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吴思玮台北二十八日电）随着二二八事件历史真相的平反，抚慰了二二八受难者及其家属的伤痛，也让新一代的台湾人从中习得教训；然而，鲜少人知，原住民邹族人也曾经历二二八事件，回顾过去，邹族人选择“面对、原谅，从新出发”，平抚哀痛，并致力推动用邹族的立场与文字写下自己的历史。
回顾这段历史，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系主任浦忠成（邹族）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时说，阿里山邹族人uongu yatauongana，日本名矢多一生，国民政府来台后改名为高一生，一九零八年生于特富野部落系统的lalauya小社（今为阿里山乡乐野村），是当时邹族的知识份子，国民政府来台后担任吴凤乡首任乡长。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波及嘉义地区，受到常进入山区的汉族医师林立等士绅请求，高一生派员下山维持治安。
高一生在三月五日以电话通知各村的青年干部组成“高山部队”，由当时曾任日军尉官的汤守仁带队，高一生则在山上坐镇指挥。
高山部队途经兰潭红毛碑弹药库，取走枪炮与弹药后，随即分成两组，一组包围嘉义机场，另一组参与维持治安的工作，但在三月十日，汤守仁觉得情势危险，决定撤回部落，同时携回武器，三月十一日国军随即在嘉义市区展开屠杀。
浦忠成指出，当时邹族在嘉义的势力很大，引起多方势力投靠，包括接待当时的台南县长袁国钦躲避二二八事件、给予蔡孝乾等台湾共产党员人道协助、帮助林立等知识份子人躲避国军。
但是，与党外人士的接触，以及当时高山部队携走武器回到阿里山等事件，却让邹族陷入危机，甚至包括当时的泰雅族省议员林瑞昌(Losing Watan)居中向国民政府协调高山部队携械一事，也引来杀身之祸。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邹族的高一生、汤守仁、汪清山、方义仲及同案的泰雅族人林瑞昌、高泽照等人遭国民政府判刑枪决；邹族武义德、杜孝生则被判刑入狱。
事实上，浦忠成表示，还有许多历史真相仍待查明，特别是当邹族人受到国民政府思想教育后，对高一生等人的看法仍旧褒贬参半，因此，希望未来的邹族人，要用自己族群的立场记忆历史，建立自己的史观。
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副教授、邹族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汪明辉（邹族）说，当时红、蓝、绿三股势力都希望受到高一生的支持，而他与这三股势力也都保有良好的关系，但从史料看来，高一生并未改变对“邹族原色”的坚持，凡事以邹族为出发点。
汪明辉指出，虽然各个政党、政权都曾写过邹族的历史，但最重要的，是邹族人自己如何看待历史，并期待一个以邹族为主体的历史诠释。
汪明辉更认为，邹族史应该用邹语书写，因为用中文书写邹族史只是缘木求鱼，邹族的主体性会在中文的诠释中丧失。
高一生的次子 (排行第五)、现年六十七岁的高英杰表示，过去曾经将自己心中的抑郁悲愤寄情在词曲创作上，现在历史已经大致平反，没有什么好埋怨的，期盼在台湾的其他族群，在面对二二八事件时，也都能够解开心结。
从小学主任退休的高英杰说，现在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希望用另类的方式纪念二二八，从历史文献的阅读上关怀二二八，也希望未来邹族人能够自己写历史，让现在的邹族年轻人都能了解邹族的历史与地理。
当时曾参与高山部队，也是当时的乐野村村长的武义德，高龄八十二岁，他在一九五二年被捕入狱，直到一九七五年总统蒋介石逝世后才得以特赦减刑，服刑期长达二十三年，是邹族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中唯一仍在世的人，他经历过日本政府、中国国民党政府、民主进步党政府的政权轮替，但总是用以德报怨的态度面对每一段历史。
武义德以邹语告诉中央社记者说，只希望现在的邹族人能够“检讨、了解过去，从新出发”。
邹族人走过二二八的伤痛，期盼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历史，用自己的角度写历史，虽然二二八事件受到平反时，当事人已不在人世或是白发苍苍，但或许就如同高英杰的歌词中提到的“朝阳重现在部落的时候我们都老了”，虽有喟叹，却也重见光明！
