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日讯】这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日子，北京的春夜寒意依然，没有什么月白风清，北京大学发生的一件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事，却对以后的历史转折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影响。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世的人早已不曾了了，即使在重要的当事人之一汤尔和第二天（3月27日）的日记中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相隔近十六年，另一位当夜在场的胡适读到这篇日记后，重提旧事，他于1935年12月23日写信给汤尔和说：
“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可惜先生不曾详记，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读到这里，虽然我们还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大凡有点历史感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夜晚，信中涉及的人物，我们也并不陌生，独秀就是《新青年》创办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孟和是陶孟和，他们和胡适都是安徽人。尹默是沈尹默，夷初是马叙伦，蔡鹤公、孑民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们和汤尔和都是浙江人。 胡适接着说：“先生试读四月十一日记末行，可知在当时独秀与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会之意义。”汤尔和4月11日的日记最后有这样的记载：“五时后回寓，……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口西已。”
陈独秀为何对他怒目相向？3月26日夜的真相到底如何？胡适在五天后（12月28日）写给他的信中说得就比较清楚了：
“八年{指1919年}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和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口虞？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其实，陈独秀已被国民党当局判刑8年，正在南京狱中，前尘往事都如云烟过眼，他也没有再提起当年的那些事。可认真的胡适忘不了这一切。1936年1月2日，他写信给汤尔和，又一次谈及此事：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胡适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假如陈独秀没有离开北大，他是不是会急遽左倾，否定“德”、“赛”先生，迅速迈向组党之路？甚至是不是会亲自到大世界撒传单，这些恐怕都还是未知数呢。但是，历史不会有假如。1919年3月26日夜，一切都已决定，陈独秀不可能再留在北大，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已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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