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前言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这长达近17,000字，分46节的繁杂文件，需要细心阅读分析，才能从大量的口号语言中抓住此文件重点。这是此文件的特色 —— 面面俱到，大杂无当。仅管如此，此文件毕竟是今后5年中国大陆经济活动的公开的、表面的指导文件，从中可以看到中共高层对今后5年或更长时期的经济思路。
经济学家胡鞍钢对现在中国存在的主要经济和社会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增长质量反而下降；二是能源和资源短缺矛盾尖锐，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三是就业与失业压力仍然十分尖锐；四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成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五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社会稳定状况堪忧。
这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背景。
这个“规划”制定在今后5年的经济活动有6个重点。
一，推进经济增方式的转变
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三，解决三农问题
四，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六，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一，推进经济增方式的转变
►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回圈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资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近30年，发展出一套粗放型、资源投入增长型、高资源能源消耗型、利润低回报型、产品多重复型、劳力密集型、低挡下游产品加工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低挡产品的世界加工厂。
形成这个模式有多种因素：首先，中共自建立政权之后，中共从未建立过一整套深思熟虑、详细论证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过去所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误导经济发展、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造成多次经济大起大落。最著名的经济思想是“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重工业发展优先”、“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土法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是天堂”、“15年赶超英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以及“小康社会”。在这些经济发展思想主导下，必然是仅顾眼前的、急功近利的、不顾成本、不顾效率、不顾民生及环境保护，追求的是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持续的、高效率、环保绿色型的经济发展。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曾在国务院设立了十几个工业部，也建立了不少工业设计院，整批大量的抄袭苏联设计。大专院校中断欧美教育体采，完全采用苏联教育体系和教材。这样的结果把苏联的粗放型、高资源能源投入型、低效率低回报率型经济模式大批的转移到中国，直至今日仍祸害不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大量引入美、欧、日本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线。但中共培养出来的经济和科技官员，特别偏爱引进外国硬体，直接抄袭外国产品，很少引进欧美和日本的生产线软体，加以消化，改进软体，创制成自己的产品。可见中共官员和企业管理层不愿意下苦功夫自创产品。相反，韩国引进IT产业不比中国大陆早，但韩国特别偏重引进软体，加以消化，逐渐形成自己的产品，使韩国成为IT产品强国，特别是储存器生产世界大国，还有平板电视机、小轿车、巨型贷轮在世界贸易链上占有一席。为什么会这样呢？韩国特别重视教育和产品创新。而中国正好相反，不鼓励中国百姓拥有独立思考，打压言论思想自由，不鼓励创新，这和中共统治下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教育体系都有关。并且养成盗版习惯，以偷袭外国或别人的智慧产权为出发点。向世界各国派出大批经济技术间谍，盗取技术情报。这样一来，怎么可能走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道路呢？中共的官员们对发展经济大都采取“短、平、快”的模式，使用一切手段在最短的时期内赚最多的钱。“唯钱至上”，极少有中共官员去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极少有企业经理们大力支持产品开发研制和创新。几十年来一直维持所谓的唯物主义观，实际上就重视硬体，轻视软体，只见物不见人。
粗放型经济模式特别适合于中共一党独裁专政体制。用全民资源、国家财政、赔上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抄袭世界各国都不愿接纳的“垃圾工业”和“夕阳工业”，中共官员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这是符合中共统治本性。
由此可见，在上述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条件限制下，五中全会要求在今后5年内，把中国大陆经济从几十年的习惯道路上，将粗放型经济改变为节约型经济，这在文件上做做口号形式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地方政府和大中型国营企业经理们不配合，不执行，所以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从地方官员和企业管理经理们来看，他们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得大量低息贷款，可以政策性不缴还贷款，还可以保持官位从中获利，那他们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改造经济呢？对他们而言是无利的苦差事，不会有几个地官员们和企业经理们去拼命的。原因很简单，企业是公家的，输赢无所谓，官位是自己的，有官位必有权，有权必有利。这和私人企业的经理们的处境完全不同。
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关键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
美欧日私有企业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是有几个条件促成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的压力，产品的成本压力，包括劳动力、资源、能源、新产品开发研制、高昂环境保护费用，及广告等成本的压力，股东投资成本回报率和回报期尽可能短的压为，以及上市公司股票股价的变动影响公司盈收等等。所有这些都无时无刻的压力，强迫私有企业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单位产品生产率和加快资本周转率。只有不断的提升，私有企业才能在竞争市场中站稳脚根，拥有市场一定的占有率。同时，新技术新产品获得智慧产权的法律保护。
这些相同的压力存在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身上吗？应该是同样存在的，但中共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们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大笔国家银行贷款源源投入，给外商特殊税务优惠，广招外资投入，这就不存在成本的问题。压低工人工资和医疗保护、不重视环境保护投资，几乎没有开发新产品研究投资，依靠国家行政手段压低能源价格，毫不考虑造成能源极端浪费等。这些措施保证国有企业开工，并以固定汇率保证产品以低廉价格出售行销全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但己运作了几十年，怎么可能在短短5年内能够凭五中全会的文件可以改变呢？
只有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雇大批多余的工人，才能完全按自由经济规律操作。但是在没有社会安全保险体系建全的条件下，无疑是为社会革命制造瘟床，这又是中共政权不敢做的事。所以在现在的体制下要求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是极为困难的。
►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坚持以资讯化带动工业化，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形成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五中全会对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出的囗号与主张，从文字表面看是面面俱到，从思路上来细细分析，它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路，不是自由经济的思路。从美国和欧洲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历史来看，没有那个经济官员规划去发展什么先进产业，也没有任何人规划了全国的电脑、IT、网路、生物工程、手机的发明、研制和生产。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私人的发明，私人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开发产品，按排生产销售全球。而中共五中全会制定的面面俱到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规划，实际上是追赶美欧日的先进产业而己，都是在国际市场上己有的产品，中国至今还拿不出自已独创的先进制造业产品。五中全会提出所谓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策略，不外乎花大钱购买外国专利(不可能是最先进的，至少保持5-10年的科技水平距离)，引进二、三流的生产线，甚至是别人淘汰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其结果是中国仍然是成为世界产品生产链中的下游产品、低附加价值产品的集中加工厂而己。没有自己的独自创造发明，所谓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也只是件漂亮的外衣而己。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执行中央制定的规划。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由中央和地方及企业都愿执行的方案。中央提出方针，地方和企业不执行怎么办？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划中，是政府主导还是国有企业主导？私有企业占什么位置？如果仍是国有企业作主导角色，那又是会转回到计划经济模式，国家政府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仍然不会精打细算节约成本、资源和人才，还是远离节约型经济模式。只有让私有企业在相当程度参于，并逐渐由私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节约型经济模式才能建立。
►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制定和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资讯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需求潜力大的产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资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
服务业中最重要的是金融业，中共政权垄断控制的金融业是最腐败、最黑暗的行业。贷款收不回，贪污盗窃公款是中国金融业的最大特点。收不回的国有企业贷款被称为“不良资产”。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AMC共同主导着价值两万亿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这个市场出现自1999年开始的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动——四大商业银行共剥离14000亿，到了2004年，建行、中行再次股改剥离约5000亿，其间交行剥离600亿。更重要的是，银行仍然拥有不断增长的巨大不良资产组合。据估计，规模可能占到中国GDP的27％左右。五中全会对此问题没有交代。
中共大贪官大都集中在金融行业。李鹏的儿子李晓勇出面成立的“新国大期货有限公司”发生贪污事件，4、5千股民的投资化为泡影。1998 年8月3日夜以李晓勇为首的一伙人，去中国银行提走公司的6亿现金；另一个称为张xx的人贪污了8000万，据说已经被判刑。新国大期货公司台湾籍顾问曹宇飞被枪毙。而提走6亿现金的公司代表李晓勇，至今逍遥法外。股民们连续七年上访，没有追回投入的血汗钱。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恩照的落马。2003年底，南方证券被接管后，原副总裁、国际部总经理等4人先后被刑拘。至本月13日，由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涉嫌逃汇高达7.8亿美金。
中国银行前副董事长、兼中银(香港)前总裁刘金宝被控贪污受贿案周五(8月12日)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刘金宝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金宝个人所得折合人民币752万余元；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143万余元；另外，他还有折合人民币1451万余元钜额不明来历的财产。
面对巨大的“不良资产”，持续不断的贪官污吏盗窃国库，中共怎么办？中共目前正在做的是贱卖中国金融银行资产，让外国资产广泛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做防止中国金融系统崩溃的最后一道工序。五中全会没有向国人交代如何防止贪官盗窃国库，更没有交代为什么要贱价出卖中国金融体系。所以五中全会要求“大力发展金融”是一句空话，是骗人的鬼话。
► “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产业，要强化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大型煤炭基地，调整改造中小煤矿，开发利用煤层气，鼓励煤电联营。”
解决中国能源问题可分近中长期3个步骤。
近期要尽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这应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中期目标是将中国使用大多数能源 —– 煤炭气化。不开采煤炭，而是在地下将煤炭转换成瓦斯气，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大大降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维尘污染。这套技术德国己开发研制成功。
长期目标是中国和美国合作，开发新型无污染能源。布希总统己向中国提出此项建议。
无论上述任何一项，中国都要投入科学研究资金和人力，要沏底改变企业不投入研究基金的政策，政府应在税收上奖励企业投入研究基金。
能源问题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估计中国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三，解决三农问题
► “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
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
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规划》中对改善农村的措施和政策写了5个分段，列出许多政策口号，设想了许多详细目标，但就是没有写出为什么会有严重的“三农问题”？其根源在哪里？实际上，中共回避“三农问题”的根源。
“三农问题”的最终根源是中共独裁绞治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改变制度，列出一大堆改善农村的措施和政策是治标不治本，根本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
差距巨大的城乡差别日趋严重，剥削农民，压制农业和轻视农村这是中共几十年的既定政策。事至今日，农民反抗是理所当然的。
胡锦涛心里很明白“三农问题”的根源，他说：“无论是建国以来50多年的历程，还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头等重大问题；始终没有从中国在相当长的期间内都是农业大国的角度思考，做出中长期的决策；始终没有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出发制订和落实好方针政策；始终没有从国家社会制度、社会政治安危，处理好农民利益问题；农民始终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处于极不恰当的地位。”
仅管胡锦涛看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但他也无能为力，问题太严重了，积重难返，只有从根本制度解决，但中共不愿意放弃统治特权。
现在，北京政府下令取消农业税和减少苛捐杂税，压制和盘剥农民的数千万中共农村官员的生活出路就成了问题。这就形成了中共高层、低层农村官员和农民的三角
矛盾，不是靠五中全会的文件可以解决的。
四，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和西部地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中共设想通过城镇化，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减少农业人口，并且以不改变
现有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前提来解决“三农问题”。企望70%中国人口居住在各级
城镇，以形成强大的经济生产力地区和强大的消费阶层。
这个模式能否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
在完成农村人口城镇化之前，城镇化的速度要超过中共政权和农民的矛盾上升的速度，否则将是中共政权因“三农问题”而挎台。
取消城乡二元化的城市农村不同的户口制度，让农民可以自由居住在城镇。据报导，这个政策正在慢慢执行之中。
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的过程是否能成功，完全取决于经济是否能长期高速成长，以吸收农业人口转成城市人口的就业，否则将出现城市贫民窟。而中国粗放型经济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高涨而不下跌的，并且还取决于能源供应和国际市场环境。
在中国普遍缺水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几亿新城市人口的供水问题。
在中国普遍缺乏农村教育和农村医疗资金的条件下，如何对几亿新城市人口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
农民进城后放弃土地，一旦大批新城市人口就业有困难，又退不回农村，政府无力援助，城市就将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爆炸点，其危险性将大过于分散的农村矛盾。
六，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 “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为着力点，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和谐社区、和谐村镇建设，倡导人与人和睦相处，增强社会和谐基础。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继续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中国大陆社会根本不存在和谐社会，《规划》用的小题目是“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是一种打马虎眼的写法。据知，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对和谐社会的议题争论不休，没有达成协定。
事实上，在中共独裁统治下，中国大陆社会是分裂的，社会矛盾重重，各阶层严重分裂：城乡差距加大、贪富差距显着、政府百姓对立、弱势阶层扩大、道德良心破
裂、天人不合一。
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提出了如下问题：
► “现行政治体制是否适应国情？”
中央委员们自己不敢公开回答此问题，他们也清楚中共一党独裁专制政治体制不适应国情。
►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如何体现？体现在那几大方面？”
中共统治快60年了，如果还有什么优越性还需要中央委员们用这种方式来询问和讨论吗？
► “反腐败斗争工作展开十六年成效较差，党内社会上意见、民愤强烈，主要原因何在？”
愈反腐败斗争，贪污犯愈多，因为贪污的成本太低了，被捉判刑的只有1%，官官相护，做官的没有不贪。
► “民主党派人士、非共产党员人士，具备德、才、专业，有社会民意基础，符合担任地方政府省长、市长、县长，担任中央部委的部长、主任，为什么不能当？”
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做官。胡锦涛亲口答应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承诺：民主党派领导人可以做中央政府部长。承诺不兑现，要问胡锦涛。
► “民主党派组织，在地方、国家事业机构发展组织，符合宪法，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国情，为什么会有阻力？”
一党独裁，还需要什么宪法？
►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享有自由、人权、权利，是建国以来最多时期，但社会对现状不满却处于相对最强烈的时期？”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技俩，答应签署《联合国政治和权利公约》和《联合国人权公约》，人大不批准，全国不执行。迫害地下教会和法轮功，全面管制和监控互联网，关押互联网异议作家。在中国有吃喝嫖赌、贪污、买卖官位的自由，就是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
► “教育、医疗卫生改革彻底失败了，造成了社会严重分化，动摇了整个社会制度，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这是中共统治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共产党必须下台，以谢罪国人。遗留问题由别的党派和全国人民协商来解决。
中央委员们的提出的问题反映了中共高层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不满，在他们的争论和问题当中，中国不存在和谐社会，怎么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中共一党独裁专政下不可能出现和谐社会。
结束语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对胡锦涛而言是一个失败的会议，他提出的“和谐社会”议案没有被多数中央委员接受；他提出的人事任命方案没有一个被通过。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会被打折扣的，有的仅是宣传口号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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