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3日讯】
卫立煌坐镇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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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后不久，共匪就报以颜色，来围攻沈阳，旧历年除夕。他下令枪决了一个擅自撤离阵地的师长，才稳住了局面。
卫立煌有一个类似新闻记者的习惯，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总部办公，夜里十二时左右，在官邸接见客人。卫立煌到任后的第九天，辽阳失守，第廿一天国军撤离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气，新闻界人士称之为“福将”，因为他过去剿匪期间，曾打过几次胜仗。
三十七年二月间，中央发表了王铁汉将军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董彦平将军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刘翰东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个时期，中央开始考虑到组织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拨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为时已嫌迟缓。因为那个案子，主要的对象，是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而东北的地方青壮，已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裹胁而去。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打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号，在辽南各地蠢动，所谓“民主联军”，实际就是共匪的部队。共匪是利用东北年老一代，对张作霖的怀念，委派张学思作“民主联军”的司令员，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统战的一部分。张学思的部队似乎和国军没打过硬仗，他们只是在乡村贴布告，给东北人民一个错觉，认为东北军在张学思的率领下回来了！，也就在同一时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议，应起用东北宿将，返回东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发表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占山将军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张作相和马占山在当时虽然都想有一番作为，但对整个东北腐烂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同时由于卫立煌要自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张作相实际上并未到差。至于组织地方武力、游击部队，也没有什么成效。
坐镇沈阳的卫立煌将军，所接到的报告，大都是请求援军，以及各大据点的相继失守。那时我们剿匪总部所发布的新闻，依然是抗战时期的老套，称“撤退”为“转进”。而且常向中央虚报军倩，伪造捷音。
王铁汉主席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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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情势，日趋糜烂的情形下，在沈阳最有作为的，则是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王铁汉任省主席那一年，仅四十三岁，他是一位学养都好的军事家，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担任第六二○团团长防守北大营与日本军队作战。以后并应邀在国联的李顿调查团作证。这位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军，在出任辽宁省主席之前，做过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领四十九军自江南返回东北，参加锦西战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调充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指挥第六军和四十九军，以及暂编五十五、五十七两师。他一向不赞同军人办报纸，设学校，所以他做了辽宁省府主席以后，省府也没有办一份机关报。他就任主席时，立志要把辽宁省从破坏散乱中整理起来，期能对东北大局，有些补救。所以他尽量整饬政治风气，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许多新人，推行新政，并制定“以工代赈”条例，解决难民的生活，并且主张“剿匪工作，应军民合作”，那时候河北省的新城县，有一套新的剿匪办法，他就派了民政厅长张式纶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卫立煌因循敷衍，王铁汉的许多构想，都未能实现。
王铁汉在辽宁省主席任内，奉行“公廉”两字，他要求同僚们四件事，第一是诚实，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视舆论，第四是争取民心。
他和新闻记者们聊天时，常常提出：军政领导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并且要能用学问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认为军事、政治的领导人物，最忌讳的事，是胸襟狭窄，气度小和眼光短，喜欢用能力不超过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驾驭。
在沈阳那个动乱的地力，在那个可以混水摸鱼的时代，王铁汉将军，确实做到了不要钱，也不为自己打算的守则。同时他肯用心思索问题和研究问题，对省政事务，也不大“下条子”表示他的权威。更难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点时间读书，补充他的精神营养。
不在混水中摸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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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斯闻记者，是被动的友善，尊重记者，而不利用记者。他家里没有官僚习气，而且自己接听电话，有记者去看他时，随时接见。答复问题，简洁中肯，从不使用官场中所常用的打“太极拳”方式。
他是生长在忧患中的人，在大时代的洪炉中经过陶冶，多少年来，从不自原则上撤退。我在沈阳做记者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触。我看见过，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饭，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对国事的焦虑。以及有胆识和抱负，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极少数的清廉和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之一。
当时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东北的接收大员，人人能像王铁汉，局面也许不会坏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极欣赏辽中县县长陆登的操守，因为他在辽中撤守时，把整整两蔴袋东北流通券，交还给省府。那是当时省府拨给他就地买粮的钱，在辽中撤守时，他不交回那笔钱，不会有人知道，更何况在战乱中，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吞没那笔款子。
我特别要提出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陆登在缴回两蔴袋现款那天，我正在省府采访，刚好给我碰到了，并且替他发了一条“花边新闻”。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闻记者。在过去这段悠长的岁月中，就是愿意和清廉的官员接触，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锦的衬衣打补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纲家中孩子睡的上下铺，王任远把有人送给他的礼物退还，沈之岳的儿子结婚时，不发一张请帖，连省主席陈大庆送的一件衣料，做为他儿子结婚的贺礼，也原封不动的退回去，宁肯在第二天亲去陈府致歉。李焕领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饭馆吃饭，全家仅吃了八十几元钱。凡是这些清廉的官员，我都从内心中，对他们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渐渐领悟到，东北之失，甚至大陆之失，原因之一是失败在“文官要钱，武官怕死”这八个字上。当然在政策上的错误，和匪谍的渗透，也是大陆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报”工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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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沈阳“新报”工作，一直很受社长徐露放的重视，他认为我的表现不差，只是脾气大些。因此他常劝我在修养上，多下些工夫。由于他的重视，因而上海“大公报”的驻东北特派员张高峯撤回关内后，该报的负责人胡政之写信给徐露放，要他在现地物色一位驻沈阳的记者时，徐露放就推荐我为上海“大公报”发电报和写通讯。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和天津“大公报”，重庆“大公报”，都是属于国民党政学系的系统。是支持政府的报纸。后来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给王芸生抓到手里，带着报纸向共匪投降。共匪窃据大陆后，上海“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关闭，仅剩下天津的“大公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十足的成为“匪报”。不过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时，迁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也被共匪封闭了！因此人们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张季鸾先生还在的话，各地的大公报，都不致变节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张支持政府反共的报纸。
我兼任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后，就搬到“大公报”和上海“申报”合用的办事处去住。那是军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给两家上海报纸的办事处。是一栋高级洋房，在旧“日本租界地”内。内部的设备也很讲究。在办事处中，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合用了一个送稿的工友，一个厨子，有新闻时，我们交换消息，仅写法不同。不过在不久，上海“大公报”的责备来了，他的责备方法是，由地方组编辑张蓬舟先生写信，称道我的电报发得得体，通讯写得也好，仅是不希望和“申报”雷同。从那以后，张蓬舟天天寄一份“申报”和“大公报”有关沈阳专电部分的剪报，供我参考。我因为在“新报”做采访主任，发电报时，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报”的韩清涛是报界前辈，我必须礼让，而不能由于我的力求表现，使韩清涛先生难过。更何况我们每天同桌吃饭，相处得十分友善？因此我们想出个法子，今天我发几条重要电报，明天则要韩清涛发几条重要电报，表示两报仍有竞争。此外上海“大公报”有一个好制度，尊重记者的独立精神。例如我发的电报使用“匪军”，他们决不把它改成“共军”；报社不愿用的特写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动记者署名文章的文字，并说明不用的理由。
那时侯我所担任的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地位实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报的地位来说：似乎相当于“联合报”的驻桃园记者，但当时的报社负责人胡政之先生，却常常来信鼓励，也常有电报来称：“吾弟所发电报极佳”，在最后沈阳被围时，政之先生又有电报发来：“盼吾弟坚守至最后一分钟”。我兼做了上海“大公报”半年多的驻沈阳记者，不认识胡政之和张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报”的门朝那边开。但却觉得他们对于记者，颇为礼遇。对读书人很尊敬，这也就是在沈阳失陷当天，我尚替那家报纸，发了最后一条电报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报”对于记者发电报的字数，不加限制，而且要求发加急新闻电报。在那段日子，张蓬舟和我通讯较多，一直到后来我逃到重庆，张蓬舟还写信给我，他不相信共匪会席卷大陆，更不相信中国五千年的儒家精神，会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说。因而他认为报人应为保卫自由，多尽一分力量。
此外我过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经打到沈阳城的周边，“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即，大多数报纸，已改称“匪军”为“共军”，“新报”是否也该跟随大家改变，我告诉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后，我们即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们去杀头。我们继续称之为“匪军”，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很有骨气，即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杀头，也会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见，“新报”出到最后一天，第一版的头条标题，仍是“我军与匪军在东陵有激战”，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军在长春所办的“前进报”的总编辑，他逃出长春在我之后，他本预备携眷经沈阳返回关内，但我却建议徐露放，把他留在“新报”做总编辑，于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来。等到沈阳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还有“中央日报”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单中，被指为地方性的第五级的“文化战犯”。因为当时我们曾为“新报”招考了六名记者，考试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们所录取的六名记者中，平日表现很好，文笔也流畅，新闻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拥护政府，没想到沈阳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记者中，竟有两名是匪谍，一个是“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教育委员会”的。我们之被列入“五级文化战犯”，就是这两个匪谍，所开的黑名单。沈阳城破后，这两名匪谍，到处寻觅我和汪河清。由于当时急于逃命，我逃亡时，没有和汪河清联络，也不敢联络，后来在我逃抵北平后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于是在北平见面时，给汪先生大骂了一顿。因为那时他的夫人，正在怀孕。汪河清在化装逃难中很吃了一些苦头。他责骂我“重命轻友”，自然是应该的。
一件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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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报”担任采访主任和作“大公报”驻沈阳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灭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蒋总统莅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并预备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飞到沈阳视察，十月一日晚间，国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先到达沈阳，当晚他就到上海“大公报”的办事处找我，要我给“大公报”发一条“国军收复辽西重要据点大虎山”的新闻电报。他并且告诉我，实际上大虎山并没有收复，发这条电报的目的，是要总统看了高兴。我告诉他何以不请“中央通讯社”沈阳分社发电，全国各报，都可采用，他说：“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支持的民营报纸，领袖很相信“大公报”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视。我说：时间已晚，而且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现在也找不到，电报不易发出。他则表示：由他本人在新闻电报上签字，就可以发出，勿须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过目。同时他说：他的车子就等在门外，写好稿后，立即可以发出。我说消息是不确实的，报社会不高兴。他答：胡政之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由他负责。总之让领袖高兴一下子，比什么事都重要。这也就是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的作为，我最后告诉他那岂不成为我们在欺骗领袖。于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于这类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陆剿匪时期，将会有许多事，经由少数的高级官员，蒙蔽了上级，当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为，却极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
昭陵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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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的那段岁月，我的工作虽然很忙，却也有一些悠闲的日子。夏天在东关的万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红叶”，走在古老的树林中，欣赏一片一片的落叶。
沈阳的国立东北大学，就设在北陵。若是太平岁月，看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古老的树下，发出朗朗的书声。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当时的情趣。记得当时两人曾爬上一颗老树，合唱“长城谣”，采些不知名的红叶，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树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华表的前面野餐，然后在太阳将落的时候，坐三轮车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享受着晚风的吹拂。
没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诗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金色年代。
被围困的长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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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沈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单供军政首长阅读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派出C46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复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沈阳的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驾着飞机，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但我计划随机采访，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他新闻同业，第二不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他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仿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公尺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并且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于违背诺言。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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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被共匪紧紧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后，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连小型的联络机，也无法在城区内的“皇宫机场”起落，名符其实的成了一个孤岛。因为守军的兵力薄弱，也无力出击，当时它的处境，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因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崑所部的新一军三十师和五十师以及暂编五十三师，都被调往沈阳，长春仅留下了李鸿的三十八师，以及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和由吉林撤到长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后来李鸿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新七军，李鸿也升任了军长，那就是防守长春的主力。
第六十军的军风纪，自吉林撤退后，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时，且有掠夺事件发生，而由新一军三十八师扩编的新七军，在心理上就轻视六十军，因此这两个友军，一直就发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郑洞国将军指导下，自长春出击，出击的目的，则是扩张粮源，“抢粮”图存。当出击的行动开始后，新七军的卅八师和五十六师占领了距长春五十华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师则攻下了长春以南三十华里的大镇范家屯，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则占领长春东方廿五华里的兴隆山。但结果是“抢粮”的目的，丝毫没有达成。因为共匪在撤退时，已把粮食运走，出击的部队，仅在小合隆收购了几千斤粮食。
那次出击，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对军队的信心。于是郑洞国又及早下达命令，要卅八师撤回长春。因为那次出击，长春唱的是“空城计”，怕共匪乘虚而入。
郑洞国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师防守长春城区，六十一师第二团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师一二两团防守大房身机场。五月廿三日晚间，郑在他的指辉部内，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就在开会时，匪军发动了一次攻势，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军被围，经过一夜的战斗，共匪“以大吃小”的战术成功了。在战斗结束时，六十一师的第二团溃败，副团长被俘，五十六师的两个团，也全部瓦解，副师长王正国和两个副团长被俘。
洪熙街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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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长春有人口六十万，部队五万余，五月以后，军方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开始鼓励市民出城，并开放卡哨，但共匪却把放出的人，又赶回来。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
进了七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曲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
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匪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
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据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饥饿中，在生死的边缘上，人为了求生，什么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后，甚至连求死的勇气和愤怒的情绪，也完全消失。当时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话中的酆都城。
吃酒曲和树叶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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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也许没有人相信，民国三十七年秋天，长春的食米，每市斤会卖到一亿二千万元，在数学上是九位数字。更不会有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抬高物价的方式发财。但当时，确实有人囤积居奇，而且军需人员和粮商间，还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韩道诚教授，当年他在新七军政工处任科长——后来告诉我说：“那年的中秋节，军方把储备过冬的食粮中，抽出了一部分，发了一天实物，算是犒赏，那是长春笼城中，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韩道诚特别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长春的市民，吃完酒曲和豆饼之后，都面部浮肿，当人们，连树叶都吃光时，共匪却在更深人静时，故意杀猪，把猪的叫声，用扩音器，向驻军地区播放。那种心战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飞机，每天空投粮食十八万斤，但粮食投下后，落入六十军的防区，就由六十军没收，落入新七军的防区，就由新七军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获者隐藏。更有些因风向不对，飘落匪军地区。那些粮食，依照政府的计划，是给驻军过冬用的，但局面却没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辽南调来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由潘朔瑞率领，先向六十军进攻，然后再向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劝降，并在六十军司令部的地下室内，设了一个联络电台，作为匪军和六十军的通讯工具。那个秘密，很快的就被长春情报单位负责人安震东获悉，并且报请郑洞国处理，但郑却不敢动手。
十月初旬，政府决定放弃长春，并派了一架P51机空投突围命令。当时的撤退计划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向梅河口方面突围，然后由廖耀湘兵团接应，撤至沈阳。但这个命令，马上被六十军泄漏给匪方，于是共匪就预备了两个纵队截击，另派十一个独立师追踪，企图一举消灭新七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