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孙承武台北八日电）笔名“杜十三”的作家黄人和电话恐吓行政院长谢长廷，引起外界有“英雄合理化”的不同角度评论。不过，从法律层面分析，民主社会对“治安”要求，是凌驾于意识型态之上；类似激作做为很可能招致仿效，如有不满可循正常管道陈情，恐吓行径绝不足取。
从“ 319 ”枪击案嫌犯陈义雄身份曝光，到“炸 弹客”杨儒门落网判刑，乃至这次的杜十三恐吓谢揆案 ，竟出现似是而非言论，例如以意识型态角度合理化犯罪者言行，或甚至质疑警方破案都是“另有考量”。
刑事警察局副局长高政昇以杜十三案恐谢揆一案为例，说明杜十三既自许为社会改革分子，对当政者不满，可透过正常管道陈情纾缓不满。退一步来说，民主国家对政治人物施政不满，可用选票制裁，不应诉诸暴力，任何犯罪行径都不应被政治化、合理化。
尤其，就“维护治安”角度，媒体言论如造成价值观混淆，会导致一些原本言行偏激者受到鼓舞进而仿效，如此一来，更恶化治安，根本不足取，也是值得社会各界反省检讨。
中央警察大学教授章光明也持相同看法，他举过去有老荣民向当时的总统李登辉泼洒红墨水的例子，说明固然让某些激进意识型态者的不满获得发泄，但对这样的行为绝对要予以谴责。
深入分析，民主社会中任何的理由都不能做为犯罪者合理化犯罪行为的借口，当然言论自由应该保障，但是底线在于不能逾越法令。更何况一些激进者鼓吹的“理想”，未必经社会大多数所共同认定。
至于有人认为这起恐吓案，由于被害人是高官，警 方才能在一周时间内迅速破案，法界人士强调，任何人都有免于恐惧自由，身为执法者，警方办案从来不问对象，进而从掌握证据认定犯罪事证，外界不宜动辄从意识型态、动机论的观点看待问题。
不少与警方办案的检察官认为，社会对“治安”的要求，如能凌驾于意识型态之上，才是民众所共同认同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