局的各方，其利益总和是固定的：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一方的获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非零”则不然。“非零”环境下，利益的总和是可以扩大的。各方都可以因为其他人的参与，而获得“双赢”或“多赢”的结果。
“零和”是简单的，“非零”是复杂的。社会从“零和”向“非零”演进，发展出愈趋复杂的系统，文明即获得进化。系统向“非零”转化失败，回到“零和”状态，文明就退化或毁灭。人类社会今天所面临的是比过去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复杂的系统才能够处z。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创造比过去更细致的系统，将“零和”的赛局，转变为“非零”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解决过去在“零和”思维下找不到出路的难题。
台湾当前最重要的两个政治问题，也就是台湾的政党政治以及台海的两岸关系，过去都落入“零和”赛局的困境。所谓国会多数与少数的传统谈法，就是标准的“零和”思维──只要有一方是多数，另一方就是少数；这里面没有妥协合作。台海两岸对于主权问题的争执，也是典型的“零和”思维──主权是不可分割、非此即彼的；继续胶着于“零和”性质的主权议题，台海僵局就无法打开。94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