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9日讯】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但是这个日子并不是适合办庆典的欢乐日子，而是提醒我们，在人权保障方面，我们究竟尽了多少心力？有多少人的权利仍然持续被侵害？因此，这是一个严肃、反省之日。
日本法社会学家棚濑孝雄曾指出，权利的构想始于“对暴力的认识”。人种歧视的现场，往往是最明显的，由暴力所宰制的空间。但是暴力的宰制，更多情形下则是隐晦不显的，是充满狡狯修辞学的。因此，指证出“暴力存在”的事实，才是权利产生的第一步。当我们认识到暴力的存在，指证出如此的社会事实，才能同时达成“主张权利／拒绝暴力宰制”的正当性。
暴力的宰制有时候也会以“既存权利”的型态出现，藉以掩饰自身对他者的压迫。然而一旦遭到指认质疑，就会出现对抗性的新权利。例如资本家长期宣示私人所有权的绝对性，却被劳工们揭穿其压榨本性，从而产生一组被称为“社会权”的，崭新的权利意识。
当然，比较前卫的权利意识（例如同志的结婚权），能否得到共同体，或者至少是“社会”的共鸣，是该权利得以落实与否的最大关键。相反的，由于权利意识的凝聚，是不是会反过来促成共同体的凝聚呢？即使是最乐观的肯定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必须有一个前提：亦即有一个充分被保障的对话／沟通的管道。有对话与沟通，才有可能出现共识与包容，而共识与包容正是共同体内部凝聚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综合上述，或者可以说，如果我们想要求得一个以民主、平等、人权为基本价值的现代共同体──或者干脆说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至少有几个要件必须符合：
一、认识暴力
二、否定暴力
三、进行对等沟通
四、得到社会共识
五、回复被排除的他者之权利参与
在政客高呼“人权立国”的今日台湾，形式上“暴力＝排他”与“权利＝参与”的二元对立论述，似乎已经是一个甚具正当性的论述。但是从具体的实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乏善可陈的成绩单上，可知这个论述很显然的并未被充分理解。这是因为现存于台湾岛上的各个族群或集团，在其各自的历史经验中，往往同时扮演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角色，因此习惯于“认识暴力→否定旧暴力（否定来自他人的侵害）→承认新暴力（争取自己的权利，纵使因此而侵害他人权利益也在所不惜）”的，无益的循环论证。大家均无力跳脱属于自己的被害意识，因此也就没有余力认清自己的暴力行为。吊诡的是，无力彻底认识自己的暴力行为，就无法彻底认识旁人所加诸于己的暴力行为，因此也就无法彻底否定暴力，更遑论沟通与对话、共识与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台湾要真正进入一个美好的人权共同体国家，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至于中国，就更是长夜漫漫路迢迢了。
（本文由中央广播电台《台湾观点》节目提供，节目首播时间为周一至周五17时55分，网址为：http://www.r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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