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9日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最后一颗星辰陨落——老作家巴金的辞世，把巴金前些年倡导的——建立“文革博物馆”，又一次成为焦点话题，提到了世人的面前。恰在此时，有机会看到由美国独立制片人Geremie Barme和卡玛.韩丁（Carma Hinton）编导的反映文革历史的文献片《八九点钟太阳》（Morning Sun）。这部片子近期也正在美国东、西海岸各个大学校园和华人社区巡回放映，恰好是对巴金老人遗愿的一种正面回应。
尽管笔者已从各种海外媒体和网路上读到对《八九点钟太阳》的各种正、反面的讨论和争议，笔者在观看了此片后，还是要对编导者为保存文革历史记忆所付出的可贵努力，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
可以说，《八九点钟太阳》是一部“不是全景式的全景实录”风格的历史文献片。它的“不是全景式”，因为编导的立意，不是为了全面探讨和反映中国大陆发生在1966到1976的十年文革历史的成因、过程及其全貌；但是，它的“全景实录”风格，则是因为它非常准确地找到一个“提纲挈领”的切入点–一代年青人的理想主义幻灭，作为言说这段历史的叙述角度，因而把主要由青少年组成运动主体（特别在早、中期）的这场由毛泽东发起、领导的、在和平时代发生的共产党革命运动悲剧，作出了脉络清晰、由点到面的整体性描述。
仔细梳理，片中其实是以三个家庭和两部电影作为结构框架的。三个家庭的文革故事——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和女儿李南央一家，被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一家，文革中写作《出身论》一文而被处死的人权先驱遇罗克及其弟弟遇罗文一家，加上参与者（如正面入镜者和以阴影入镜者）与受害者（如画家黄永玉等）的旁述，其间又贯穿着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苏联拍的英国作家写的意大利故事《牛虻》的电影镜头。这三者当然不可能概括文革的全貌，但编导以相当睿智的方式，以谈话内容牵引，以镜头组接的蒙太奇方式，不着痕迹地深化着“理想主义的幻灭”这一主题在这几个家庭、几组人物和两部电影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将文革作为一场历史大劫难的成因、过程和后果，其“壮观”、荒诞与惨烈，向后世的观众（包括西方的观众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一代中国人），作了相当简洁、明晰的纪录和呈现。
笔者以为，此片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披露了多少文革的惊世秘密，或对文革作了多么深刻的思考、反省；虽然此片也选用了一些以往不为人知的内部资料镜头（比如中共全会与“九大”的会内镜头），但大多数影像资料，其实都是从以往官方的电影、记录片中剪裁出来的。它的意义，正在于它通过有机的剪裁，所呈现的文献性和纪录性。在中共官方多年来对文革历史的刻意遮掩、避讳所造成的群体性遗忘的大背景下，仅仅是这一种对文革历史影像的纪录和整理——虽然只是一个起步——就显得极为可贵。
这，其实正是巴金老人当年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本意所在。人们都很熟悉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抗拒专制主义的最好方式，首先就是要抗拒遗忘。历史，是造就现实和未来的“前世今生”。
中共领导人喜欢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教训健忘的日本人，他们却常常忘记了照一照健忘哈哈镜里那个屡犯不改的自己。一个不敢面对自己历史的民族，不会是一个真正有希望的民族。今天中国大陆的“神六上天”、国力增强，并不能成为掩饰历史灾难及其真相的理由——包括对土改、反右、大跃进一直到文革等等的历史欠账的漠视和遮掩，只会埋下新的历史灾难的根子。正是在文革的废墟上，才有了今天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为政者不但不允许社会公众对废墟加以清理，反而一方面对各方各面的清理者加以无情打压，一方面对造成这种废墟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等大开绿灯，大唱前朝旧调。如此下去，文革一类的劫难，就还可能换一种方式在神州大地重演。这，就是《八九点钟太阳》结尾提到的那个“毛泽东的幽灵”，还会让人吓出一身冷汗，深值世人警醒的地方。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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